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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集益
那年我七岁，家住金华城郊的白沙路。学校放学，我和小伙伴背着书包走路回家，一辆大货车突然在路上侧翻，小伙伴受重伤，经抢救无效死亡，而我的眼睛被氨水严重烧伤。事故发生后，运氨水的农资站赔了我家五百元。我父亲是齿轮机床厂食堂里的厨师，母亲是劳保处的清洁工，在工厂里没什么地位。放下手术费用不说，按当时的医疗条件，治好我眼伤的希望非常渺茫。父亲带我去城里的几家大医院看眼科，诊断结果上都写着“须尽早接受角膜移植”，医生却又都说没有角膜供体。
治好眼伤变得遥遥无期，时间久了，我看不见东西了。医生说，每年角膜盲患者众多，但角膜捐献者很少。父亲经常去恳求医院领导，在希望一次次落空后，他很长时间不说话。有一天，他醉醺醺地回家，见到母亲就哭了。他说，他要将自己的一片角膜移植给我，但遭到多家医院拒绝。“我说了，我瞎掉一只眼没什么，剩下一只还能看见东西。医生说，从活人身上摘取角膜是不被允许的。这分明是逼着我去死啊！我死了明亮就有角膜供体了！”父亲吼起来。
手术是在一九九〇年做的。
那年春天，有一个之前预约做角膜移植手术的老太太不知因何放弃了，医院把机会分给了我。得到消息，我连夜住进医院。父亲为了筹集手术费，整晚都在外面跑，也不知走了多少路，求了多少亲戚，关键一刻，他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冲进了医院。
交过钱，签过字，父亲把我推到手术室门口。
“明亮，手术时你一定要挺住啊！”我感到父亲握着我的手在颤抖。我说：“阿爸，我会的。”父亲喃喃自语：“那年我去派出所给你改了个好名字，可改对了，等你醒来，你就真的明亮了……”我的手背上滑过几滴滚烫的泪珠……
一个星期后，父母牵着我的手去医院复查，拆下眼罩的那一刻，来自浩瀚宇宙的光亮重新将我照拂。有光涌进眼睛，它们逐渐变得绚烂。我很想哭，可是没有眼泪流出来。
“明亮，明亮——，我们在这里呢！”
我转动头，也转动着眼珠，我在寻找他们。可我愣怔了。真实世界于我，因为两片小小的角膜，变得如此具体。近在咫尺，我却不敢去认亲爱的父母了。他们已不是我记忆中的模样。我遭遇横祸那年，他们三十来岁，正值壮年，可现在，他们老得太快了。
紧接着，我们回到家中。此时家里因为我这个手术，已欠下两万多元的债。为了还债，我必须走出家门，跟着父亲去学技术、打零工。
我们干累活、脏活，日夜奔波，无非是为了存钱。几年后，父亲成了下岗工人，拿到一笔买断工龄的补偿金，这笔钱足以让我们家在城郊租下一间店面。我们家的债务压力有所减轻，就是从开饭店开始的。
我至今认为，我能活下来，活到今天，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父母——他们的养育之恩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激励我更加努力地活下去；其次要感谢捐献角膜的人，如果没有他捐献的角膜，我将永远在黑暗中摸索。关于捐献者的情况，我知之甚少，只在父亲还健在时（父亲是在饭店开业后第六年意外去世的），听他讲过我的角膜是从汤溪医院送来的。从那时起，我就想将来有一天，一定要找到捐献者的家人表达我的谢意。
事实上，我现在也没有发财，不过是将父亲留给我的饭店开得更像样一点罢了。在合适的时候，我把想法跟母亲说了。母亲说：“去一趟也好，省得心里有个结，老念叨。”于是我前往汤溪医院，从医院得知一九九〇年只有一位器官捐献者，名叫陈军，是吴村人。
我问清了去吴村怎么走后，不一会儿便来到西门头车站，一个理着类似过去年代知青发型的人立在站牌下。我问他车几点钟来，去吴村有多远。他说跟着他就行了。我们攀谈起来。我问起陈军的事，他显得很吃惊：“你认得他？”我说我是角膜捐献的受益者。他说：“你说的陈军，说起来，我们是一块儿长大的！”
“陈军去世的时候，好像是一九八九年，或者一九九〇年。”他缓缓地说。
“是一九九〇年。”我确定。
“一九八几年，记不太清了，大山里发生了火灾。”
“陈军是在火灾中……”
“不。是他哥哥陈光！”
“那他的父母还都在吧？”
“他从小没妈，是他爹带大的。”
“他爹怎么样？”
“阿昆伯身体倒还硬朗。”
我心安些了，说：“你等我一下，我去买点儿东西。”等我提着一袋麦乳精、一盒人参蜂王浆回来时，车来了。
乡村公路没有铺柏油，非常颠簸。车走了四十分钟后，公路断了，我们不得不下车步行。
“你叫什么？”
“李明亮。”
“我叫陈集乂。”说着，他指给我看，“你知道吗，那些山林，差一点儿被全部烧掉了。陈军的哥哥就是为扑灭山火而死的！”
“可我的角膜，是陈军的……”
“他哥哥叫陈光，那次山火烧起来后，村民们都行动起来了。灭火用人海战术，主要方法是，在大火烧到某座山之前，大伙自山脚到山顶一起砍树，清理出一条隔火带……”
“他哥哥也去了吧？”
“是的，陈光是我们村的护林员。说起这个，我插几句题外话。从血缘上讲，陈光、陈军不是亲兄弟，阿昆伯的两个儿子都是他捡来的。阿昆伯是个剃头匠，到了吴村你会见到的，他自己也是孤儿。据说，陈军是在一天早上被捡到的。阿昆伯打开房门，发现地上有个包着蓝花布的篮子，打开一看，里面躺着一个婴儿。陈光呢，是他从汤溪镇外带回来的，带回来时已经五六岁了。这孩子当时成天趴在垃圾堆里找吃的。陈光的脑子不是很灵光，认死理。但是这样的人，做护林员再好不过了。不管谁破坏森林，他都会坚决制止。因此，我们村的护林工作在全乡是做得最好的。可是那一年春节，井下村有人上坟烧香，致使林木起火了，火势很快蔓延开来。井下村一边组织人上山灭火，一边派人向邻村求助。吴村的人都去了，陈光起了带头作用。一天一夜后，山火虽然被扑灭了，可是临返程时大家才发现陈光不见了。唉！当我们找到他时，火已经烧到山顶的草甸上，火被他扑灭了。可是他，倒在了一堆灰烬中……”
后来，陈军接了陈光的班。说起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陈集乂分析：第一，当然是出于兄弟情深，陈光的牺牲对陈军打击很大——别看陈光从小被人当傻瓜，作为哥哥的他却格外照顾陈军——陈军为了纪念哥哥，决定继承哥哥的遗志；第二，陈军是以更长远的眼光，看到了森林防火需要更科学的管理方式。
因此，陈军干脆成立了一支活跃于山区的消防队。他们当年所做的事情，不局限于救火，还包括其他事情，比如山洪暴发时的紧急救险。附近的村子里都有青年参加。
“由于他们的努力，我们这里有很多年没闹山火，不管哪个村，只要有人遇到急事，比如深夜有人患急症，需要到村外医治，一个口信或者一个电话，消防队的队员们就会赶去帮忙……”
走了没多久，我便看到一个古老村庄的轮廓。我们走进村，我看到不断有乡亲跟陈集乂打招呼，并且打量我。我发现一个现象：这里的人衣着都较随便，但是头发理得齐齐整整，胡子刮得干干净净。
此时天已经暗下来，我只能先住到陈集乂家。听说此次我进山的目的，陈集乂的父亲严肃地说：“难得你这个后生有这份感念！我们山里人呀，都以为陈军捐献了器官，就被忘得光光的。”我的脸一阵发烫，慌忙解释：“这些年，我一直想感谢给我捐献角膜的人，可苦于开店忙碌，一直未能成行。”
“我跟你说呀！这世上很难见到像陈光那么心思单纯和陈军那么乐于助人的人。这两兄弟没说的，都是我们吴村的骄傲。至于他们的爹阿昆更是菩萨心肠，整个山区的人都敬佩他。陈军出事那年，阿昆挨家挨户去借钱。村里有人听说陈军生病急需用钱，把刚卖了猪的款子都给了阿昆。我们都知道，陈军的病是累出来的。这孩子自从做了护林员就忙个不停，成立消防队后，就连夜里都会有人来找他。他家没女人做饭，饥一顿饱一顿的，长此以往胃肠都出了问题。那一年连下暴雨，洪水泛滥，他连着几天没休息，洪水退去后他就倒下了。后来他被查出患有肝腹水，还有其他病。那些病都不好治。陈军坚决不医治，可阿昆一定要救他。拖了一阵子，陈军的肚子越来越大，力气越来越小，最后死在了汤溪医院。陈军死后，阿昆就开始还债。大家都知道他困难，有的明确说，借给你救孩子的钱不要还了。但是阿昆死活要还。他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就通过给债主理发来还。”
“原来是这样。我终于明白山里人为什么都理着差不多的发型。”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和陈集乂上街去找阿昆伯。刚一拐过街角，我就看到一户人家的门敞开着，一个老农坐在一把锈迹斑斑的理发椅上。不用说，站在老农背后手拿推子的人就是陈军的养父阿昆了。突然，他抬头看见我，停下手头的活，说：“啊，这位小兄弟，怠慢了，你是跟陈集乂一块儿来的吧？”
“阿昆伯，是啊！他叫李明亮。”陈集乂帮我回答。
我站起来，傻傻地笑着，算是打过招呼。经过推、剪、洗、刮，老农的发型大功告成。趁着陈军爹去翻墙上的账本，拿一支拴着绳子的圆珠笔画“正”字之际，我一阵冲动，几乎本能地抢先一步，坐上了那张空出来的理发椅。
我突然想起，在我失去光明的日子里，由于出门不便，只能让父亲用他的刮胡刀将我的头发剃光。虽然他们两个人理发的工序不同，但是那种长辈站在身后，用他们布满老茧的手触碰我头皮的感觉何其相似。尤其陈军爹给我洗头时，当年父亲给我洗发的记忆复活了。
“小兄弟，是有肥皂水进你的眼睛了？”我从放脸盆的长条凳坐回理发椅，他可能从镜中看到我在抹眼睛。“来，拿毛巾擦一下吧。”随后他从我背后转到眼前，将毛巾递给我，我看到他慈祥的目光和那张苍老却干干净净的脸。一种欲哭不能的感觉让我难受。
我的眼睛自从手术后就成了“枯水眼”，这时候，我却有一种流泪的冲动。我再也无法克制自己，鬼使神差一般，从理发椅上滑了下来，“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大伯！我，我是您儿子陈军的角膜捐献受益者，我看到的光，是陈军赐予的。”
“啊！”他显然受了轻微的惊吓，不安地说，“起来！你先起来！”他把我拉起来。
陈集乂可能也被我刚才的一跪吓着了，吞吞吐吐道：“阿昆伯，是的。他就是当年陈军捐出角膜后……他的眼睛做了手术，才看见的……”
“啊，我那可怜的孩子啊！”老人一下扔掉手中的剪子，双手捧住我的面颊，我分不清是他的手在颤抖，还是我的脸部出现了痉挛。时间停顿的片刻，我内心流淌着暖意，又深感歉疚。他等这一天，一定等了很久。
“咳，咳，太好了。我说呢，第一眼就看着亲切。孩子，孩子，你看到爹了吗？”
他那双饱经风霜的眼睛，充满关切、喜悦，似乎要透过我的眼睛，看到角膜那一头的——陈军。我看着他的激动与隐忍，想到我眼睛里的角膜，隔着的是生与死，我的泪水涌了出来。可我不想让眼前的老人看见我的眼里有泪，那样他就看不清角膜另一头的儿子了。我转身，从小矮凳旁拿起麦乳精和人参蜂王浆递给他。
“哎呀！你这孩子，你能带着陈军的眼睛回来，我已经很感谢你了。”
我摸了摸口袋，里面有一个装着一千元的信封，我掏了出来。
“不，孩子！万万使不得啊！”老人家连连推辞，后退，“礼物我收下，钱你收回去。使不得！”
陈集乂帮着我劝说，希望老人家把钱收下。但他态度坚决：这是孩子生前的遗愿，不是买卖。他把信封强行塞回我的口袋，一下就把我摁回理发椅，继续给我理发。
离开时，我没有再提给钱的事，怕执意拿出一千元钱作为所谓的感谢金，只会玷污陈军的人品。可我又想不出怎样报答他。直到有一天，我与母亲商量，母亲的一番话让我顿悟。我能做的可能不是资助陈军爹多少钱，而是让那些借钱给他的乡亲们的善良得到回报，那才是他的心愿。
因此，我把饭店交给妻子打理，自己则在农贸市场租下摊位，卖起以吴村为中心的山区人出产的山货。我没有统计过，经我之手售出去了多少笋干、茶叶、土鸡、茶油、杨梅……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产自大山的农产品，通过我搭建的平台顺利地卖给了城市居民，并大获好评。
是的，我不会忘记，我今天能看见光、色彩，看到天空和大地，都是因为陈军捐献的角膜。我一次次往返于金华市区与吴村之间，一转眼，也快坚持了十年。这期间，我的头发都是陈军爹给我理的。每次去，我都劝他早日休息，没有还清的债由我来承担。但他一直不同意。
“明亮啊，难得你一次次来看我，还帮山里人卖山货。如果陈军能够感知，他一定会为自己的角膜捐献给了一个好人而感到欣慰。”
无奈衰老是人无法回避的事实，他终于答应我，等他实在理不动发了，没有还清的债务就由我来还。我暗自高兴：一是我不想看到他再为债务牵累，他该休息了；二是他终于认可，我也是他的一个孩子了。可是现在，离这位老人答应我退休，又两个年头过去了，他并未停止给乡亲们理发。而村民们愿意年复一年把头发交给陈军爹来理，是在用这样的方式向陈军和阿昆伯致敬。他们之间看似不可思议的守信方式，在我看来已经成为一种怀念英雄的默契。
那天，我下定决心去接陈军爹。等到农贸市场一打烊，我就开车带着儿子出发了。儿子陈继亮九岁了。每次进山，他都跟山里爷爷玩得很好。
继亮从车窗往外看，也不知被什么触动了，突然问：“老爸，为什么我会有两个爷爷呢？”
我不得不从我七岁那年放学路上，眼睛被氨水严重烧伤说起。继亮被我的讲述吓住了，那不是一个孩子能承受的。直到车开到吴村，他的情绪才稍稍平静，我握住他的手，说：“孩子，一切都过去了，人活着总会遇到困难。”
“继亮，爸问你个事啊。”我故意装出轻松的口吻，“假设有一天爸爸不在了，请你记住，把爸爸的器官都捐献出去，好吗？”
“老爸，不要！我不要你说这个……”我的问题可能有些突兀，我感觉他要哭出声了。
“请你回答我。”我说。
（江 树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大地上的声音》一书，本刊节选，李 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