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弋舟
医生在灰白的晨曦中跑过了东方红广场。那个老头始终跑在医生的前面，老头的步伐稳健，速度均匀，因此有种不同凡响的风度将他和其他晨练者区别了出来。像往常一样，医生在广场的东口看到了老头的背影。医生试图追上去。但是，就好像有某种神秘的物质横亘其间，即便老头跑动的频率始终不变，医生在反复调整了自己的速度后，依然没有实现这个愿望。所以，当老头照例在那排健身器材前停住时，跑到他身边的医生就有些大而无当的激动。医生用很兴奋的声音说：“知道吗？我离婚了！”
老头转过自己泛着红光的脸，一边继续大幅度地扭着腰，一边说：“是吗？那我一会儿请你吃牛肉面。”
“还是我请你吧。”医生有种没来由的羞涩，他说，“谁让你是我的教练呢？”
医生跳起来抓住单杠，把自己吊在半空中，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在这个清晨充满了热情。在这种热情的驱使下，医生接连做了好几个引体向上。然后他就做不动了，但是身体里的热情依然洋溢着。所以，他把热情转化成了滔滔不绝的语言。他依然吊在半空中，对着身下的老头说：“我要给你讲一个故事。”
老头正前仰后合地做着运动，可能并没有听到医生的话。
没有得到回应，医生有些失落。他深深地吸了口气，自言自语般说：“当然，听不听是你的事。”
老头仰起脑袋，双脚交替着前后甩动，问他：“听什么，啊？”
“听话啊！”医生的情绪发生了转变，他怒气冲冲地说，“你说的话我都听了，你让我跑快一点，我就跑快；你让我跑慢一点，我就跑慢。搞得你真像我的教练一样。”
那都是3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新婚的医生开始晨跑，他在晨跑的第一天就遇到了老头。老头从清晨的雾霭中突然插在他的面前，对他大喝一声：“哪儿有你这样跑步的？你跑得简直难看死了！”医生吃了一惊，不由得就停下了步子。“不要停，跑！跑！”老头在他面前倒着跑，并且用两只手的动作召唤着他。医生重新跑起来后，老头就开始常年指导他的跑姿了：“稍微快一些，快一些快一些，慢，慢一些，头，头，仰起来！”
吊在半空中的医生说：“我听了你多少话啊，简直是莫名其妙。”
老头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说：“我是个热心人，这点你早该看出来了。我是见不得运动姿势难看的人，锻炼就该有锻炼的样子，乌七八糟地锻炼，还不如躺在被窝里。你出来锻炼是为什么？啊？为什么呢？”
“你又是为了什么呢？”医生又开始做引体向上了。
“我？”老头嘿嘿笑着说，“我怕死，所以要锻炼。你呢？你不怕死吗？可是你运动的姿势不正确，是达不到锻炼的目的的。”
医生觉得自己流汗了，但他依然坚持把自己吊在半空中。他说：“可是我并不怕死。”
“不怕死，你锻炼什么！”老头有些火了，他可能觉得医生是在故意顶撞他。
“我并不是在锻炼，”医生在这个清晨倔强起来，他辩解说，“我只是跑一跑，是由于你的出现，我的跑步才成了锻炼。”
“跑一跑？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我多管闲事吗？”老头认真起来，两只手搓来搓去，还把关节压出些响动。
医生也感到奇怪，他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情绪在支配着自己，令他非要和老头说下去。他说：“你没有多管闲事，是你并不了解我的动机。嗯，你只是有些自以为是。”
“你下来！”老头狠狠地说。
医生有些吃惊地看着老头。他从半空中看下去，老头灰白的头发就像一捧稀疏的茅草，此刻这捧茅草上袅袅的热气还蒸腾着（那是正确锻炼后的结果）。医生不能想象，这样的一个老头，居然会对自己明确地表示出一种暴力的倾向——天啊，老头这是要做什么？
医生依旧吊在半空中。老头等待了片刻，最后不屑地哼了一声，转身离开了。
吊在单杠上的医生跳下来，他追上去，对老头说：“你别走，我还没请你吃牛肉面呢。要不，你请我？”
老头诧异地看着泪水从医生的眼眶里流了出来。愣了一阵后，老头宽宥地说：“嗯，我知道了，你离婚了，我不和你计较。”
两个人并肩走进了街对面的那家牛肉面馆。这个时候正是一天的开始，面馆里挤满了人，排在取饭口的队伍一直延伸到了街上。他们进去的时候，恰好有人腾出座位，老头一个箭步冲上去，稳稳地填补了那个空缺。
“你去排队，我占座位！”老头很有把握地挥手说。
医生去开了票，他替老头额外加了份牛肉。当他站在那支等待取饭的队列里时，那支队列所隐含的绝望的漫长气息令他的眼眶再一次潮湿了。当窗口里的师傅向他响亮地问话时，他才回过神来。
“宽地洗地（宽的细的）？”师傅用纯正的兰州方言问医生。那意思是问他，面条要拉成宽的还是细的。
“洗地。”医生扭捏地回答。他使用了自己非常不擅长的方言。医生突然觉得，在这个热气腾腾的地方，自己如果使用标准的普通话，无疑是可耻的。
老头已经成功地找齐了座位，他把自己的一只脚钩在一张凳子上，明确无误地表达出了他对这张凳子的暂时使用权。医生在那张凳子上坐下，他埋头吃了几口面条，然后就对老头说：“我要给你讲个故事。”他的语气有些不由分说的味道，仿佛他替老头多加的那份牛肉给了他充分的理由。老头嘴里塞着一大口面条，只能呜噜出两声。
医生讲故事时夹杂着一些蹩脚的方言腔调——在牛肉面热辣的滋味里，他有些身不由己。
医生的婚姻和一场医疗事故密不可分。那时候，他刚刚被分配到一家医院，成为一名年轻的眼科医生。和他同时分配来的，还有另一个大学毕业生，不错，她就是医生日后的妻子。
“当然，现在她已经是我的前妻了。”医生补充说。
起初，他们并没有格外地关注对方，彼此之间的交往完全是同事式的。但是，当他们第一次共同完成一台手术时，却发生了那场不可原谅的事故。
受害者是一个年仅8岁的男孩。这个孩子本身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患者，他只有8岁，却是一个肺癌患者。孩子的父母倒很乐观，他们可能认为自己的孩子这么小，总不至于就真的没救了。这种乐观的情绪可以从他们的行为看出来，那就是，他们居然还有精力关注这个孩子的眼疾。这个孩子的右眼有轻微的斜视，这本来不是迫切需要医治的毛病，比起肺癌，简直就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这对父母要求在给孩子治疗肺癌的同时，顺便也把孩子这个微不足道的瑕疵补救过来。他们是出于怎样的动机呢？这一点医生想过，他认为这对年轻的父母对自己的孩子依然充满美好的憧憬。他们非但不怀疑自己的孩子终究会恢复健康，而且，对健康的质量也是丝毫不愿意降低的，那就是，它还必须是美丽的，是没有丝毫残缺的。在孩子父母的要求下，医院为这个孩子安排了右眼的矫正手术。这是那种很简单的手术，所以就交给了医生和他的那位女同事。
此前他们已经协助其他医生进行过许多次类似的手术了，但这一次是他们首次合作，而且，是由他主刀。手术进行得很顺利，他们经过了准确的计算，成功地将男孩眼部的外直肌后移了5毫米，整个过程完全合乎规范。医生还记得，当那个孩子被推出手术室后，他对自己的女搭档做出了一个胜利的手势。他显得很兴奋，毕竟，这是他第一次主刀。
但是，当天中午医生就发现了异样。他们去病房探视那个孩子，孩子刚刚从麻醉中苏醒，双眼都被绷带扎着，他很坚强，只对医生说：“叔叔，我感到有些痛。”医生还表扬了他，说他真是一个勇敢的男子汉，因为他只感到“有些痛”。可是，渐渐地，医生就惊恐起来，因为他注意到那个孩子总是下意识地用手去捂自己的眼睛，而他每一次伸出的，都是左手。他用左手去捂自己的左眼。这个细节显然也被那个女同事注意到了，他们从病房出来后，医生看到女同事的整张脸变得煞白。他们都从对方的神情中得到了一个可怕的暗示：自己有可能犯下了不可原谅的错误——他们把本来应当开在男孩右眼的刀开在了他的左眼。可是这太荒诞了，以至于他们谁都不敢主动开口去证实一下。他们本能地不允许自己承认会犯下如此的过失。如果事实真的如此，那么这个过失即使算作罪行都毫不为过。整个世界一下子变得抽象了，全部凝聚成一股力量针对着他们那两颗小小的心脏。他们谁都没有说话，分开后各自去寻求解脱的方法。但是解脱注定是无望的，他们唯一可以蒙蔽自己的，就是把这一切当作是一场噩梦，所以其后的几天，他们反而显得很正常，只是脸上都挂着一种梦幻般的表情。
受害者只是个孩子，他并不能意识到自己所受的伤害，他无法区别医生们的手术刀下在哪里才是正确的。所以那几天一切如旧，世界照常运转着。本来做完这种手术3天后就可以为男孩去掉绷带了，但是，作为手术的实施者，他们找了许多借口，无望地延宕着那一刻的来临。
然而，男孩眼上的绷带早晚要被揭开。随着那个日子的临近，医生陷入了某种病态的亢奋。他的一切行动都变得迅速，行走如风，有时候走着走着就不由自主地小跑起来，他觉得这样似乎才能摆脱掉什么。终于在一天夜里，医生敲响了那个女同事宿舍的房门。当她打开门的一瞬间，就被医生几乎扑倒般抱住了。医生抱着她说：“我们逃跑吧！”这句话让她看到了自己的绝望，原来在她的潜意识中，逃跑的这种欲望也已经那么强烈，所以她才会在那几天漫无目的地整理行装，把自己的宿舍搞得一片狼藉。然而，那毕竟只是一种绝望的幻想，他们此时的拥抱却是那样可靠和真实。
这个可靠和真实的拥抱支撑住了他们。他们开始镇定下来，并且第二天就在大家面前公开了他们的关系。他们的手挽在一起，身体紧紧地靠在一起，有一种梦幻般的依赖感。他们安静地等待着那个日子的来临。医生说他会把一切责任都承担下来，不过，说完后他又说起了自己的父母，他说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把他培养成了一名医生，如今就这样断送掉了。说的时候，他哭了，完全像一个无辜的孩子那样，扑在女同事的怀里，把眼泪和鼻涕蹭在她的胸口。
“太可怕了！”老头压低声音对医生说，“看来锻炼身体真是太重要了，我是坚决不会把自己的身体交给你们这样的医生来糟蹋的！”
医生对老头的话置若罔闻，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故事里了。
那些日子，他们都准备好了。但是结果大相径庭。那个男孩的病情急转直下，癌细胞以令人震惊的速度扩散到了其他的器官上，眼上的绷带还没有打开，他就死在了医院的急救室里。
老头有些瞠目结舌，但是他很快就幸灾乐祸地说：“即使男孩死了，你们也逃不了干系。你们得赔多少钱啊？”
医生摇摇头，否定了老头的判断。实际上也是如此，那个孩子的父母悲恸欲绝，他们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他们本来是坚信自己的孩子终究会变得健康并且美丽的。悲痛令这对父母忽略了男孩眼睛上的那个重要的伤口，直到这个孩子的尸体烧成了灰烬，他们也没有去区分那个伤口是在他的左眼上，还是在右眼上。这似乎是一个侥幸的结果，一场性质恶劣的事故被一个男孩的夭折掩盖了。但医生显然不能因此心安理得。他的女同事也不能。他们无法想象，那个孩子在另一个世界里双眼都斜斜地散乱着——他们将男孩那只正常的左眼的外直肌后移了5毫米——但是这个想象在他们的脑子里挥之不去。后来他们结婚了，这几乎是必然的。他们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一切都进行得不露声色，以至于很久以来大家都以为他们是未婚同居。婚后，医生就开始了漫长的晨跑，他的妻子也有自己的一套固定行为，那就是不厌其烦地整理着行装，仿佛随时要远行一样。
医生在这个清晨说了太多的话。他的语言中由于夹杂了自己完全陌生的兰州方言，因此显得不伦不类。当“噩梦”“绝望”这样的词用方言说出来时，既有些古怪可笑，也令医生有些不能自持的哀伤。他听到了老头不耐烦的声音，那时候他们已经从牛肉面馆出来了。老头向他抱怨说：“好了，你不要讲了，要不明天讲也可以。你不要跟着我，我还要送孙子去幼儿园。”但医生依旧喋喋不休。他要把自己的话说完，听众是必须要有的。
医生说：“从明天起，我就不出来跑步了。”
“随便你。”老头自顾走自己的路。
医生追上去，跟在老头的身后继续说着：“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有告诉我的前妻，那可是个秘密，你要听吗？”
老头头也不回，他可能认为自己被一个疯子纠缠上了。
医生追了几步。但老头健步如飞，那种神秘的物质好像又横亘在他们之间了。医生觉得他无法追上老头的脚步，只好沮丧地站在了路边。
医生在路边喃喃自语：“那个男孩的尸体被拉走之前，我去过医院的太平间……”
医生是去看那个男孩的。没有费什么力气，医生就从那些蒙着白布的尸体中找到了他。他太小了，蒙在白布下似乎只有一个枕头那么大。医生掀起了他脸上的白布，看到他如同睡去了一般恬静。当然，病痛的阴影依然残留在他的脸上，那是一种没有丝毫侵犯性的狰狞，并不令人感到恐惧，只是令人莫名心痛。医生找到了那个伤口，它恢复得很好，也许再长一长，就会和预期的一样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医生看到了，那个伤口的位置并不像他们已经认定的那样处在一个错误的位置上，他甚至用自己的双手在心中判断了一下左右，结果是，那个伤口的位置的确是正确的。它在右眼，不在左眼。这个事实没有带给医生丝毫的喜悦和欣慰，他觉得整个人都丧失了力气。男孩生前左手的动作，也许只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也许，只是后移的外直肌令他感到了左眼的不适，但是他的行为，令两个医生如此绝望。原来折磨着他们的，只是他们心中那种与生俱来的莫须有的恐惧。
老头的背影越来越远，眼看就要消失在广场的主席台后面了。他可能没有听到医生在他身后叫喊。
“知道我为什么跑步吗？”医生向着朝阳大声疾呼道，“那只是为了我们心中与生俱来的莫须有的恐惧！”
（载 舟摘自作家出版社《我们的底牌》一书，沈 璐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