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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佳莉
黄纬禄
1944年，英国伦敦博物馆内，28岁的黄纬禄挤在人群中，踮起脚向大厅内张望。只见一个墨绿色的庞然大物矗立在大厅中央，四周用绳子拦着。
这是德国制造的一枚V-2导弹。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发射的上千枚V-2导弹呼啸着越过英吉利海峡，在伦敦夺走无数人的生命。一枚V-2导弹被英国缴获后在博物馆展出，正在英国实习的黄纬禄专门跑去看了这枚导弹。
彼时的中国正深陷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见过导弹的中国人寥寥无几。黄纬禄围着它转了一圈又一圈，若有所思：如果中国也有这样的武器，日寇何敢再猖獗！正是这个念头，让他这个原本学机电专业的学生与导弹结下不解之缘。
1947年，在拒绝了多家英国公司的高薪挽留后，黄纬禄怀着满腔热情回到祖国。之后，在一穷二白的日子里，他跟一群科研人员一起，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最终让“东风”腾空、“巨浪”潜航，让中国导弹从“零”的突破逐渐走向“强”的跨越。
如今，巨浪-3、东风-61、东风-31等国之重器接连亮相，每一枚导弹的腾飞都是对这位“航天老总”最深情的回应，诉说着他与中国导弹事业跨世纪的牵绊。
那是1956年春的一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院工作的黄纬禄，应邀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国防部召开的一次重要学术会议。
会议由陈赓大将主持，由从美国回来的钱学森主讲火箭技术问题。会上，钱学森指出，我们中国人不比外国人笨，外国人能搞出来的东西，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能搞出来。这次会议使黄纬禄深受鼓舞。
会后，陈赓询问黄纬禄是否真的见过导弹，还说：“党中央、中央军委已经做出研制两弹的决定，我们急需大批科学技术人员参加到这项工程中来……”黄纬禄听了非常高兴，不禁在心里欢呼：中国也要搞导弹了！
事实上，黄纬禄不仅早就见过导弹，还差一点儿在导弹轰炸中殒命。
1943年，英国工业协会到中国招收实习生。通过层层选拔，毕业于中央大学（今东南大学）电机系的黄纬禄脱颖而出。
抱着科学救国的愿望，黄纬禄远赴英国，先后在伦敦标准电话电缆公司和马可尼公司实习。
一天早上，黄纬禄到达公司，震惊地得知，一枚导弹越过公司围墙，落在办公室窗外5米处，窗户全部被炸毁，5名英国同事被炸身亡。
这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让黄纬禄对导弹的破坏力有了切肤的痛感，再加上后来在博物馆亲眼见到导弹真容，他内心那个念头愈加坚定——祖国必须拥有自己的导弹。因此，他在中南海怀仁堂听说中国也要研制导弹时，热血沸腾。
从1956年起，我国逐步组建了战略导弹的科研、训练、教学机构。1956年10月，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1957年12月，黄纬禄等一批科研人员被调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以下简称“五院二分院”）。
“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宝山。”当时的五院二分院位于北京西郊的永定路，距离八宝山公墓仅几公里，院里科研人员常喊的这句口号，道出了航天人的誓言与决心。
五院二分院用的是原解放军后勤部财务学校的房子，这里条件简陋，周边是大片的荒野和农田；大门前的道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让人怎么也想象不到这里是个研制尖端武器的单位。
“我们因陋就简，在这些破旧的房子里成立了好几个研究室。有搞陀螺仪的，有搞无线电指挥的，有搞控制系统的。”黄纬禄说，虽然他是控制系统组的组长，但对导弹控制技术也需要从零学起，“在技术上谁也领导不了谁，大家在一块就是边干边学。”
控制系统就像导弹的神经中枢。“飞得稳，打得准，主要靠控制系统。”黄纬禄深知控制系统的重要性，也清楚自己肩负的责任。
“我们一定要搞出自己的‘争气弹’，争中国人民的志气！”聂荣臻元帅的这句话始终萦绕在黄纬禄耳畔。为了争这口气，科研团队的每个人都拼尽全力。那些老旧的小楼里，灯光常常彻夜不熄。
1959年，为了更专注地投入工作，黄纬禄将家搬到了五院二分院。此后，他长期保持着每天十几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状态。研发导弹控制系统需要进行海量的数学计算，黄纬禄和同事们只有一部老式手摇计算机。很多时候，他们只能靠人工计算，推算出导弹在空中的飞行姿态、轨迹等数据。
1960年11月5日，新中国第一枚导弹迎来了发射时刻。这枚凝聚着无数科研人员心血的导弹不负众望，成功发射，后来被命名为“东风一号”。此后，“东风”系列多个型号的导弹相继发射成功，一步步夯实新中国的国防根基。
巨浪-1 导弹发射成功
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固体潜地战略导弹的基础上，黄纬禄和同事们提出“一弹两用”的想法。四川“两弹一星”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刘涛说，“一弹两用”就是将已设计的潜地导弹搬上岸，按同一种导弹既可用作潜艇水下发射，又可用作陆上机动发射的原则，对其进行必要的修改，使其具有双重威慑能力。
为了尽快实现“一弹两用”的设想，1979年4月，黄纬禄被任命为固体潜地战略导弹巨浪-1和陆基机动战略导弹东风-21的总设计师，这意味着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刚成为导弹事业中的一员时，黄纬禄就对聂荣臻元帅的一句话记忆深刻：“失败了我负责，成功了算你们的。”成为总设计师后，他最爱跟技术人员说的也是这句话。
1982年秋，巨浪-1首次试射失败，参试人员士气低落。黄纬禄主动担责：“我是总设计师，负主要责任！”经过几天几夜攻关改进后，到了再次发射当日的凌晨，北京方面突然打来电话：“是不是要再认真检查一下，推迟发射？”
怎么办？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黄纬禄身上——推迟则风险降低，但会错过禁航期与有利海况；坚持发射，风险需由他承担。
黄纬禄经过再三分析、比较、权衡，最后果断拿起电话向上级报告：“需要考虑的问题都考虑了，应该准备的一切都准备好了。我认为发射条件已经具备，不宜推迟。如果上级决定推迟，我们执行命令。”
上级同意了黄纬禄的意见，按原计划发射。一般人很难想象，黄纬禄打这个电话的背后要承受多大的压力。而他敢下这个决心，对自己设计的导弹有这份信心，正是源自日常工作中的谨慎和细致。
1982年10月，固体潜地战略导弹巨浪-1成功发射。3年后，新型陆基机动战略导弹东风-21也顺利完成试射。
在很多人眼里，黄纬禄脾气特别好，很善于协调工作。可一说到技术问题，他就像变了一个人，爱较真儿。下属汇报工作时不能说“大概”“可能”这样的字眼，他始终坚持不管是什么样的“偶然状况”，找不出原因都决不罢休。
“黄纬禄有个绰号，叫‘导弹医生’，就是源自他分析问题细致、发现问题迅速、解决问题毫不含糊的工作风格。当导弹出现疑难杂症时，大家都愿意找他诊治。”刘涛说。
“黄纬禄是我国导弹事业在技术与科学管理领域的关键推动者，他带领团队实现导弹技术从液体到固体、从陆上到水下、从控制系统到总体设计的跨越，突破固体战略导弹陆基机动发射技术，为战略导弹机动化奠定了基础。”刘涛说。
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黄纬禄的秘书吕慧英说：“孩子的中学要搞校庆活动，请科技工作者跟同学们座谈，可这人还没着落……”
“你看我去行吗？”黄纬禄笑着问道。“您去？这规格也太高了吧？”吕慧英有点儿蒙。
最终，黄纬禄给学生们讲了一小时的科学与人生。
五院后来改为第七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七机部”），黄纬禄先后担任七机部一院12所所长、一院副院长、七机部总工程师等，但他给自己的定位始终是“为导弹事业做贡献的普通科技工作者”。
谦逊和朴素的作风在黄纬禄的生活与工作中处处可见。黄纬禄给自己定下“三个三”的行为准则，在基地有三条规矩：和大家一起排队买饭，一起搞卫生，一起扫厕所；出差有三条原则：只要能走出去就行，只要有饭吃就行，只要有地方睡就行；用公车有三条禁忌：私人外出不用公车，接送亲友不用公车，家人有事不搭公车。
1999年，在推选“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候选人时，黄纬禄主动相让。他说：“功劳是大家的，不能因为我是总师就总把荣誉归到我的头上。”由于黄纬禄态度坚决，单位就推选了另外一位同志。经上级研究决定，最后还是授予黄纬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黄纬禄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导弹事业上，对自己的身体鲜少顾及。他的女儿黄道群回忆道：“有一次，父亲拿了一件背心让我姑姑帮忙缝补。姑姑问衣服怎么会破在这个地方，父亲说，心口痛，揉得久了衣服就破了。”为了导弹，他落得一身病痛。2011年，黄纬禄去世，享年95岁。
黄道群始终忘不了，当年巨浪-1水下发射成功后，黄纬禄回到家时的模样——瘦得厉害，体重减了11公斤。家人心疼地说：“您这是剜下自己的血肉补在导弹上了！”黄纬禄听了却淡然一笑：“11公斤，比起动辄以吨计的导弹算不得什么。可把这‘血肉’补在导弹上，托起来的是一个民族的希望和骄傲啊！”
（云深处摘自《环球人物》2025年第17、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