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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靖含
王红阳在实验室工作。孟楚尧摄
王红阳的人生，恰似一列不断驶向荒漠的列车。从大城市到大西北的荒漠，从临床医学到基础研究的荒漠，从顶尖研究所到空白实验室的荒漠。如果她在年少时选择随大溜，也许会在区委机关较为稳定地度过一生，但她身上的那股拧劲，让她不断放弃眼前的路，走向一条新的路，重塑一个自己。
17岁那年，这个在江南长大的女孩提前送给自己一份成人礼——从军。她辞掉了机关工作，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到大西北的野战医院入伍。她在野战医院学到的第一课，是目睹宁夏固原的妇女在土窑里承受生育之痛：一位母亲19次妊娠，却只留下3个孩子，产后感染的伤口在艾草烟熏中溃烂流脓。
“那时我才懂，医学不仅要治病，更要在贫瘠之地种下希望的种子。”在那个时候，她发现祖国的医疗卫生条件需要得到整体提升。不久之后，她又意识到这不只是增强医疗保障的问题，还要提升核心的医疗能力。
1973年的寒冬，王红阳的父亲罹患肺癌去世了。在病床前，她看见所有的止痛药在癌细胞面前都没有作用，专家会诊后的无奈，让年轻的王红阳再一次看到了医学的局限。
带着这样的不甘，她再次登上列车，目的地变成了第二军医大学。彼时，当同龄人忙着在稳定的岗位上扎根时，她却再一次选择改变。从护士到医生，从临床到科研，每一次转身都意味着从头再来。
28年前，吴孟超院士的一句话成了王红阳又一次启程的号角。他大手一挥：“4楼整层都给你，去闯吧。”那时的实验室不过是一间空屋，第一张实验台是从病房拖来的旧木桌，玻璃器皿从病房回收后要反复刷洗。她在这里分离出原代肝癌细胞株，在试剂短缺的年月里，用从德国带回的加样器、匀浆器、转膜仪开启了信号转导的研究。
在王红阳的生命体验里，每经历一次“大变局”，有多少苦楚与纠结，恐怕连她自己也无法数清。对她而言，所有的奔波与坚守，是为了兑现当年在父亲病床前、在西北土窑里许下的愿——让更多人不必在病痛的荒漠里孤独地等待黎明。
1973年的那场高考，是命运抛来的第一块敲门砖。王红阳抓住这次机会，没日没夜地学习，在煤油灯下恶补数理化知识，用3个月的时间啃完中学课本，最后以兰州军区总分第一名的成绩，叩开了第二军医大学的校门。
1977年，已在长征医院担任临床医生的王红阳，再次展现出主动破局的能力。当年，第二军医大学成立了英语中级班，但报名条件是主治医师以上级别的医生才能参加。王红阳想去，就在办公楼前拦住院长的去路：“给年轻人一个考试机会，我们一定学得更快。”她的据理力争换来了破格参加考试的资格，她最终以优异的成绩入选。为了学好英语，她还花了一个月的工资，买来原版《西氏内科学》苦读，这也为此后的际遇悄然埋下了伏笔。
临床12年的时光，让王红阳从住院医师成长为主治医师，她虽然学会了治病救人，但面对癌症晚期的患者，有时还是无能为力。她逐渐意识到：“当医生能救少数人，做科研能救无数人。”于是，王红阳开始寻求在学术上继续深造的机会。
1987年，吴孟超院士筹备“中德医学协会”年会，急需精通英语的临床骨干，王红阳因此入选。吴孟超发觉还有这样一个勤奋、专业、英语水平高的好苗子。会后，吴孟超便与裘法祖联名推荐她赴德留学。
随即她迎来更严苛的考验，必须在10个月内通过德语关。于是，在同济大学德文班的教室里，王红阳每天带着面包早读，深夜对着700页的德语教程标注密密麻麻的笔记。最终，她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当年乌尔姆大学医学院、德国科学院新生中唯一的中国女孩。回过头来看，所谓的运气，完全建立在她的能力之上。
1996年的一个暴雪天，吴孟超来德国出差，这位当年已经74岁的院士，顶着零下20摄氏度的寒风，坐了6个小时车，在晚上10点抵达了王红阳位于慕尼黑的办公室。老人身上落满了雪，他对王红阳说：“我想把你请回国。”
那个时候的王红阳，已经成为马普生化研究所的一名佼佼者，是她的导师乌尔里希教授“最不愿放走的学生”，王红阳主导的胰腺肿瘤研究正进入关键期。所有人都认为，这位东方女科学家会在此深耕。但吴孟超知道，这个年轻医生心里始终燃着一团火。中国乙肝病毒感染者超1亿，肝癌发病率居全球之首，而德国实验室里连一份完整的人肝样本都难寻。
王红阳在德国越是深入研究，越清楚中国肝病防治的特殊性。西方主攻的胶质瘤、胰腺癌在中国的发病率低，而乙肝、酒精肝、脂肪肝催生的肝癌，正以每年38万例的速度吞噬生命。研究肝癌一直是王红阳的执念，这与吴孟超“把‘肝癌大国’的帽子扔进太平洋”的愿望一脉相承。
王红阳和乌尔里希教授
当吴孟超拿出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所合一”的规划图时，王红阳脑海里浮现出很多画面：父亲临终前的病床，西北妇女在土窑里呻吟，自己在临床12年摸过的那些坚硬的肝癌病灶……这些记忆让她终于下定了决心。
之后，在乌尔里希教授的办公室里，她用德语诚恳地解释：“中国需要一座桥梁，让基础研究扎根临床土壤。”导师最终点头，不仅赠予60万马克的启动资金，还申请了科研经费与中国共享。
1997年春，载着实验器材的货轮驶向上海。其中最珍贵的，是她亲手培育的12株肿瘤细胞系。这些在德国无菌室里长大的“种子”，即将在黄浦江畔的旧仓库里，成为中国首个肝癌生物样本库的根基。
全新的实验也在进行。回国第一个月，王红阳穿着白大褂站在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手术室门口，恳请主刀医生：“让我留一点病变肝组织。”在20世纪末的中国，科研取样尚属超前，但吴孟超亲自布局签署《样本捐赠协议》。当第一份样本存入零下80摄氏度的冻存柜，中国肝癌研究从此有了可以追溯的“基因地图”。
2006年，在吴孟超的倡导下，由王红阳执笔，联合汤钊猷、杨胜利、顾健人、闻玉梅、郑树森5位院士，向国家提交了“集成式开展肝癌研究”的报告。
2012年，国家肝癌科学中心开工建设，王红阳任中心主任。
王红阳是一个愿意磨、愿意等的人。在德国马普生化研究所的无菌室，她曾对着测序胶片一坐就是36小时。在当时的条件下，做基因测序是完全手动的。前前后后十几道工序，要一天半才能拿到结果。一旦发生失误，就很可能只得到一片空白。而仅仅是克隆一条新的基因，她就需要重复加样8000余次。
从德国回到中国后，王红阳发现一个问题，国内把研究精力都集中在终末期的肝癌方面。然而，要降低肝癌的发生率和病死率，必须把重点前移，预防发病。否则，晚期肝癌手术做得再好，肝癌也难以根治，最终还会复发转移，导致患者肝脏衰竭。
所以，从建实验室开始，王红阳就带领团队，力求能找到一个可以实现早诊早筛的生物标志物，以此开发早诊试剂盒。当时国际上普遍以AFP（甲胎蛋白）作为检测标志物，但它有约40%的假阳性率，并不算特别准确。
然而，真理之路注定充满荆棘。在发现肝癌诊断标志物，并制备特异的单克隆抗体时，由于技术不成熟，实验过程中极易形成难以溶解的包涵体。他们频频遭遇失败，质疑的声音开始出现。
还有一个“心理挑战”，专利面世之前，研究团队不能提前发表论文。在最终的产品验证过程中，他们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做几千例的重复实验。但对于年轻的研究者而言，论文是打开学业和事业上升通道的关键途径。马拉松式的研究，要如何经受住十几年没有成果的磨炼？王红阳首先告诉学生“板凳要坐十年冷”，要保持“为病人解决问题”的初心。此外，她会调配好每个人手头不同工作的比例，确保研发和写论文不冲突。
最终，他们找到了一个肝细胞癌的高特异性肿瘤标志物GPC3（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它的灵敏性更好，可以联合AFP检测排除假阳性、假阴性。因为GPC3的发现，2014年，中国拥有了第一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肝癌诊断试剂盒。此后，王红阳团队还建立“金字塔式肝癌高危人群分层筛查体系”，推动肝癌的早筛新策略的运用。
政策也开始向癌症早筛倾斜。2019年，“实施癌症防治行动”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23年，《健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3—2030年）》印发。这被视为癌症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以后，恶性肿瘤早诊及传染病重大专项的研究有了绿色通道，审批的程序成本大大降低，得到的关注和科研经费也在增加。这使得王红阳能够比较顺利地推进下一步。尽管GPC3是一个很好的特异标志物，但它并不能覆盖肝癌所有的高危病因。因此，王红阳团队仍在寻找可以联合使用的标志物以及针对性药物。
十几年来，研究的有效推进和专利成果，不仅拯救了数十万名患者，也让王红阳和研究团队的名字，在公众视野里日渐变得清晰。
从2004年起就跟随王红阳的研究员付静，说起一件事。自己的小孩某天从学校回来，突然告诉她：“妈妈，我今天在学校的图书角，看见红阳奶奶了，我还在一张团体照片上看到了你。”小孩的语气里充满了自豪。付静说，自己曾面临家庭和事业难以平衡的问题，但王红阳老师总是能给她一些榜样的力量。
在1989年赴德国留学时，王红阳生下孩子还不到3年。回国后筹建实验室的3年间，她频繁往返中国和德国，行李箱里除了试剂便是给儿子的礼物。有一次，读小学的儿子得了支气管炎，出现了严重的哮喘，她只好将他送去长海医院输液治疗。在急诊科，她一边看护孩子，一边写论文。
如今身为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理事长，王红阳更懂得这份传承的分量。她数年都在为“杰青”“优青”评选“女性科研人员年龄限制放宽3岁”的政策奔走。她说：“我们不是要特权，而是要把被生育所占的时间还回来，重返工作岗位。”
2024年，在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的建议推动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将女性科研人员申请“杰青”“优青”的年龄限制放宽到48周岁。
2025年，王红阳的团队除了在《细胞》《自然》发表多篇论文，还有一件小小的喜事：2025年初夏，36岁的青年骨干陈淑桢副研究员结婚了。她以前总担心琐碎的生活和年龄的增长会让人失去冲劲，想趁着年轻多干一些事。但看着73岁的王红阳仍踩着高跟鞋穿梭于实验室和会议室，热忱地工作、优雅地生活，陈淑桢忽然明白：“这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正如王红阳所说，真正的代际传承，是让年轻女性相信，科研的火炬可以和人生的灯火，温暖地交相辉映。
（海底飞花摘自《南风窗》2025年第12期，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