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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秋天我到北京，某日与几个朋友驱车昌平。车过中国政法大学门前，朋友中的一位突然提起了海子之死。没有人搭腔。车开得飞快。也许，在90年代差不多已经过尽之时，又跟80年代末的那次死亡偶然相逢，不免让人有几分恍惚。不安的沉默过后，车厢里未能把话头变成接力棒的那位，用“在我们和海子之间竟已有十年距离”这样的叹谓，收束了没怎么打开的话题。
现在略记当时情境，我又联想到米沃什一首以“驾车奔驰”开头的短诗。诗人忆及：“猛然间一只野兔在路上跑过，/我们中有人用手指点。”但“那是很久以前。而今——/那野兔和挥手的人都已不在人间”。
我们却仍然坐在奔驰的车里。跟米沃什那首诗表述的意思不大一样，让我“感到纳闷，惊惶”的并不是“他们在哪儿”而是我们“去向何方”。
十年过去了，尽管海子之死依旧是疑问或神话，海子现在“在哪里”却好像越来越明白无误。对于读者和研究者，厚厚一册的《海子诗全编》已不算陌生，用以“指点”海子的词也好像（奇怪地）越来越确定，正如海子这个名字在文学史的某章某节里会有一个确定的位置。青春，抒情，纯粹，激荡，即兴，才气，隐喻，寓言，梦想和乌托邦——这样的海子对于仍坐在奔驰的车里，与之“偶然相逢”的我们，又会是一个奇异的标识物：或许“我们中有人”以怎样的方式“用手指点”，就足以表明指点者“去向何方”；然而出于褒扬或贬抑的对海子的“指点”，能表明的很可能是“指点者”并不确知该“去向何方”……
以上这些话写于上世纪末梢。之后又过去了二十多年，距海子之死已近三十五载，他还活着的话，也快满六十岁了。就在这个秋天，我又曾到过北京几天，要是又面对同样情境，估计，我依然会有相似的“恍惚”“不安”和“沉默”；坐在同一辆或显然大不一样的另一辆车里“偶然相逢”，我也还是并不确知正“去向何方”，该“去向何方”……而当初，三十五年前，或许更早，我似乎以为方向是确定的。
尽管很早就知道海子，也跟他有许多共同的朋友，但我和他没有任何交往。现在，我完全不记得1989年3月底收到西川那封只有一句话，告知我“海子于1989年3月26日黄昏6点在山海关卧轨自杀！”的快信之前，我是如何阅读和感想海子诗歌的——20世纪80年代，主要经由1986年油印的《麦地之瓮》（海子与西川的一本诗合集）和骆一禾主持的《十月》诗歌栏目，我读到过一些他的作品——海子自杀后，当然，对他的阅读就免不了（必然会）跟他的死亡，跟他的死亡方式相联系……距海子卧轨才两个月，因突发脑溢血，昏迷了十八天，骆一禾也告长辞，这就更是将暴发于这一年的凶猛剧烈悲壮的年轻的死亡，浇注混凝进了对这两个诗人的共同阅读。海子和骆一禾被并置在一起（在他们生前即已如此，通常还会加上西川，诗歌江湖上号称“北大三剑客”，要是再加上老木，则合称“北大四才子”），比较他们诗歌的一致缘起，相互生发，诸般类同，个性特异，尤能显出他们各自的立体和生动。
“我们中间用手指点”海子的人，首先是骆一禾。海子诗歌的被辨识，被许认，被重视，被拥护，正是由骆一禾带头开始的。也是骆一禾，在海子死后，立即确知并宣告人们“海子是不朽的”。骆一禾的绝笔，则是在他脑溢血昏迷倒伏的前夜，1989年5月13日写下的《海子生涯》。
《海子生涯》是我为《上海文学》杂志代约的一篇文稿，未及刊出，就传来了骆一禾病逝的消息。于是，杂志编辑又命我赶写一篇这两个诗人的悼文，同《海子生涯》一起登载于1989年9月号的《上海文学》。这篇题为《丧失了歌唱和倾听》的悼文，大概是最早正式发表的纪念这两位诗人的文章。基于当时的特殊氛围，基于这两个诗人之死带给我阅读他们作品的新的震撼，新的感动，新的会心，我也试着从“我们中间用手指点”了一下——“我把一禾看成了一个倾听者，一只为诗歌存在的耳朵。而海子则是嗓子……他歌唱永恒，或站在永恒的立场上歌唱生命。”
那个夏天，我对这两个诗人的了解仍然非常少，大概仅读到过他们写下的全部诗文的百分之一；尽管现在我也不能说了解他们，但我已经将《海子诗全编》和《骆一禾诗全编》紧挨着排列在了家里的书架上。如果安排我穿越回去，仍旧在三十五年前的那颗毒日头下“用手指点”，我大概不至于那么笼统地说海子只是在歌唱永恒和生命——从他的嗓音里，能够听到的东西其实非常多（那么庞杂，那么浑混，那么厉疾）；不过，我会进一步指认骆一禾作为倾听者，作为为诗歌存在的耳朵的诗人形象——应该说这不仅作为一个形象，这正是骆一禾之于80年代诗歌的作为。
在不太准确地讲述了海子的歌唱（“用了多重嗓音”），指出“一禾有同样优异的嗓子”之后，我更多指向了“然而其倾听尤为可贵……倾听对于诗歌实在更加根本”。而“在海子和骆一禾之间，事情就是这样——由于一禾特别恳切的倾听，要求、鼓励、磨炼和提升了海子的歌唱；由于一禾特别挑剔的倾听，海子的嗓音才变化得越来越悦耳……”用“挑剔”形容骆一禾对海子的倾听，用“悦耳”形容海子的嗓音或许不适切，但在一篇悼文里，以歌唱者和倾听者比方，说出这两位诗人的关系，我（现在依然）觉得没什么不当。况且，说骆一禾是一位倾听者诗人，其实不限于悼文里的一个比方。
留存下来的骆一禾比较早的一篇题为《春天》（1985）的创作谈里，他提到了“我们有时候坐在一起，念一些诗，倾听年轻灿烂的瞬间。青春倾听青春的声音，这是不会常有的幸福”。骆一禾最重要的诗学长文，完成于1987年5月的《美神》，一开始，即涌趯着这位诗人的倾听——他的出发点：“我在辽阔的中国燃烧，河流像两朵白花穿过我的耳朵，它们张开在宽敞的黑夜当中，谛听着大地与海洋的搏斗……我是有所思而燃烧的，因为我的诗以及我个人，是在辽阔的中国醒来，在1980年初期一个多思的早上醒来。在那个时期，我在这块大地上游走，聆听教诲，寻求思想，壮大我自己的身心。”由此进展其写作，贯穿着的最关键的诗艺，我想，便是他在《修远》（1988）一诗里提示的“灵敏其耳”。
他期望听到的不止于“风雨雷电、黄昏和火阵、我的伴侣、朋友和姐妹们在沉睡中吹息放射，呈现出他们的面颊、手艺和身体”。还有更为真要的真是——“生命的放射席卷着来自幽深的声音”。像他在另一篇诗论《火光》（1989）里讲的那样，“他为了将自己的创作不是囿闭的，而是打开的和先锋的，他就必须付出述梦般的努力以寻找自己独有而他人不具有的诗歌心象，探索自己无与伦比的所在，这也是将独具发挥到极致的可能性所在”。从而，“我听到一个声音说：‘在这样的说之外不该有对于它的说了’……”——“这真正扩大了生命自身的作用。同时加深了他对时间的质量的认识。否则他非但不能完成自己的某种贡献，也不能体会到其他的诗人的特殊性，从而将自己封闭在已死的深渊。”
所以，比如说，他曾经为《十月》杂志的诗歌栏目去张开耳朵，就绝不会止于一个职业编辑投身其诗歌工作的那般倾听。在首次开设这个栏目的简短引言里，骆一禾写道：“我们祈愿从沉思和体验开始，获致原生的冲涌……为此这诗歌成为一种动作……某种震撼人心的东西骤然变为能听见似的，从而体验今人的生命……”他辨音力极强的广泛洞彻的倾听，成为令“诗歌成为一种动作”的一个首要动作，这动作也不会仅仅为了一个诗人个体的书写，它还关乎，比如说，骆一禾在致一位朋友的信里所说的“我感到必须在整个诗歌布局的高度上，坚持做一个独立诗人”的综观，以至于“大全”的考量。
1989年初，在提供给上海文艺出版社编选《当代青年诗人十家》的一份自己的简介里，海子宣言：“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这想法和说法跟骆一禾没有二致，不妨是从倾听动作到诗歌动作的升级版。可以想见，海子听到了骆一禾的倾听。实际上，这两个常常被并置在一起阅读和倾听的诗人，一直都在相互倾听，也共同倾听着世界和自我。这敞开的倾听是这样的动作——它但愿能够将“绝不是唯我的”“触及了大全、生命构造而不可化学式地‘还原为人’”的“蛮貊之音”（骆一禾特意从汉译惠特曼《自我之歌》里摘引的一个语词）一如自我“生命的放射席卷着来自幽深的声音”遣上笔端；它试图就是一种去成就集体的诗的行动……这浑古高迈的企望，却（当然）不是凭空构想，回头来看，我以为，在80年代兴起的青年诗歌运动的江湖上，那些形形色色抱团于流派、组合、协会、主义、同盟、圈子，还互相频繁串联的诗人们，已经正在以种种偏三向四的方式实践着各有所取的集体写作。西川记得，骆一禾有一个“北大三剑客”一起写一部伪经的宏大构想，那应该是要去运作所谓集体的诗吧；骆一禾跟海子竞相开展的史诗、大诗写作，同样体现着他们要去成就那集体的诗的行动。
很大程度上，骆一禾的倾听是为着参与塑造这所谓集体的诗的行动的。它所指涉的，无论在诗还是在诗论，还是在诗生活，往往会从“我”及于“我们”。骆一禾对海子的倾听，的确正好是这方面的一个显例。十几年前在一次讨论会上，骆一禾的妻子张玞回忆说：“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一次是张颐武带的海子去见的一禾，海子当时写的一首《山的儿子》，是他特别早的一首诗，他的诗歌从此被一个人甄读了，被一个人评价了，这个人就是一禾。然后海子诗歌受打击的时候，一禾也跟着去分析他的诗歌、朗诵他的诗歌。一禾和海子的关系，我也找不到合适的词来说，一禾的日记里有一句话，我到现在说起来都非常感动，一禾在海子去世的时候在日记里写道：‘上帝，你杀死了我自己的一个儿子。’……”——老木从哪儿看到了这段话，几年前的某一天给我发来一条短信说：“……想请你补正一下，当年是我把海子带到骆一禾面前的，我介绍说这是个天才。可惜了二人都英年早逝。”发这短信的时候，老木才被人从巴黎街头找回来没多久……又过了没多久，2020年11月27日，列名“北大四才子”之一的老木也病逝了。
西川视骆一禾为“我的良师”，张玞以其跟骆一禾生活的密切和观察，“觉得一禾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海子的老师”。在“北大三剑客”或“北大四才子”以至更大的范围，骆一禾的确因其超凡的听觉、识见、构想、造为及人格魅力而起过很重要的开导作用。有不少人去比对骆一禾、海子的写作和诗学主张，他们的互涉，重叠，对话和相向相约相反相成，以表发骆一禾对海子形成过怎样的影响……往往，这种影响会来自骆一禾的倾听，包括他所接受的影响。
骆一禾自称的“情感本体论的生命哲学”诗观的形成，颇多吸收了他曾认真研读的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的大陆中文全译本要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期才告出版，196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过这部巨著的第二卷中译本，作为“内部读物”发行；不过骆一禾研读的大概是台湾出版的中译本《西方陆沉论》，或许也不是全译本），我甚至觉得骆一禾写作的语言方式，也有一些受了斯宾格勒的影响——打开汉译《西方的没落》第二卷，读一下第一章“起源和景观（甲）宇宙和小宇宙”的开头几节，大概就会有这样的印象——就像我觉得骆一禾写作语言的节奏、用词和调性，受到过官话和合译本《圣经》的影响。但骆一禾想象的世界图景、历史图景和文明图景，却并不同于斯宾格勒。他更愿意转述鲁迅的话：可以生可以死，这才是大时代。认为“中国文明在寻找新的合金，意图焕发新的精神活火”。那么，虽然“吾人正生活于大黄昏之中……但活泼泼的生命正属我身，这也是我们所能依凭的唯一的东西”。跟衰末的“大黄昏”相对相应相化迁的再生、新生的“一片朝霞正汹涌奔腾”，是骆一禾重要的诗学概念。海子在他的《诗学：一份提纲》里专列“朝霞”一章，正是一番风从响应，更唱迭和，其发挥说：
这就是像一根火柱立于黄昏之国，立于死亡灭绝的秋天……这就是落日的景色，这就是众神的黄昏。这就是幻象。
但是我……我为什么看见了朝霞
为什么看见了真实的朝霞？！
海子的诗学跟骆一禾的诗观对接交融着。对海子的阅读，却应该像其写作本身，要从（作为围范和助推器的）如此影响及一切影响里掀擢冲刺，抵至（用骆一禾的说法）“将独具发挥到极致的可能性所在”；对骆一禾的阅读也是一样，联通海子，联通宏大的倾听，更显现其“创作不是囿闭的，而是打开的和先锋的……”因为他们正是这样的诗人。所以，我想，在三十五年前的一篇悼文里讲起骆一禾的倾听，海子的歌唱，又在三十五年后再去强调，那意图只有显扬——倾听和歌唱是每个诗人的才能，或曰本能，海子和骆一禾都不缺这样的诗人品质；相对于海子，骆一禾的倾听更为优异，是其诗歌天才的极为重要和特长的方面，对它的强调，是在强调骆一禾“判断力和创造力综合的艺术思维创作活动”。
骆一禾对海子的倾听，尤其凸显于海子卧轨自杀后，包括《海子生涯》在内的他那些关于海子其人其诗的文章和演讲，以及他对海子遗稿的整理工作——骆一禾贡献给人们一个他所辨音的海子，一个他整体性地把握、勾勒和塑形的海子，其细致清晰，表明那是长期注重和思量的结果——这引导着人们对海子的倾听和阅读，解说和批评，直到现在仍然如此；那个骆一禾“用手指点”的大的方向，总的框架，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没有被突破……原因只能是，的确再没有谁比骆一禾更为真切地听见了海子，认清了海子；何况，骆一禾还是非但最为明了海子何以歌唱、如何歌唱，而且热烈参与了那样的歌唱的倾听者、阐释者、和声共振者。
三十五年前，跟我那篇悼文发表在《上海文学》差不多同时，我去上海一所高校的学生诗社，以《诗歌烈士》为题讲过一次海子。“诗歌烈士”正是骆一禾对海子的看待，这看待又跟海子的短诗《献给韩波：诗歌的烈士》有关系。诗的最后两行：
埋于此：太阳
海子的诗
我的《诗歌烈士》讲稿大概依据骆一禾的看待及海子的诗，重点关注海子之死，从这位自杀的诗人大量抒写死亡的诗句篇章，见其“思维和想象的速度已扩展为和死亡、闪电同等的速度，一如1987年的《太阳》自成烈火”。我甚至认为海子“以全部青春生命和意志为诗歌牺牲，最终选择死亡来标点他灿烂诗篇的惊叹号”。将他的自杀也当作“一次性的诗歌行动”（这句话来自海子的《诗学：一份提纲》之四“伟大的诗歌”），说是“他的诗歌走向导致了他的1989年3月26日黄昏——这次自杀作为一项最后，也是最初的行动，又反过来成为海子诗歌重要的一部分”。现在重读，我惊讶于自己当初这种涉嫌从一个诗人的结局去反向发明判断的大胆海口。那原因或在于，三十五年前，如海子自杀这样的事实之过于不能接受而又被迫接受了，巨大的感触一时如电骇令人激亢。
那原因更在于，就像我在《丧失了歌唱和倾听》一开始引布罗茨基的说法，“‘诗人之死’……即便作为一个词——也跟诗人自己的作品，即一首诗那样明确”。海子如此明确地自主呈显其死亡，很难不让人将它跟他的作品相联系，很难不让人以为它明确得就可以是他的一件作品……尽管，人们会在海子的写作之外为其自杀找到这样那样的可能性动机，但是真的有可能仅仅将他的自杀认作一个无关其诗歌写作的意外事件吗？在得知他的死讯之际，或在三十五年之后，真的还能将海子的自杀行动剔除，不带“谬误”地阅读这个诗人和他的诗篇吗？——当“我们中有人用手指点”着那只野兔，你不太可能从那指点望过去却好像并没有看见什么吧。
“对于中国当代诗歌，”——前两年，在谈及年过九十的诗人灰娃一本新诗集时我这样说——“不可能去做那种新批评诸君强调的警戒杜绝‘意图谬误’及‘感受谬误’的事情；一个深度介入其中，共同进退，以之为生活和命运的人，既没有理由，也没有条件，假装超乎其外，超乎其上。看待灰娃的写作，你的眼睛就一定会看见，也一定要看见这位作者——她的背景，她的来历，她的故事，她的选择，与其诗歌的关切——并且，它们难免牵涉到你的背景，你的来历，你的故事，你的选择……”面对“一首诗那样明确”地死于三十五年前，死于二十五岁和二十八岁的海子、骆一禾，情况就更是这样。在《诗歌烈士》里，我称海子为“一个贡献给诗歌的人”，正是将北方春天那个黄昏的死亡事件，认作了这位诗人一系列诗歌行动的加速度造成的突进和突变……再次重读海子，他的死，他的死亡方式，依然不可能（无法）省略——在《诗歌烈士》里我又说：“那次死亡对海子和他的诗并不意味着结束，而是意味着超越。”骆一禾说得更好：“当他炸裂时他的诗作已成为了一派朝霞。”
我认为海子“对过去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这句话或许写在三十五年前我给骆一禾的一封信里，被他的《海子生涯》引用），也明显犯触了反向发明。可是只要（不得不）“从死亡的方向看”
就只能（不得不）如此——海子之死的确不得不参与进海子之诗，让他成为不同于生前的新的海子。我想（难免又在反向发明），这是被赴死的最后的海子意识到的——要不然他的诗歌绝笔不会这样写：
春天，十个海子全部复活
在光明的景色中
嘲笑这一个野蛮而悲伤的海子
这复活的意愿，又恰好属于“但是我……我为什么看见了朝霞／为什么看见了真实的朝霞？！”。那“光明的景色”和这首诗最后问起的“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以及他另一最后诗篇《桃花》的第一行“曙光中黄金的车子上”，也仿佛映着朝霞……骆一禾指点过：“海子的诗不是一种终结、一种挽歌，而带有一种朝霞艺术的性质。”这朝霞指涉“新诗、朝霞和生机的时间”，但愿能够从“挽歌、诸神的黄昏，死亡的时间”“汹涌奔腾”出来。复活，是海子在其诗学提纲的“朝霞”一章里这样的想象：“沙漠缄默的王担着他的棺木行于道上，看见了美丽无比的朝霞。”而它又是属于集体的诗的行动的，如果海子之死是所谓“一次性的诗歌行动”的话——海子写下的较完整的表述是“主体人类在原始力量中的一次性诗歌行动”——那么，祈望于春天复活的，就不仅仅是“一个”海子及其诗歌。“十个海子全部复活”，大概“表达”了海子在其诗学提纲“伟大的诗歌”一章最后提及的“一种隐约的欣喜和预感”，那就是：“人类经历了个人巨匠的创造之手以后，是否又会在20世纪以后重回集体创造？！”
对此，我的反应大概也会在问号和惊叹号之间……不过，1990年编制《倾向》第二期“海子、骆一禾专号”（这是最早印行的海子、骆一禾诗文选辑，也收录了亲朋好友纪念这两位诗人的诗文）的时候，我将海子和骆一禾都颇为尊仰的维吉尔的几行诗（杨宪益译）引写在了《编者前言》里：
现在到了库玛谶语所谓最后的日子，
伟大的世纪的运行又要重新开始。
……
从高高的天上新的一代已经降临，
在他生时，黑铁时代就已经终停，
在整个世界又出现了黄金的新人。
我想要表达的，是对海子说出的“一种隐约的欣喜和预感”的赞许，再就是在那篇简短的《编者前言》结尾讲到的：“阅读和思考海子和骆一禾，就更是为了要认清——该向着怎样的诗歌远景迈步。”
……
三十五年过去，我们正“驾车奔驰”在当初眺注的哪一个黎明，哪一方冰封的大地？要是在眼下这个冬天乘在车上不看手机而重读海子和骆一禾，或看手机但不刷小视频而去读几篇关于海子和骆一禾的推文，我们还会因为他们的“一种隐约的欣喜和预感”而生发出什么欣喜和预感吗？也许可以反过来问——米沃什的诗行：“我问你们，并非出自悲伤”——“猛然间一只野兔在路上跑过”，跟“驾车奔驰”的我们偶然相逢，那野兔还会有所欣喜和预感吗？要是竟然有，我们又会否为之欣喜和预感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