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
|
|
|
黄晓颖
学术圈里突然出现了个“蛋先生”。“蛋先生”还写了一本书，教人怎么在学术圈里生存。
他在书的开头就写论资排辈、老教授互推等学术圈里的现象，甚至点名批评一些学者。不少读者感叹他“下笔犀利”“嘴巴真毒”，觉得他把供职过的机构得罪了个遍，连责任编辑肖海鸥都怕被打举报电话。
但“蛋先生”施爱东觉得没什么好怕的，他在微博上为《蛋先生的学术生存》打出的广告语是，“赶紧买，搞不好施爱东哪天吃官司，此书被迫下架，大家就读不成了”。
施爱东57岁，在中山大学当过10年教师，后来到了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民间故事。现在他是民间文学研究室主任，还担任中国民俗学会秘书长，他对学术圈的规则很熟悉。
“第一学历歧视”“35岁危机”，施爱东通通公开表示厌恶，他把这些视为导致“内卷”的罪魁祸首，认为这逼着人从初中、高中就开始竞争，还必须在上完学后，立马就找工作，导致很多做学术的年轻人都不太懂社会。
他说，研究民俗学却没有社会经验，还要理解老百姓、理解民俗，“这不是在搞笑吗？”
湘潭大学教授漆凌云和施爱东认识20多年了，两人曾同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他对施爱东的率直印象深刻。
漆凌云还记得，多年前有人谈起一位学者出版了几十本书，在场的其他人听到，都觉得不得了，唯有施爱东持不同意见。他说，这位学者书虽出版得多，但都是介绍性的著作，如果没有学术质量，再多也就那样。
施爱东记得，曾有位老师得意地和他分享“说话的艺术”，说自己在点评文章时八分夸奖，暗含两分批评，觉得已经批评得很严厉。但是施爱东说：“我只听出了夸赞。”
“学术是在批评中进步的，如果每个人都互相照顾面子、情绪，那世上的真话就都会被客套话遮掩。”施爱东认为，说好话很容易，但要批评，反而需要仔细阅读对方的文章，理解对方的观点。
施爱东拒绝过一位期刊主编的约稿，还把对方数落了一顿，因为该期刊出了新规定，不发表博士生写的论文。故事学在文学研究领域相对小众，相关文章发表并不容易，不少刊物出于引用率、杂志评级的考虑，不愿意发表博士生写的论文，更倾向于发表有职称、有学术声誉的教授或副教授的文章。
“不发表博士生的论文，学生没办法毕业，找不到工作，就等于断了青年学者的后路，也是断了民俗学的后路，这样的刊物，我绝不会支持。”后来对方赔礼道歉，说会重新考虑，施爱东的态度才有所缓和。
施爱东把自己的论文发到教学群里让学生批改，学生以找他文章的碴为乐。《蛋先生的学术生存》出版后，研究所里的同事跑来告诉他，不同意其中的一些观点，让他不要生气。施爱东告诉对方：“我怎么可能生气呢？批评别人，却不允许别人批评，这不正是我反对的吗？”
不过，施爱东坦言，在开口批评人之前，他也会想到家庭，想到自己好不容易从县城到大城市，评上了研究员，成为一名学者。他觉得自己顶多算得上是在两蛋相碰的游戏中，壳相对厚实的那个蛋，一个比别人稍微勇敢点、不怕同行打击报复的“蛋先生”。
从2002年起，施爱东就在中国民俗学会秘书处服务，他常常在会上拍桌子、提反对意见，但也做了很多事务性的工作。2018年，中国民俗学会第九届常务理事会副会长改选，施爱东意外地发现，自己竟然得了全票，曾经被他批评过的同行，全都投了赞成票。
“虽然他直来直去，但并非出于私心。”漆凌云提到，更多的时候，他从施爱东身上感受到的反而是“贴心”。
2019年，《民族艺术》杂志找到施爱东，希望他帮忙主持编辑部新策划的“新时代故事学研究”专栏，负责部分组稿和审稿工作。施爱东没有犹豫，答应下来。
栏目里的文章，几乎每篇施爱东都仔细看过，最多的时候，一篇论文他帮着改了8遍，以至于有年轻人主动要求在论文作者中挂上他的名字。他拒绝了。
“我的目的是推他们一把，如果都挂了我的名字，那我做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专栏开设以来，已经发表了年轻学者的几十篇论文。
看见年轻人，施爱东总会想起年轻时的自己。
他见过不少年轻人，对做学术满怀憧憬，对学术圈中一些不合理的规则几乎毫无准备。看着他们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施爱东不忍心。
他选择在《蛋先生的学术生存》中写出真实的学术界，就是想告诉年轻人，世故的那部分，也是成为学者的必经之路。
“你只有经历这些东西，才能对社会、人性有充分的了解。对一个学生或者青年学者来说，是不是有这么多世俗因素，你就得放弃做学术？恰恰不是，有些东西是你无法自主、无须考虑的，你要相信，认认真真做学术，自然会得到机会。”
在肖海鸥眼里，施爱东是一位有趣的学者。
他研究民间故事，也关注短视频的套路：为什么民间故事的结局总是大团圆？为什么短视频中的主角总叫小帅和小美，黑社会人员叫丧彪，小喽啰叫卡拉米？为什么理发师大多叫托尼？为什么隔壁的男人永远姓王？
他发现，短视频中的故事和传统民间故事一样，为了满足老百姓对圆满的向往，核心情节都是主人公接到一项挑战或任务，通过艰苦奋斗战胜了对手、完成任务并获得奖赏。而小帅、小美和传统民间故事中的张三、李四没什么区别，把人物面具化，都是为了便于观众理解记忆。
施爱东也关注脱口秀，2024年同期对打的两档脱口秀类综艺节目他都看了。他总结脱口秀的套路：多数情况下，脱口秀所讲的故事是演员“卖惨”以及变相“卖惨”，讲自己的不堪往事、尴尬瞬间，以及吐槽父母、上司、同事，再陈述一段“价值观”。
最近，施爱东还建议自己的学生也研究脱口秀。在他看来，这些新兴的文艺样态在学术界得到的关注远远不够。“传统的当代文学研究关注小说、散文、诗歌、戏曲，但现在短视频的观看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同类文字的阅读量。”
肖海鸥注意到，不少年轻人会在活动现场寻求施爱东的帮助，而他“从不会给不切实际的建议”。
她还记得，一次在活动现场，一个女孩问施爱东，自己表妹的师兄暗示她，可以帮她发表论文，但有一些条件，该怎么办？
“不要相信他，他提供不了真正的帮助。”在施爱东看来，做学术不能采用这样的交换方式。
他还建议家境不好的年轻人适当放弃学术理想，不一定非要从事人文学术研究，因为大城市的房价和普通学者的收入差距太大，在生活和学术之间，“生活更重要”。
这条建议让他挨了骂。
有人骂他胡说，有人觉得他这是出身歧视，还有人质疑他的家庭条件。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人文学科长期回避的问题，“惊人之语，或许才能被看见和讨论”。
事实上，施爱东也曾是穷孩子。还在读研究生时，他就去广告公司兼职，打工供弟弟读书。
但另一方面，施爱东是幸运的，他切实地体味过做学术的快乐。
在中山大学教书时，施爱东住在绿树成荫的南校区，一个月的工资是5000多元，出门从没坐过公交车。刚来北京时，他住在通州——单位的人才房里，工资是1000多元，出门只敢坐公交车。为了省钱，他每天下午才出去买菜。
那也是他在学术上突飞猛进的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杂事很少，他每天除了吃饭、睡觉、跑步，就是在屋子里做研究。写文章写到兴奋的时候，他可以一天只睡3小时。最近几年他才不再熬夜，为了能睡着，睡前要看《动物世界》换换脑子。
做学术研究时，他把自己当成侦探，享受搜寻的快乐。他写《“四大传说”的经典生成》时，为了找同行搜寻材料和证据，一个星期内电话费就花了200多元。
他享受“学术破案”的快感，每写完一篇文章，都觉得酣畅淋漓，恨不得告诉所有人自己的最新发现。他常常鼓励年轻人，只要真心热爱学术，能够沉下心来做研究，一定能够有所收获。
在生活中，施爱东喜欢跑步，在公园跑步时看到有人采花，他会撒个小谎，告诉对方花刚刚打了农药，因为“公园的花是公共财产”。
他还是个金庸迷，从小就爱看金庸的武侠小说，30年前还在读研究生时，他就写了本畅销书，名叫《点评金庸》，施爱东有个外号就叫“施大侠”。
施爱东最喜欢《天龙八部》中的萧峰。他还记得聚贤庄之行，萧峰为了救人，也为了维护自己心中的正义，即使知道庄内四面埋伏着敌手，仍孤身前去。施爱东欣赏萧峰的勇武，那是一种觉得自己有道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胆识和勇气。
（风 华摘自《中国青年报》2025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