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百年前的一株兰

裘山山

在浙江兰溪，一个叫蒋畈的静谧村落，我见到一位女先生，她的名字叫王春翠。我没和她握手，因为她高高地站在白墙上，我只能仰视。照片上的她，白发如雪，却并不显老态，身板笔直，面容平静温和。她的身边，是一位更年长的老妪——她的婆母刘香梅。从时间上推断，拍这张照片时，她已经和丈夫曹聚仁分开很多年了，也就是说，婆母已经是前婆母了。但仅看照片，她们依然像一对母女。

之所以称王春翠为女先生，不仅仅是因为她是老师、校长、作家，更是因为她在百年前的乡村教书育人，传播文明。她生于1903年，还裹着小脚，所以她的另一个称呼是“小脚先生”。

起初，她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因为我们去的蒋畈村被称为“曹聚仁故里”。

曹聚仁，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亦是教授、作家、报人和社会活动家，留下很多部价值不菲的学术著作。1950年赴香港后，他为海峡两岸的友好交流做出过重要贡献，多次被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以爱国人士著称。故蒋畈村是以他为傲的。

曹聚仁的父亲曹梦岐，也大名鼎鼎，是清末秀才。20世纪初赴杭州应乡试，虽名落孙山，却带回了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思想。从此曹梦岐决心远离功名，以教育救国，将启民智、开风化作为己任，立志培育一批能改变社会风气的人才。1902年春，曹梦岐倾尽私财，以祖屋为校舍，创办了育才学堂。校名之意，取自孟子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他自任校长，并兼教国文、修身等课程，倡导学做兼修、知行并进，从此将一个愚昧落后的穷乡僻壤带向了时代的前列。蒋畈有幸。须知在一个穷困之地办学育人，是精神上的开仓赈粮，是最大的慈善。曹梦岐功不可没。

而王春翠走进曹家，也是源于育才学堂。育才学堂很开明，男女生兼收，于是王春翠成了曹聚仁的学妹。曹梦岐有3个儿子一个女儿，个个聪慧好学。其中二儿子曹聚仁，天资聪颖，悟性极高，4岁便念完了《大学》《中庸》，5岁念完了《论语》《孟子》，11岁就在育才学堂任文史课的小学教师，人称“小先生”。“小先生”第一次见到王春翠，就喜欢上了她。

在曹家留下的老照片里，我没能看到王春翠早年的样子。据乡间传闻，她生得眉清目秀，且十分聪慧，这一点，从晚年的照片里亦可以看出。两个少年是在村旁的通州桥上初相逢的，之后，他们就常去桥上“偶遇”，开心地谈天说地，或者静默地看着江水流淌。

两个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一个15岁，一个12岁，美好而又单纯，单纯而又热烈。

曹王两家都很乐意达成这门婚事，于是他们俩早早就订了婚。之后，曹聚仁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1年学成毕业后，回到老家和王春翠举办了婚礼。有情人终成眷属。

王春翠做了赫赫有名的曹家的媳妇后，并没有开始阔太太的生活，而是继续求学，毕竟她才18岁。开明的曹家也没有将她拴在灶台边，而是支持她继续念书。她考上了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是当时县里第一个女师范生。她前往杭州读书。与此同时，曹聚仁前往上海爱国女中教书，两个人开始了异地分居的生活。

曹聚仁到上海后，聪明才智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他在教书的同时搞研究、写作、办刊物，创办了《涛声》《芒种》等刊物，为《社会日报》写社论，为《申报》副刊《自由谈》撰稿，还因为整理章太炎先生的《国学概论》而成为章太炎的入室弟子，与鲁迅先生也交往甚密。一时间，他成为上海文化界的活跃人物。

最初，分居两地的曹聚仁和王春翠通过信件频繁地互诉衷肠，互相交流学习和思想。但渐渐地，曹聚仁的信愈来愈少，内容也越来越短了。王春翠敏感地意识到，他们的婚姻出现了危机。丈夫如此年轻英俊、才华横溢，又在女中当老师，心志容易动摇。王春翠决意放弃学业，奔赴上海挽救婚姻。到达上海后，她的隐忧被证实了。但她不吵不闹，一如平常地用心照顾丈夫的日常起居，并协助丈夫创办《涛声》杂志，做校对，搞发行。与此同时，她努力开辟自己的事业。她在上海暨南大学师范附小任教，也开始写作，处女作《我的母亲》，发表于《申报》副刊《自由谈》。

王春翠的贤淑和才华打动了曹聚仁，曹聚仁辞去女中的职务，夫妻二人和好如初。1926年，他们终于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取名曹雯。女儿的出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喜悦，他们对这个孩子倾注了全部的爱。在一张老照片上，我看到曹聚仁抱着曹雯，小姑娘非常可爱，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白皙的皮肤，如同一个小天使。

不幸的是，1932年日军入侵上海，曹聚仁在上海郊区的家被摧毁，什物书籍，荡然无存。女儿在躲避战火的途中病倒，由于交通不便，良医难寻，最后不幸夭折。6岁女儿的离世，对夫妻二人打击巨大，王春翠一时间心如死灰，曹聚仁也觉得如同世界末日到来。他痛哭道：“好似天地都到了末日，我这一生，也就这么完蛋了。”

承受着无边悲痛的王春翠，靠写作疗伤。她写下《雯女的影子》一文，发表于《芒种》杂志。1934年，她又完成散文集《竹叶集》，书名是鲁迅先生亲自选定的，曹聚仁为她作了序。1935年10月，她还以“谢燕子”为笔名，编著出版了《戏曲甲选》。

繁忙的工作和写作，渐渐抚平了王春翠的伤痛。她又燃起希望，她觉得自己和丈夫还年轻，还会再有孩子的。不料，他们的婚姻再次出现危机。这一次，王春翠心灰意冷，没再做任何努力。她孤身一人离开上海，回到兰溪老家蒋畈村。

王春翠回到蒋畈村，回到曹家。毕竟她还是曹家的媳妇。她尽力照顾曹聚仁的父母，更重要的是，她接手了育才学堂，当了女校长。此时，育才学堂的创始人曹梦岐先生，早已离开人世。他的长子曹聚德和三子曹聚义，先后接任过校长，又先后因为参加抗日战争而离开。

王春翠接手育才学堂后，满腔的热情喷薄而出。首先，她提出的便是减免学杂费，动员农家子女就学。她以一双小脚在乡村奔走、呼吁。她一分钱不拿，毫无杂念地办学，将乡村教育视为自己的生命。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唤醒民众的抗战意识，提高国民的救国热忱，王春翠组建了“育才小学剧团”，自编自导了《黄河大合唱》《我们在太行山上》等节目，去各地开展抗日演出。1938年秋，他们在晒谷场演出抗战话剧《一片爱国心》，引起强烈反响。当局要求他们摘下“救亡”横幅，遭到王春翠严词拒绝。她还创办了《育才学刊》（共200余期），传播文化，宣传抗战，影响甚广。

与此同时，再婚的曹聚仁也没有沉溺在小日子里，而是继续从事他的学术研究和文化事业。1937年淞沪会战开始后，曹聚仁“脱下长袍，穿起短装，奔赴战场”，以笔为枪，写下大量战地新闻、人物通讯和杂感，部分内容还被编入战时教科书。我们在电影《八佰》里看到的那位深入四行仓库保卫战的记者，就是以曹聚仁为原型塑造的。

夫妻二人虽然分开了，却没有背道而驰，他们成了抗日战场上的战友，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贡献着自己的青春热血。这应该是我们看到的最好的结局。

尤其是王春翠，离异并没有让她变得愁苦脆弱，她像一名勇敢的战士投入战斗。1940年春，为躲避日军的侵袭轰炸，王春翠带领师生隐蔽到山林中继续上课。1942年5月，日军入侵浙东，山林里的学校被日军炸毁，他们不得不停课。但第二年稍有安宁，她立即让学校复课了。复课之时，适逢育才小学建校40周年，她组织学校大庆3天，以提振师生士气。但好景不长，1944年夏，日军飞机再次轰炸，育才学校的校舍又一次被夷为平地。王春翠依然不放弃，她借用祠堂、庙宇及闲房继续办学，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做“小脚先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春翠马上着手重振育才小学。而且她还发愿，要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大校舍，增设中学部。为此她四处募捐、筹款，并写信给曹聚仁请求支持。其实这也是曹梦岐老先生的夙愿，他在世时就一直想办中学部。故曹聚仁等曹家兄妹都很支持她。他们联络当地名流，建立育才中学校董事会，筹措经费，用以创立育才初级中学。1947年，育才学校终于恢复了，小学部、中学部同时开课。曹聚德任中学校长，王春翠任小学校长。

我从育才学校的历史沿革中看到，王春翠自回到故乡接手育才学校后，没有过过一天安生日子，但她没有停止过一天办学。她让读书声穿越贫困、穿越战火，在乡村回响。最重要的是，她在这漫长的艰苦卓绝的岁月里，完成了从曹聚仁的妻子到王春翠的转变，成长为她自己，一个大写的女人。

育才学校停办（合并）后，王春翠回归乡野，做了农妇。在蒋畈村乡亲们的记忆里，晚年的她时常独自坐在家门前，白发在风中飘拂，但凡有孩子路过，她总会问及他们的学业。闲暇时，她还主动教左邻右舍的孩子认字读书，并告诉他们，没有文化，哪里都去不了。改革开放后，她担任了兰溪县政协委员，写下不少回忆文章，如《我的丈夫曹聚仁》《回忆鲁迅》等。1987年，她因病离世，归葬在蒋畈墓园。

我久久地看着王春翠那张白发如雪的照片，在心中穿越百年时空向她致敬。我在她的脸上看不到愁苦，看到的只有温和平静，以及平静下的坚毅。她一生致力于办学，一生都在坚持求真知、立真人的“蒋畈精神”。任育才学校校长期间，她8年不拿薪水；育才学校改成公立学校后，她将所得工资薪金，全部用来给学生做奖学金。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乡村教育事业，因此被乡邻们尊称为“王大先生”。

“王大先生”，多么响亮的称谓！从“小脚先生”到“王大先生”，她的生命开出了馨香的花朵，犹如山涧中的一株兰。虽然没有艳丽的色彩，没有浓烈的香气，也没有如雷贯耳的大名——倘若不是走进蒋畈村，我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她。但她的馨香，永留人间。

所谓流芳百世，便是如此吧。

（清远摘自北岳文艺出版社《相逢可曾是故人》一书，李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