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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健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紫禁城的。2020年是紫禁城建城的第600个年头，我和团队一起拍摄了一部纪录片——《我在故宫六百年》。
从1420年建成以来，紫禁城一直坐落在北京的正中心，是这座城市悠久历史与文化的见证。2015年，养心殿开始了100多年才经历一次的大修。2020年8月，我们的拍摄团队正好遇上养心殿修缮的关键阶段。
走进养心殿的前院，我被一根朽坏的扶脊木震惊了。它是养心殿正殿房顶上的一根木头，清代时由东北大兴安岭的松木制成。由于长期风吹日晒，这根木头已经朽蚀，必须被替换。故宫古建部和工程处的老师们告诉我，他们已经从大兴安岭订购了一根新的松木，并计划将其运至紫禁城进行替换。
我们决定记录下这一过程。一个周五的傍晚，我们赶往河北廊坊的木材市场。在那里，我们拍摄了粗加工的扶脊木被叉车放到货运卡车上，并随卡车驶向北京、驶向紫禁城的场景。几天后，这根木头经过修整，和百年前的木料通过榫卯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拍摄过程中，我们愈发意识到，紫禁城不仅是北京城的锚点，更在无数普通人的生命中留下了痕迹。我们在紫禁城的墙砖上发现了嘉靖年间山东临清砖窑工匠的名字，在养心殿顶上琉璃瓦的背面发现了嘉庆年间北京门头沟琉璃烧制工匠的名字。此外，我们还将镜头对准了故宫的文保人员，这些文物和历史的研究者、保护者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紫禁城在600年的历史中得以延续，并继续影响我们的后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古建筑是历史的锚点，它不仅是王侯将相的舞台，也是无数普通人生命痕迹的累积。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纪录影片《喜马拉雅天梯》的。影片的主角是一群藏族少年，他们中的大多数出生在西藏的聂拉木县和定日县。初中毕业后，他们从偏远的县城来到拉萨，在登山学校经过4年的学习，就有机会成为一名专业的高山向导。
拍摄攀登珠峰是一件特别辛苦的事情，我们的汉族摄影师张华最高爬到海拔7028米的登顶指挥部，在那里待了4天，总共睡了不到10个小时，最后不得不下撤。于是，在2014年春季拍摄登顶之前，我们提前3个月找来了优秀的藏族登山向导巴塔和旺堆，把他们培养成了摄影师。后来，巴塔和旺堆拍摄了海拔8000米以上的所有素材。
2014年的寒假，我们在定日县度过。在那里，我体验了藏历新年。大年初三凌晨，按照当地的习俗，每家每户都要派一个年轻后生，身着民族传统服装，背着风马旗，爬上附近村子的一座神山，在第一缕阳光照耀之前，把风马旗挂好，用古老的语调祈望来年。
那天凌晨3点多，我们顶着零下20摄氏度的低温，爬上那座山。听着那么多年轻帅气的小伙子用淳厚的嗓音唱出他们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渴望，我们感受到藏族人民对于大山的别样的情感，见证了一个民族、一群人对生活的渴望。
山，不仅让我们去攀登、去挑战，也成为我们心灵的寄托，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标记和锚点。它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以及应该如何应对时代的挑战和人生的困境。
拍摄纪录片时，我们最终的成果和最初的设想往往大相径庭。一旦把自己投入别人的生活，生活本身就会教我们去拍什么、表现什么。所以，拍纪录片的过程就像一场南辕北辙的旅行，开始的时候可能想朝这个方向走，但最终拍摄的过程会把我们扯向另一个方向，赋予纪录片不一样的主题。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纪录电影《风起前的蒲公英》的。
蒲公英中学坐落在北京市大兴区，是北京市唯一一所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初中。学校里有一个合唱团。从2017年9月开始，我们进行了为期两年的纪实拍摄。
第一年，拍摄过程磕磕绊绊。因为这些孩子到了初二或初三都要回自己的户籍所在地准备中考，所以合唱团的人员流动特别大。这不仅让合唱团无法排练新曲目，也让我们的拍摄对象频繁更换。
在第一年的拍摄过程中，孩子们没有获得任何比赛机会，唯一的一次登台演出是在2017年的冬天，他们去了一家曾为这所学校提供赞助的五星级酒店，在酒店的答谢会上唱了两首歌。登台演出之前，他们在酒店的自助餐厅吃饭，每个人都喝了很多饮料，肚子胀胀的，唱歌也荒腔走板，但大家仍然很开心。回到学校已经夜里12点多了，他们还在车上唱着歌、聊着天。
后来，这所学校的音乐老师尝试把男女声混合的合唱团改成纯女声合唱团，一批男生被请了出去，但合唱团里最调皮捣蛋的男孩权煜飞坚持到了最后，他也成了这部纪录片的主角。
除了唱歌，我们还发现这些孩子的情感特别敏锐。他们的生活境况不太好，很多人处在或多或少的不确定性中。很多孩子周一来到学校，都不知道周五回家的时候要回什么地方，因为他们的父母常常更换住所。但是，从这些学生身上，我们看到了他们对周围万物的好奇心。他们借助音乐、借助合唱团，去探索这座城市，借助生活中的泪水和欢笑成长。
对他们来说，音乐是生活的锚点，不是为了考级或演出，而是把他们引向更广阔的天地，解答他们心中的好奇，把不同的生活拧在一起的重要方式。
纪录片拍摄者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想拍的场景，有99%是拍不到的；你拍到的素材，有99%是无效的。《风起前的蒲公英》的素材有500多个小时，最后的片长不到2个小时，只有不到0.4%的素材最终被采用。
这种工作特点常常让人焦虑，但拍摄纪录片的日子里，我拥有了很多深刻的记忆：在紫禁城度过的炎炎夏日，我看到了这座城的正面，也看到了它的背面；在定日县度过的春节，我每天醒来都能看到床顶上挂着的风干羊肉；在陕北白云观拍摄民俗庙会，我听道长们吟诵写给玉皇大帝的辞章，听他们用古老的曲牌祈求风调雨顺；在柳州村口的河里，我看老莫向他的父亲学习游泳；跟随日巴回到他四川红原县的老家，看他娴熟地驱赶牦牛；大年初一，我们历时6个小时，开车从安徽亳州到江苏淮安，去拍摄两个孩子和家人相聚的场景……这些记忆如此鲜活真实，它们已经成了我生命中的一个个锚点。
生活中的锚点恐怕不只来自收获的那一刻，还来自我们在长时间的耕耘中对于生活本身意义的理解和捕捉。生活的锚点在于努力而不在于结果，这就是纪录片教给我的事情。
（李金锋摘自《解放日报》2024年12月6日，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