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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润
戴锦华
1959年，戴锦华出生于北京。自小学起，戴锦华便展现出极高的阅读热情，学校图书馆的藏书很快被她读完，之后她四处寻觅图书。借阅图书练就了她快速阅读的本领：一部20万字左右的长篇小说，她五六个小时便能完成通读。
1978年，19岁的戴锦华以理科生的身份叩开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大门。彼时的她压根儿不会想到，自己未来会成为中国电影研究、女性主义理论与文化研究的重要拓荒者。在那个“一切刚刚开始”的年代，北大自由包容的学术氛围、优良严谨的治学环境，以及温暖真挚的师生情谊，为她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那时刚刚恢复高考，我们那届北大中文系，仅文学专业就有50多人。年龄最大的37岁，最小的16岁，每个人的生活经验千差万别，很难归为一代人。”戴锦华记得，当时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师都在一线教学，“我最爱林庚先生讲的《楚辞》课，写笔记写到手抽筋。”
当时，很多老师刚刚重启学术研究，对社会、学生都充满了热望，会把自己最新的思考或研究成果立刻拿到课堂上分享；而学生们每每有不同意见，就会在课堂上站起来反驳老师，甚至和老师唇枪舌剑。课后，有些老师还会到宿舍和学生继续争论。“当时的北大校园里，到处可以看见三五成群站在路边争论的学生，他们慷慨激昂、面红耳赤。那是我生命真正的起点。”
1982年，戴锦华从北京大学毕业。出于对读书和教学的热爱，她选择前往北京电影学院任教。在她看来，成为一名教师并非冲动之举，而是慎重思考后的决定。“和青年共处，或许能让我的心灵衰老得慢一些。”
初入北京电影学院时，戴锦华喜欢各种文艺形式，却对电影“无知且无感”。在她眼中，电影充斥着商业气息，显得“媚俗”又“肤浅”，欠缺人文精神。“工作伊始，那于我而言只是一份教职，与电影艺术本身并无太多关联。”
但命运的安排让她的态度有了巨大转变——初到电影学院的那个暑假，戴锦华因协助举办“第一届全国高校电影课教师讲习班”，获得了一整套电影观摩票。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她连续看了100多部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这彻底改变了她此前对电影的偏见。
她感到自己“陡然跌入了一场精神的、视觉的盛宴，陷入了一份不曾梦想到的狂喜或曰迷狂”。她这样形容那个刻骨铭心的瞬间：“我与电影共坠爱河！”
“我在这些影片里感到的是生命同频、情感共振，我渴望表达的一切似乎都在这些电影里。”于是，她一往情深地爱上了电影，一边教书，一边自学电影摄影、录音、美术等专业课程，渐渐将自己思考和研究的重心转向了电影。
中国电影资料馆举办“瑞典电影回顾展”，她“一掷千金”——一口气买下了3套票，上午、下午、晚上各一场，全身心地沉浸在光影世界中。伯格曼的同一部片子她看了3遍，累得眼冒金星，“因为不知道下一次放映在何时，如何还能再看到这些影片”。她在影院的黑暗中做笔记，这种记录方式常常让她感到沮丧——回家翻开本子一看，字迹都重叠了，难以辨认。后来她收到国际同行赠送的一份特别的礼物：一支自带微光灯的圆珠笔，专门用于在影院做笔记。“我一直珍藏着这支笔，不舍得用，也不舍得扔，一直‘供’在书架上。”
1987年，在时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沈嵩生的支持下，戴锦华与钟大丰、李弈明共同创立了中国首个电影史论专业。从课程体系建设到教材编撰，戴锦华都亲力亲为，倾注了大量心血。“这个专业的第一个班招生时，我跑遍了全国各个考区，每一个学生都亲自面试，选拔标准相当严苛。”她一人身兼三职，是这个班的主任教员、主讲教员、班主任，白天授课，晚上还要翻译西方电影理论著作。“1990年，我送出了第一批电影史论班本科毕业生。”
在戴锦华看来，电影不仅是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之一，也是洞见世界的重要窗口。她常对学生们说：“我们的生命，经由银幕去和更广阔的世界相遇，然后获得一种反观自己的能力。哪怕只有一次，哪怕只有一部电影，让我们有了这样一种感悟，那我们做这件事就值得。”
在北京电影学院的第11年，戴锦华实现了从文学研究者到电影学者的华丽转身。1993年，时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的乐黛云邀请戴锦华回归母校任教，戴锦华开启了她学术生涯的第二次转型。
戴锦华在北京大学上课，教室里座无虚席
乐黛云老师的人格魅力和优雅风范对戴锦华影响至深。戴锦华回忆起自己首次应乐老师之邀参加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年会的情景。当时，她穿着短裤和T恤便到了会场，惊见被人群簇拥的乐老师一袭长裙，美丽端庄，意识到自己着装不妥，赶紧出去买了裙装再次出席盛会。
后来，戴锦华回到母校任教，乐老师为了引导戴锦华参与学院管理，特意把她唤到家中，悉心传授“知人”与“用人”的区别。回想这一切，戴锦华无限感恩和慨叹：“乐老师召唤和重塑了我对自己的希望与梦想，向我展示了一个教师的魅力、风采乃至一个学者的发展空间与可能性。她是我的偶像，是我生命的榜样。”
在北大，戴锦华将目光从银幕投向更广阔的社会文化场域，从欧洲艺术电影到第三世界影像，从经典文本到流行文化。彼时的她，已不再满足于对单一学科的研究：“当我尝试用女性主义视角解读电影，用电影研究的方法切入文化现象时，猛然发现学科壁垒只是人为的桎梏。”最早她只是凭着直觉，想把电影研究置于一个更宏大的视野和更广阔的场域中去。“后来，我开始关注与研究文化市场，关注文化的生产过程，幸运地开启了新领域的研究。”
在专注于文化研究的日子里，戴锦华与同窗孟悦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成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里程碑。这本书通过解析庐隐、丁玲等女作家的文本，揭示女性在历史叙事中的“隐形书写”。但戴锦华拒绝将女性主义简单地视为一种标签，“对我而言，女性主义首先是生命经验的自救”。
在戴锦华看来，女性主义从来不是一种主义，也不是一种理论。“它帮助我了解自己，了解世界，并且接受自己，相信自己。它是一个在我生命当中最有力量的支撑，同时也是一个我思考和观察所有问题时最内在的角度。”
“我有时会特别强烈地感觉到，我的母亲因为此前没有机会发展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生活，所以在后来的岁月中，无法安置自己的内心。”戴锦华意识到，“在双重社会角色的要求之下，我们要问自己，你要什么？什么使你快乐？什么使你幸福？什么是你不受他人要求，而是自己内心渴望的？我觉得这些比什么都重要。”
在北大，戴锦华的课堂是传奇般的存在。她开设的通选课“影片精读”被定为学校的核心课程，堂堂课爆满。学生们为了能在教室里占有一席之地，常常提前两小时便开始排队等候。还有很多人跑来旁听，窗台、过道都挤满了人。她的讲授风格独特：语速极快，长句如连珠炮，却逻辑缜密；拒绝“标准答案”，总能将复杂的理论拆解成一个个生动的案例。
她的课堂远不止于电影。凭着跨学科的视野，她对泛文化领域的各类现象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好奇与热忱，同时也不乏警醒与思索。在文化研究课上，她带领学生们分析抖音、网络小说……将流行文化置于资本、技术、性别交织的网络中。这种接地气的教学方式，让学生惊呼：“原来学术可以如此鲜活！”
在戴锦华看来，大学教育的核心价值在于强化老师对个体的关注。“比如，我可以和学生面对面交流，这让我有机会深入了解每一个人，然后和他们分享问题和愿望，尽可能帮助他们在学术之路上往前走。”她从不指定论文题目，而是鼓励学生从自身困惑出发，自由选择想研究的主题，然后陪伴他们一起思考，协助他们完成研究。“学术不是解题，而是与生命经验的对话。”
2017年，“52倍人生——戴锦华大师电影课”上线，引起极大反响。2021年6月，戴锦华又以“戴锦华讲电影”账号入驻B站（视频网站哔哩哔哩）。如今，这一账号已收获超过百万粉丝，她也成为B站上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她以缜密的逻辑、犀利的观点与有力的语言，将电影批评、性别议题、文化研究等厚重内容转化为“浪潮般的思想激荡”，让年轻观众直呼“醍醐灌顶”，许多人兴奋地以“云学生”自居。
除了电影文化，戴锦华常常在网络上回应人们关心的各种问题：年龄焦虑、亲密关系、两性话题……人们在她这里得到的，不是简单的答案，而是一种思考的态度。她说：“无论在课堂上，还是在互联网上，面对听众，我都会呈现出最大的真诚。”
教学只是戴锦华生命的一面，她更引以为傲的是多元与丰盈的自身生命。十几年来，她投身中国乡村调查与新乡村建设运动，与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农学家一同深入贫困山区，贴近特困群体。她参加乡村妇女的读书小组，给她们做演讲，畅谈大众文化、传媒娱乐，剖析农村发展困境。“她们很喜欢听，出去就能一字不漏地复述，从来没有觉得听不懂我说话。”
2000年之后的10年间，她还与一些做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朋友共同开启了第三世界考察之旅，足迹遍布印度、泰国、巴西、委内瑞拉等数十个国家。他们进入深山、丛林、乡村、营地，接触了不同的基层组织、民间团体。当戴锦华“行万里路”后，再度回归电影研究时，她突然发现自己有了完全不一样的视野。“涉入多个研究领域，让我在一个新的场域接受新的挑战，打开自己，然后旧的场域也变成了新的世界。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令我快乐的过程。”
2022年12月25日，戴锦华的母亲离世，她不得不直面死亡与衰老这一命题。“33年前，我父亲去世后，我就一直陪伴着母亲。当她也离我而去时，我才意识到，一旦脱离了这种爱的羁绊，自己就要在伤痛之后经历一个重新定义、安置自己的过程。”
母亲离世也迫使戴锦华正视自己的衰老，但她并不恐惧：“自然生命的进程不可避免，但在精神层面，我仍为自己的年轻与幼稚感到骄傲。只要还能发问、追问，在探寻答案中收获快乐，就不算老去。”
“我无法达到在现实世界中游刃有余、进退自如的那种成熟。”而且她也不愿如此，“我想保持我的幼稚，承认我的无知，就这样一直走下去。”
（思 语摘自《北京日报》2025年5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