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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老六
2024年10月21日，著名华裔女作家、翻译家聂华苓在美国艾奥瓦的家中逝世，享年99岁。
她的女儿王晓蓝发布消息称，母亲“走得很安详，没有太多痛苦”。
在华语文学世界里，她可能不是最广为人知的作家，但她被誉为“世界文学组织之母”，得到来自世界各地作家的尊崇。
她家的客厅，包括汪曾祺、陈映真、白先勇、王安忆、迟子健、毕飞宇在内的全世界1400多名作家，都曾在这里欢宴饮酒，纵情畅谈文学。这样的雅集，真可谓“餐沆瀣兮带朝霞，眇翩翩兮薄天游”。
在这一场场颇有六朝韵致的聚会中，甚至出了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位是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另一位是中国作家莫言。
打开聂华苓的自传《三生三世》，宛如看到一幅浩浩荡荡的历史画卷：国家遭逢战乱的痛苦、颠沛流离的辛酸，以及永远无法消除的乡愁俱在其中。
聂华苓漂泊了近一个世纪，从汉口到北平，从中国到美国。
她说：“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艾奥瓦。”
循着这棵“树”，让我们来见识一下这位气度不凡、侠肝义胆的女子。
聂家祖上算是钟鸣鼎食之家。聂华苓的祖父是中过举的清代文人。父亲聂洸毕业于陆军军官学校，曾在贵州担任要职。当时聂家住在武汉，聂洸在贵州去世后，聂家就此散了。
讲起来，聂华苓这一生都在流浪。童年时，她经常目睹外国人欺压中国百姓的场景，半殖民地的凄惶画面，在她幼小的心灵深处刻下了一道道永难磨灭的伤痕。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眼看武汉就要被日本人占领，聂华苓的母亲带着年幼的孩子们逃亡至乡下避难。母亲孙国瑛是个开明人，这样的新式女性，自然明白让孩子接受教育的重要性。即便烽火连天，她也执意要送女儿到外地求学。
母亲的气度与坚毅，无疑对聂华苓后来的性格有着深刻的影响。
彼时年仅14岁的聂华苓，在母亲毅然决然的目光和泪水中，就这样流浪下去了。
求学的日子困顿至极，聂华苓有时一天只啃一个硬馒头，有时甚至还要跟狗抢食物。对聂华苓来说，由糙米、稗子、石子、沙子混合而成的“八宝饭”都成了人间美食，她一度染上了疟疾。
眼见大好河山惨遭日本人蹂躏，小小少年早已忘了身体的苦，她的心中犹如倒入了黄连，痛苦至极。
为了不当亡国奴，再苦也要一路奋战。
聂华苓以巨大的热情参加了抗日活动：慰问抗战的伤兵，为他们唱歌，代写家书……那一路上所见的名山胜水，更是让她将对国家的爱融入血液。
从汉口到北平，从小学到大学，从纯真的孩子到挨饿受冻的流亡学生，她总算迎来了抗战胜利。
风雨坎坷中，聂华苓与同学王正路结婚了。
她以为找到了令她安心的归宿。那个时期，她以“远方”为笔名，发表了讽刺散文《变形虫》，开启了她的创作生涯。
然而，婚姻也好，时局也罢，都无法让聂华苓停下流浪的脚步。王家是大家族，儿媳妇要日日向长辈请安、奉茶，繁文缛节压制了聂华苓的自由性格，她喟叹：“我在那个大家庭里，只是一个失落的异乡人。”
1949年，24岁的聂华苓带着母亲与弟弟妹妹们，一家人到了台湾地区。
故乡的山水成了她永恒的乡愁地标。
然而，那座小岛并没有给聂华苓带来和风暖日，而是充满了肃杀之气。
到了台北后，她原本寄予希望的婚姻触礁了。出身于大家族的丈夫根本经不起风雨，“结婚15年，共同生活只有5年”，婚姻名存实亡，家庭的重担全落在了她身上。
一个偶然的机会，聂华苓进入由胡适担任发行人、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国》杂志，任文艺栏主编。
为了适应当时的环境，聂华苓将自己主持的《自由中国》文艺栏，打造成纯文学天地。
这简直就像从浑浊的湖泊中涌出了一股清泉，湖底的一些奇珍异石顿时袒露在阳光之下。现在成为经典的很多作品，譬如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和余光中的诗，都是经她编辑后发表的。
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整个台湾文学的火种能够被点燃，聂华苓和林海音这两位女士厥功甚伟。
聂华苓在台湾15年，受到文史名家的一致好评，这也是她一生中编、写、译成果最丰硕的黄金时期。她在此期间发表的《失去的金铃子》，是十分出色的带有自传色彩的女性成长小说。
可惜，由于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自由中国》被封，身为编辑的聂华苓虽躲过牢狱之灾，却被孤立，终日受到监视。
彼时是她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自由中国》以及创立它的前辈蒙难，弟弟聂汉仲在一次例行飞行中意外丧生，母亲得了绝症过世，婚姻和经济陷入死局。
聂华苓的第二个落脚处就此断裂。
古语有言，剥极将复——时运不济到了极点，一切就会从头开始。命运大约十分怜悯这样率直且有着独立人格的女子，在最艰难的时刻，一道生命的曙光刺破了黑压压的乌云，照亮了她整个后半生。
那道曙光，是聂华苓在38岁那年遇到的第二任丈夫——保罗·安格尔。
他几乎是聂华苓“第三生”的唯一转折点。安格尔对她一见钟情，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台北并不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但这里有华苓，我看着她就足够了。”
聂华苓对这段婚姻的评价是：“我们的婚姻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满的婚姻。”他们婚后在艾奥瓦筑起爱巢，一起划船、烤肉、谈文学，与鹿和浣熊做伴——神仙眷侣也不过如此。
此时，聂华苓学会了从另一个视角看世界，她意识到，过去的生活虽然艰辛，但她对世界的认识还是非常片面的：“在这儿，我可以清醒地看待自己过去生活的地方，可以接触世界各国的作家和作品，这使我的视野扩大多了，感情冷静多了，看法客观多了！”
过往的痛苦与恩怨，终于在时间的力量下渐渐消融。随之涌上心头的，是她那份经过岁月沉淀后的风度与气概。
彼时，安格尔聘请她到他的“写作工作坊”教中文。有一天，他们在河上泛舟，聂华苓突发奇想，建议安格尔将“写作工作坊”改成“国际写作计划”。
安格尔听后，忍不住大叫“疯狂”，要是改成“国际写作计划”，每个作家光是吃、住、路费就要好几千美元啊！
然而聂华苓锲而不舍。他们先是得到艾奥瓦大学的支持，接着到处写信、拜访，从私人到大企业，终于募得300万美元的基金。
接下来的几十年，我们看到世界上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神奇地在艾奥瓦相遇了。
“国际写作计划”每年邀请各国作家赴美访问，通过演讲、讨论、旅行等方式，让作家们的文学观念和写作技巧得以交流。
他们以文会友，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与芥蒂。譬如，一位以色列作家和一位埃及作家从一见面就往对方脸上扔杯子，到4个月后离别时，他们竟在机场抱头痛哭；伊朗女诗人台海瑞与罗马尼亚小说家易法素克之间产生了爱恋；第一次出国门的中国作家丁玲握着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的手。
身为中国人，聂华苓最牵挂的还是那些用汉语写作的作家。
那时，中国作家想出国，面临语言和资金等方面的困难。为了让中国作家参与“国际写作计划”，聂华苓每年都捐款。
几十年来，“国际写作计划”共邀请世界各地的作家1400多位，而用汉语写作的作家，就有100多位。
在国际写作交流上，聂华苓不遗余力；在个人文学成就上，除了翻译作品，她坚持用母语中文创作。《桑青与桃红》《三生三世》等作品相继完稿，每一部作品都成了她回归心灵故乡的途径。
对故土与母语的眷恋，始终是聂华苓的难言之痛。
1972年，她与安格尔共同翻译了《毛泽东诗词》。为了了解每首诗词的背景，他们翻阅了很多关于中国革命的书，特别对二万五千里长征，做了细致的研究。
这使她明白了许多过去不明白的道理。她说：“他们什么艰险都不怕，爬雪山，吃皮带，是为了几万万人民和后代。他们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聂华苓的风度与气概，已超越了一个作家的范畴。
她以无私坦荡的侠义精神，一心造福全世界文人，为当代中国作家打开了一扇走向世界舞台的窗。
从不谙世事的豆蔻年华到经历岁月洗礼的从容暮年，一段段历史，一个个时空，构成聂华苓颠沛流离、历尽沧桑却卓有建树的一生。
（远 流摘自微信公众号“最华人”，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