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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啸南
好大一片麦田。
一九四九年，是个丰收的大年。
早上五点不到，天且蒙蒙亮，陈家三兄弟已起了身。陈母下了一锅茭瓜鸡蛋花汤卤子面条，爷儿四个“吸溜吸溜”的吃面声此起彼伏。陈少民跟在两个哥哥陈少文、陈少武身后，他们一人推着一个小推车，车子里塞满了镰刀、草绳、小铁锹，父亲陈庶振走在最前头，一句话也没有。这就是男丁兴旺的好处。
十九岁的陈少民走到哪儿都是视线的焦点。他迎风挺立着，时而以一种强健暴烈的男性美诱惑着缠绵的春情，时而又仿若一个不可被亵玩的钢铁战士，弥散着少年英雄的巍峨气象。
女人们都爱招惹他，他的嘴也跟抹了蜜一样，见谁都爱开玩笑。他的两个哥哥已娶了亲，上门来说媒的人踏破了陈家的旧门槛，都是为这发光的陈少民。他暗地里知道自己讨人喜欢，表面上就更无所谓起来，好似和谁家的姑娘都有一段风流韵事。
十九岁的徐凤英在家中排行老二，上头一个姐姐，下面两个弟弟。两个弟弟还小，麦收这样的农活儿，徐凤英就成了主力。十九岁的徐凤英谈不上多漂亮，但也说不上丑，她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平日里沉默寡言，唯有两根乌黑浓密的大辫子贼亮贼亮的，招人羡慕。
人们着实想不明白，这陈少民到底喜欢上徐凤英什么。麦收后没几天，西杨家庄的陈家便急匆匆地请了媒婆，到东杨家庄徐家提亲去了。
一九五〇年春，陈少民与徐凤英成了婚。一时间，东杨家庄与西杨家庄两个村子，好不热闹。
夜里，徐凤英摸着陈少民硬挺的眉骨、俊俏的鼻尖，第一次开口问：“俺娘说村里好多大闺女都喜欢你，你稀罕俺什么？”
“俺稀罕你的两条大长辫子，”陈少民刮了刮徐凤英的鼻头，“去年麦收，我瞧见你在桑树下捡了很多桑葚，自己一个也没舍得吃，全装在口袋里。等你娘来了，你把果子一个一个都喂给她。俺就知道，你定是个善良贤惠的好女人。俺偷偷瞧你好久了。”
陈家的日子过得粗糙，却也有滋有味，直到一九五〇年的夏天——陈少民要当兵去了。这年初夏的一个傍晚，西杨家庄回来了两个老兵，其中一个，名叫陈鲁兴，论血缘，算是陈家五服内的亲戚。按宗族乡规，陈庶振请陈鲁兴父子来家里喝酒。酒过三巡，陈鲁兴对陈庶振说：“俺现在给师长当勤务兵，师长待俺老好，如今仗也打完了，俺可以和师长说说，带个新兵回去。你家仨儿子个个样貌好、体格壮，去当几年兵，将来日子就有了奔头。”
陈少文和陈少武已经有几岁大的孩子，压根儿没把这话往耳朵里听。陈少民却动了心思。他一心想当英雄，不甘心像父辈那般死守着两亩三分地草草过一生。如今机会来了，冥冥之中，陈少民坚信，他的命运将由此改变。
徐凤英没有说一个“不”字。在他们的关系里，她就从未说过一个“不”字。他念过书，他所说的，她便相信是真理；他待她好，他所信的，她便坚信是永恒。
那日临别相送，一家人送陈少民到村口。徐凤英缓缓走上前。
陈少民说：“你等着我，我一定尽早回来，让你过上好日子。”
徐凤英说：“我等着你，你放心，我会替你孝敬爹娘。”
徐凤英怀孕了，陈少民走了一个多月后，徐凤英才有了迹象。这天大的喜事，乐坏了陈家二老。他们不识字，便让老大陈少文写了信，托人捎给陈鲁兴。村子里只有陈鲁兴的联系方式。陈庶振想着从小顽劣的小儿子如今也要当爹了，嘴角的旱烟就“滋啦滋啦”地更响了。
迟迟没有回信。到了年底，徐凤英挺着大肚子在院子里喂鸡，“咚咚咚”地有人敲门。陈鲁兴的爹皱着眉眼，连门槛都没有跨进来就嚷道：“糟了，送信的人传话回来，信没送到。他打听说，俺儿所在的部队支援朝鲜去了。”
陈庶振打了个趔趄，身子倒在门框上。
一九五〇年十月，抗美援朝战争揭开序幕。这一年，二十岁的陈少民去了朝鲜，奔赴那生死未知的英雄梦。
一九五一年春，徐凤英的女儿降生了，取名陈麦，麦子的麦。
一九五三年夏，陈鲁兴回来了，他在战场上丢了一条腿。徐凤英抱着陈麦挤进陈鲁兴家的院子。陈鲁兴抬头看了一眼徐凤英，头颅就垂了下来，他说他最后一次见少民，已经是两年前，之后再也没有打听到他的消息。
一九五八年秋，陈麦快八岁了，最后一批中国人民志愿军撤离朝鲜，返回祖国，陈少民依然杳无音信。这时，人们终于明白——陈少民牺牲了。
所有人都坚信陈少民死了，只有两个女人不信：陈母不信儿子死了，徐凤英也不信。
岁月在徐凤英身上长出了一股力道，她的生命开始显现出一种动人的美。愈是苦难的日子，这美就愈发地动人心魄。
譬如，饥荒来了，原先和善的人，如今都成了一头头红着眼的困兽。唯独徐凤英不慌不忙。三月，她带着陈麦去远山沟里，荠菜没有了，她就挖曲曲芽子、蒲公英。她总有办法装满整个菜篓子，回来再把它们变成鲜美的汤。陈家人的人心和人性便被这汤水稳住了。六月，徐凤英带着陈母、陈麦和两个嫂子打槐花。树低处的花早就没了，她便练就了一身爬树的本领。
譬如，斗争来了。暗流渐渐漫延到村子里。早些年说陈少民死了的那些人，突然一夕之间改了口，说陈少民还活着，说他做了美国人的俘虏，成了叛徒。徐凤英起先当了真，以为陈少民还活着，但不久她就看穿了这些人的把戏。一夜，她把陈麦叫到眼前，抚摸着陈麦乌亮的发，细声地叮嘱她：“你记住，无论谁说你爹是叛徒，都不要信。说这些话的都是小人、地痞、流氓。”陈麦说：“不听话的人，会被带去游街。”徐凤英拿出一瓶农药：“没事儿，咱不怕，大不了和他们同归于尽。”
徐凤英说得那样平淡，那样和气，把“死”说得和去院子里喂鸡一般。陈麦就真不怕了，她觉得母亲大无畏起来，好似一个大将军。
一九七七年，陈麦嫁人了。一九八〇年夏，陈庶振过世了；又半年，陈母也去了。陈母临走时，念着的仍是她的小儿子。陈母走的那一晚，徐凤英伏在棺材前号啕大哭。闻者伤心，听者流泪。
徐凤英葬完陈母，磕了头，忽然起身对陈少文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大哥，俺心里都清楚，少民没了，早没了。”
李朝生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是在一九九八年。他随儿子来的，他的儿子叫李念之，生意从韩国做到了中国。他们是坐船来的，眼看码头越来越近，一向沉默寡言的李朝生竟“呜嗷”一声，放声痛哭，那哭声比船只的轰鸣声还要响。
一九九八年，李念之的母亲过世。去世前，母亲对儿子说：“他的心不在我这里，我走后，你把他带走吧。”
李念之活到四十五岁，才第一次听懂父母的故事。
一九五二年，李念之的母亲朴恩惠在山沟里捡回一个人，他的脸上全是被山石割破留的血痂，狰狞吓人。她把他拖回家，日夜照料。一个多月过去，那人才露出真面相，竟是一个标致的好男儿。
朴恩惠是个寡妇，刚结婚两年，丈夫打仗死了。她认定这是老天睁了眼，赔给她一个男人。朴恩惠猜，他是逃出来的战俘。朴恩惠决定把他藏起来，她说：“以后，你就叫李朝生。”李朝生听不懂，他躺在地上，闭上了眼睛。
没有人知道李朝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也没提过一个字。
李朝生真的成了李朝生，他成了一个性格木讷、谨小慎微，甚至唯唯诺诺的男人。朴恩惠高兴的时候，他轻轻地跟着笑；朴恩惠愤怒的时候，他便抬起两只手护着头，没有争辩，没有反抗，任由她打。
战争结束了，日子越过越好。大家都说朴恩惠性子泼辣，难得找到这么个老好人，事事依着她。朴恩惠脸上笑笑，心里清楚，她把他当丈夫，他却把自己当奴才；她满心都是他，他心里却一丁点儿没有她。
一九五三年，他们的儿子李念之出生了。朴恩惠从此把所有心思放在儿子身上。李朝生感受到这种变化，愈发羞愧而苟且地活着，干活儿时更加卖力。
一九五八年，李念之五岁，李朝生听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都撤离朝鲜，返回了祖国。他在房子后面起了一座坟，埋了当初身上的一件衣裳。他对着坟磕了几个响头，说：“娘，儿子不孝，从今儿起你们就当我死了。下辈子俺做牛马伺候您。”
一九八三年，李念之三十岁，报纸上说北京申办了亚运会，两国之间开始有人来往。李朝生穿了一身定做好的西装，偷偷照着镜子：他五十三岁了，鬓角斑白，额头上的褶子一道又一道。他惊慌地看着镜子里的老人，眼角流出泪来。
一九九八年，李念之四十五岁，七十一岁的朴恩惠过世了。六十八岁的李朝生跪在朴恩惠墓前磕了三个响头，一遍遍地唤着：“恩惠啊，恩惠……”
李朝生回来了。
千亩麦田不见了，东杨家庄和西杨家庄也不见了，一座座小楼拔地而起，所有人都展露着新鲜的容颜。他在儿子的电子厂附近开了一家小超市，每天盯着这座熟悉又陌生的城市，生怕错过每一张亲切的脸。慢慢地，他逢人就问：“您可认得陈少文？陈少武？陈庶振？”他坚信，两个哥哥总能找到，那是他在这个世上骨肉相连的牵绊。他的心底也藏着一个遥远的追问，他还有一个女人——一个他日思夜想的女人。梦里，她甩着两条长辫子，痴痴地站在村头等着他。梦醒了，他恍惚许久才敢睁开眼，心里也盼着她能再遇到一个待她好的人。
始终没有任何消息。
一个月过去了，一个春天过去了，一年过去了，李朝生的旧疾愈加严重，身体大不如前。李念之担忧父亲，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他希望父亲能在故乡重新找一个体己的人，多少也是个伴儿。
李朝生哪有那样的心思，可又拗不过儿子，有时也去见见人。与他相亲的老太太中意他，可李朝生总是笑着摇摇头。媒人与李念之说：“你爹这是在等个天仙！”
陈麦也找到婚介所。她要跟丈夫去杭州了，可那个倔强的老太太，到死也要守着她那一亩三分地。
四月。艾草、蓬蒿和荠菜为春天织了一张软软的席，蜜蜂、喜鹊和蚂蚁在辽阔处呼吸新鲜空气。李朝生讪讪地跟在儿子身后，去见一个陌生的女人。那是一户老旧的小院：铁栅栏做的门，黄岗石砌的墙，门前一丛含箨绿竹，新梢探出院墙，一条水泥小路蜿蜒至房前，小路之外，长满了青青小麦，如微小农田。李朝生说不出哪里熟悉，只觉得恍然如梦。一个老妪开了门，女儿在她身后抢先开了口：“李叔叔，李大哥，快进屋。”
两个人略感尴尬地笑了笑，陈麦跟娘说：“您和李叔叔先聊会儿，俺和李大哥去超市买点儿菜。”
李朝生细细打量起这个女人，她和善的脸色里藏着一些漠然。她低头说：“丫头净胡闹，你别见怪！”说完，她就缓缓走出院门，一会儿，又抱着几根松木劈成的柴火回来。她自顾自地行动着，丝毫没有顾及他的存在。
李朝生却一丝尴尬也没有。他步履蹒跚地跟着她，院子右侧的一丛青青麦芒里，影影绰绰地掩着她佝偻的身影。毫无缘由地，李朝生一阵阵急喘，心底生出一股股惊恐，孱弱的心脏跳得汹涌澎湃，血管里奔流着一道道说不清、道不明的惶惶不安。他站在几根老竹前，难以自抑地脱口问道：“你可认得东杨家庄的人？”
老妪脸上有了一丝生动的神采：“那是俺老家，你是认得谁？”
李朝生不敢作响，只听得见风吹树摇、竹声打叶。他不能开口，怕一开口就可能丧失一切，可他只能开口，这一刹那就意味着永恒。“东杨家庄……”李朝生颤抖着干涸的嘴，“东杨家庄，有个叫徐凤英的丫头，你可认得她？”
老妪慌忙站起来，匆匆走过麦子地，又迟迟地靠上前，她满脸迷惑地望着李朝生：“俺就是徐凤英，你是谁？”
李朝生一个趔趄，倚着石墙竹影。他咧开了嘴，蹲在地上，嗷嗷大哭。
“我是陈少民啊，徐凤英，我是少民啊，我的凤英……”
徐凤英退着脚步，又走上前。她伸出一只手，摸了摸他的眉骨和鼻尖。
陈麦五十岁了，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爹——她知道，这就是命。
该怎么解释陈少民与徐凤英的重逢呢？这对年近七十的老人，自一九五〇年共同度过三个月的少年恩爱时光后，等待他们的，是长达半个世纪的苦难与分离。多少人劝徐凤英改嫁，她总是倔强地低着头，这一次被女儿安排的相亲，却意外地圆了她一生痴痴的等待。
陈少民与徐凤英重归于好。他去父母坟前磕了头，又到二哥陈少武的坟前敬了三杯酒。
大哥陈少文，数年前已随儿子南迁去了广东惠州。得到消息后，陈少文连夜赶回故乡。火车站前，相隔数百米，陈少文恸声号啕，陈少民老泪纵横。两个老叟紧紧相拥共泣，天地动容。
又四年，陈少民病逝。
街坊们都说，徐老太真的老糊涂了。清明节，女儿问她：“要不要和我一起去给爹扫墓？”
九十二岁的徐老太说：“你爹啊！你爹叫陈少民，他还没死呢，他还没回来。”
院子里麦苗青青，一只蛾子直愣愣地扑到她的眉前。
没有一株麦子不热爱春天。
（丘以可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生而为人》一书，本刊节选，李 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