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比山更高

宋明蔚

初闻严冬冬

这一切应该追溯到2008年的那个春天。

当时，我是一个坐在辽宁省鞍山市一间高中教室里的高二学生。我清晰地记得，5月的一天中午，老师走进教室对我们说，为了激励大家的高考斗志，学校请来了两位成功的校友，一位是北京水立方的设计专家，另一位是刚登顶珠穆朗玛峰的奥运火炬手——严冬冬。

第二年，我考入广东的一所大学，阴差阳错地加入了学校的登山社团。登山指导老师在给我们普及国内登山概况时，非常钦佩地谈到，当今国内有两位顶尖的青年攀登者，一位叫周鹏，另一位叫严冬冬。

我心里一惊。严冬冬？那是我第二次听到这个名字。只不过那时的严冬冬，不再是刚登顶珠穆朗玛峰的火炬手，而是国内顶尖的阿尔卑斯式攀登者。

按照风格和流派来划分，攀登者可以分为喜马拉雅式和阿尔卑斯式两种。

喜马拉雅式攀登，是一个登山向导带着一个客户一起攀登。在商业化的喜马拉雅式攀登中，你只要交纳足够的费用，便会获得一个一对一的向导。他会像保姆一样全天候地保障你的攀登进程，必要时帮你穿鞋，照顾你的起居，甚至在你非常累的时候，拉着你的手带你向上攀登。它最显著的特点是，出动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建立设施非常齐备的营地，然后把这个营地一直推到尽可能高的位置，尽力保证所有攀登者能安全无虞地冲顶。营地里会有一个公共的厨房帐篷，在这里，你能吃到热乎的食物，这在雪山上是一件非常奢侈、非常幸福的事情。而吃饱之后，你可以到属于自己的卧室帐篷里休息。甚至当你爬了几天，浑身都是臭汗的时候，你还可以洗个热水澡。

阿尔卑斯式攀登，是两个攀登者在交替开辟新路线。他们之间不存在向导与客户的身份区别，是绝对平等的。在阿尔卑斯式攀登中，没有厨房帐篷，没有卧室帐篷，攀登者可能很多天都吃不到热乎的食物，甚至必须在雪山上露宿，与痛苦为伴是很常见的事情。比起珠穆朗玛峰这座世界最高峰，他们更想爬的是海拔五六千米的、不知名但攀登难度更大的山峰。他们想在这些山峰上开辟全新的、只属于他们自己的新路线，甚至想登顶那些还没有人登顶的未登峰。这对阿尔卑斯式攀登者来说是更有成就感的事情。

但就是这样的一些新路线和未登峰，使他们可能时常面对有暴露感的地形，面临坠落的风险，以及冰崩和雪崩的风险。而更常见的，是一个人待在无垠旷野之中的深深的孤独感。

一个真正的阿尔卑斯式攀登者，只是为了自己的内心感受而攀登，或者也可以说，只是为了攀登而攀登。在我看来，这才是登山文化中最有魅力的部分。

那些活跃的阿尔卑斯式攀登者，也被称为“自由攀登者”。

“自由之魂”

就像珠穆朗玛峰是喜马拉雅式攀登的代表山峰一样，在中国，也有一座阿尔卑斯式攀登的代表山峰——位于四川的四姑娘山主峰幺妹峰。它的海拔只有6247.8米，但是作为殿堂级的技术型山峰，它有极高的攀登难度。

2009年，严冬冬就是因为登顶了幺妹峰，而一跃成为国内顶尖的阿尔卑斯式攀登者。

那时，严冬冬身上还有诸多其他耀眼的光环。他是辽宁省鞍山市的理科高考状元，考入清华大学，成为同学、老师和父母眼中的天之骄子；他是翻译了几十本英文专著的英语学霸；同时，他还作为奥运火炬手登顶了珠穆朗玛峰。

但是进入实验班、成绩名列前茅无法让他感受到生命的热烈，高考状元、清华学子的身份也没有让他对生活感到满意。他为了登山逃了很多课，以致最后没有拿到清华大学的学位证。他那时已经认定，自己以后要干的工作就是跟登山有关的，而他所学的生物专业无法帮助他实现这个理想。

他想攀登，想通过攀登来获得自由。

自由是一个复杂而抽象的概念。但是对于严冬冬来说，他追求的自由很简单——在想爬山的时候就能去爬山，想爬什么样的山就能去爬什么样的山。但就是为了实现这样看似简单的自由，他付出了太大的代价。

本科毕业之后，严冬冬租住在清华大学西门外一个简陋的平房里，付着低廉的房租。他每个月的伙食费只有不到30元钱。但就是在这种生存状态下，每次要买登山装备的时候，他都毫不犹豫地直接入手。

凭着优秀的英语水平和聪明才智，严冬冬可以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用工资来养活爱好，为什么他没有这样做呢？事实上他也尝试过。他入职过北京的一家英语报社，一周只需要上3天班，但他完全受不了坐班这种形式，上了12天班，每天度日如年。他也曾受到中国登山协会的邀请，有机会过一种相对安逸的生活，但他委婉地拒绝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过那种按部就班、循规蹈矩的生活，他怕以他当时的心力，再也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

你可能会想，这样一个对登山如此痴迷的青年，一定非常擅长登山这件事情吧？甚至你可能会觉得他是一个体育特长生。恰恰相反，他是一个“体育特差生”。

严冬冬的体育差到什么程度呢？他的肌肉力量和耐力非常差，引体向上他做不了几个。这些可以通过后天的训练来加强，但先天的身体条件，比如平衡感、协调性，是无法在短时间内提高的。他在爬北京周边的一些小山时，从比较陡的斜坡上往下走，他会觉得害怕，因为他的协调性很差，所以必须半蹲着身子，一点点挪移着下山。

严冬冬的攀岩水平也不怎么样。坚持攀岩五六年后，他的水平还处在从初学到进阶的过渡阶段。所以他的身体在山野中会有一种极度的不自由感，这种不自由感与他对登山的热情，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

也许他曾一度感到痛苦，但这丝毫不妨碍他对登山的痴狂。

直到2009年的秋天，他和他的黄金搭档周鹏经过3次尝试之后，终于在四姑娘山幺妹峰南壁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线，顺利登顶。他们把这条只属于他们的路线命名为“自由之魂”。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攀登成就。甚至也可以说，中国的阿尔卑斯式攀登者开始在国际登山舞台上闪耀，就始于这一刻。

之后，严冬冬和周鹏两人开辟了一系列高难度的攀登路线，也拿到了很多非常有含金量的攀登奖项。2011年，他们开辟了四川贡嘎山域嘉子峰西壁的一条高难度路线，这条路线比“自由之魂”难度更大，是他们有史以来难度最高的攀登，他们把这条路线命名为“自由之舞”。

严冬冬带给我的激励与其说是攀登层面的，不如说是人生层面的。他让我意识到，一个人为了自己热爱的事情到底可以付出到什么程度，以及一个人在实践自由意志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个自由意志的后果跟代价，甘愿承受这个自由生活带来的痛苦。

陨落

几年的攀登生涯中，严冬冬经历了数次山难。他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也多次与死神正面交锋。

因此，严冬冬开始一而再、再而三地思考登山中的死亡。直到有一天，他意识到死亡的另一重本质——责任。

严冬冬所谓的“责任”，更多的是针对攀登中的搭档关系而言。在阿尔卑斯式攀登中，我们习惯将这样的攀登搭档称为“生死搭档”。这是由阿尔卑斯式攀登的技术方式决定的——两个攀登者在搭档攀登时，需要一套结组操作，通过绳索把彼此连在一起，共同进退。

一旦一个攀登者发生意外，比如掉入裂缝、坠入悬崖的时候，另一个攀登者必须及时通过一套制动手段来提供保护。这也意味着，他需要承担相应的风险。因此，这对搭档必须互相信任，甚至生死相依。

2012年，经过多年多次的思考，严冬冬发布了著名的“免责宣言”。就是在这一年，我成为我们学校登山队的队长。2012年2月，我带着登山队成员前往四姑娘山双桥沟进行攀冰训练。在这次训练中，我终于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这位高中学长。只是我没想到，我们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却不幸成为最后一次。

仅仅不到半年后，2012年7月，严冬冬和周鹏在新疆的西天山深处登顶了一座未登峰。那又是一次了不起的、非常有技术含量的高难度攀登。但在下撤的途中，严冬冬不幸掉入冰裂缝。他的搭档多次尝试救援，最终失败。

严冬冬卡在了冰裂缝里，最终他的遗体留在了那里，永远与大山在一起。

这个噩耗在几天内迅速传遍整个登山界，所有人都不敢相信。我还记得，听到严冬冬遇难的消息时，我呆坐在电脑前，感觉内心深处有某种东西被彻底撼动了。虽然我说不清那是什么，但我清楚地知道，我将永远记住他的名字——严冬冬，以及他所代表的自由登山精神，和“自由之魂”“自由之舞”。

（枕星河摘自微信公众号“一席”，本刊节选） psb9yGdMqyPorXBDarjRn6z12VC77oe93DKtFJ8K2p6XZu3GwAkc+165kQqUPSm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