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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来自四川盆地的“田园建筑师”

童芳 余里 袁秋岳

成都西村大院 刘坤/摄

向下扎根

刘家琨是普利兹克奖的第54位获得者,也是历史上第三位获此殊荣的华人。

这位问鼎“全球建筑领域最高荣誉”的建筑师,却是一个“土味十足”的人。他年轻时下乡当过知青,热爱文学和绘画,迄今为止大部分时间都工作和生活在四川成都,所有建筑作品都在中国,其中大多数分布在成都周围。他自嘲为“中华田园建筑师”:“要接地气,这种状态可以滋养你。”

刘家琨的家乡四川,这片神奇的土地几乎囊括了地球上所有的地形地貌,包括平原、丘陵、山地、高原、河谷、雪山、冰川等。独特的自然地理不仅塑造了多元共生的地域文化,更为刘家琨的建筑设计人生注入了灵感与养分。

“从成都平原中心的城市驾车出去几个小时,你可以经历从湿地水草到苔藓地衣的植被变化,同时也路过汉、羌等多民族聚居地,抵达雪域高原。这种风土人情的清晰剖面可以让人很容易感知一个世界的完整结构,避免认知单一、感受贫乏。关于混杂丰富和融汇一炉,火锅应该算是一个象征吧。”刘家琨说。

刘家琨把他的“火锅”理念运用到了成都西村大院的设计中,这座横跨整个街区的五层建筑,以开阔的运动场为核心,四周如立体书架般错落有致地环绕着各色商铺,生动演绎着成都人最原汁原味的生活图景。大院摒弃了传统封闭的门墙设计,遛鸟的老人、打卡的“网红”、踢球的小孩……从街边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优哉游哉地钻进去,享受大院里的闲适慢生活,竹林、溪水、盖碗茶,还有川菜。西村的屋顶是斜长的步道,人们在上面散步、拍照、打卡、观景、看比赛。

西村大院的设计,宛如沸腾的成都火锅,各种食材纷繁入锅,却熬煮出了麻辣鲜香的生活滋味。它又似生养刘家琨的四川盆地,外表看似围合封闭,内里却孕育出了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

2016年,西村大院的模型被摆在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央馆,更成为刘家琨摘得普利兹克奖这顶桂冠的重要代表作品,“他将本土和全球维度相结合,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

刘家琨的“土味儿”不仅体现在他的设计理念上,还体现在建筑用材上。他不喜欢采用成品建材,而是青睐于传统工艺,力图通过令人信服的设计哲学和智慧,以低造价和低技术手段营造高度的艺术品质,在经济条件、技术水准和艺术品位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如今这个被建筑界广为称道的“低技策略”,最早来自他在农村建房子的体会。

20世纪90年代,以画家罗中立的工作室为开端,刘家琨开始了在川西平原的建筑实践,这种实践是在农村开始的。罗中立、何多苓工作室是当时国内首批兴建的艺术家工作室,这举动已经奢侈得令画家自己不安,投资建设当然更要节俭。买地的时候,已经约定要由当地的农民兄弟来施工,他们大多未经正规培训,一不留意就会出错。

从最初的气恼、无奈到逐渐习惯,刘家琨因地制宜,想出了一些办法,竟取得了始料未及的艺术美感。比如为了避免大片墙面的抹灰不平整,刘家琨干脆让工人用乱抹掩盖瑕疵,并规定抹平拿不到工钱。农民工兄弟们笑成一团,觉得遇到了傻瓜。将近完工的某一天,刘家琨正摸着墙壁检查效果,墙头上突然有个声音说:“刘工,这还有点好看呢。”

文人建筑师

“家琨是建筑师里比较罕见的文化人,或者叫作读书人。”四川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说。

樊建川不仅是刘家琨近30年的挚友,也是他的业主。在他看来,刘家琨首先是一位文人,对诗歌、哲学、文学、绘画和历史都有独到的见解与深厚的积淀。这种文人的视野与情怀,也成为他建筑实践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动力。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刘家琨与无数沉浸在巨大悲痛中的人一样,第一时间奔赴灾区,捐钱捐物,投身志愿服务。然而,这些行动始终未能完全抚平他内心的不安与责任感。

刘家琨在汶川地震后赶赴灾区的照片,记录了他站在废墟之间的身影。照片中的他衣衫凌乱,神情凝重,眉宇间透露出面对巨大灾难时的无措与哀恸。然而冷静下来后,建筑师的本能驱使他思考,如何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做点更有价值的事情。

在灾后重建中,刘家琨展现出了极具人文关怀的创新思维——把地震废墟中的废弃物转化为“再生砖”,生产出物理强度和经济效益均高于原生材料的砖块。彭州小鱼洞的村落重建,以及建川博物馆聚落中“5·12抗震救灾纪念馆”的院落,都采用了这种“再生砖”作为主要建筑材料。

这一实践不仅是对废弃材料的物理重塑,更象征着精神与情感的重生。每一块“再生砖”都承载着关于灾难的记忆,见证着从废墟中崛起的力量。这些砖块,既是过去的见证,也是未来的希望。

“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家琨作为建筑师的智慧和他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就会越来越凸显出来,这就是文人建筑师能做到的事情。”樊建川说。

刘家琨(中)在与同事商讨设计方案 刘坤/摄

刘家琨还捐建了一个他迄今为止体量最小的作品——胡慧姗纪念馆。胡慧姗是一个在汶川地震中失去生命的孩子,生于1992年,去世时16岁,生前喜欢文学,梦想成为作家。刘家琨在地震后结识了她的父母,总觉得捐钱捐物也不能安慰痛失爱女的夫妻,于是在征得胡慧姗父母的同意后,决定建一座纪念馆。

这个决定得到老友樊建川的大力支持,他慷慨地捐出建川博物馆聚落里的一片树林的使用权。胡慧姗纪念馆就建在里面,它以地震灾区最常见的坡顶救灾帐篷为原型,外部红砖铺地,墙面采用民间最常用的抹灰砂浆;内墙刷成粉红色,摆放着女孩生前的各种用品。从一个圆形天窗洒进的光线,使这个小小的空间显得纯洁而娇艳,其寓意为灵魂进出的通道。参观者不能进入房间,却能透过一个反装的猫眼,窥见女孩短促的一生。

“用废墟材料做‘再生砖’,为普通女孩建纪念馆……我都不像做以往的设计那样因是受人委托而搜肠刮肚,而是灵感如翻涌的波浪一样,就在眼前。是我自己非做不可,只因为我身在四川,又是个建筑师。”刘家琨说。

向上生长

刘家琨并不一开始就是天才建筑师,他早年的经历可称为质朴。17岁那年下乡当知青,和农民一样在土里刨食;上大学前从未听说过“建筑学”,填志愿时连“仓库保管”和“皮革处理”都填了,“无非是一个知识青年想跳出农村找个工作”;毕业后十多年间,他一度几乎完全放弃了建筑专业,将主要精力和兴趣投到了他热爱的文学上。

直到1993年,同学汤桦在上海的建筑个展,给了刘家琨很大震动:“原来建筑是这样有魅力的一件事,建筑师也可以办个展,中国的建筑时代要来了。”从此以后,用老友画家何多苓、诗人翟永明的话说,刘家琨“一夜突变”,成了建筑人。

重返建筑领域,也是顺应时代的召唤。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发展加速,无数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建筑师们因此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忙与机遇。几十年间,中国建筑师不断地迭代、试错,从默默无闻,到成为世界建筑界的一支新力量。

“中国这么大,文化这么丰富,思想上、方法上、文化上的那种多样性,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令国外同行羡慕的。”刘家琨说。

回归或许缘于一瞬间的唤醒,但要将这份觉醒转化为图纸上的每一根线条、工地上的每一处细节,则需要经历无数个晨昏交替的坚守。刘家琨说,成为建筑师的道路漫长而艰苦,既需要经年累月的沉淀,又离不开超乎寻常的耐心与定力。这其中没有一夜成名的戏剧性跳跃,只有一步一个脚印的积累。

老友樊建川称赞他“特别勤奋”:“家琨一直在这条道路上攀登,在施工过程中,他不断地去现场,而且从不跟业主打招呼。在工地上他跟民工没啥两样,他要守着工地,看着设计从图纸变成现实。”

在办公室同样如此,画图、和同事们讨论方案,紧张的会议常常从早上持续到晚上,巨大的脑力和体力消耗,让刘家琨一有时间就想放空、发呆。“要不然扛不住,建筑师干的也是体力活。”

文学实践在方法论层面也为他提供了重要的启迪与支撑:“对一个从文艺青年转型的建筑师来说,建筑学不只是学识和技术,更是常识与智慧。”

采访中刘家琨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本该这样”。在他看来,尊重地域特征、关注人文需求、追求与自然和谐共生、传承传统营造智慧、平衡功能与美学等,本应是建筑师的基本素养。

“世界上的土地这么紧张,你盖个房子占去一块,还用到那么多其他资源,因此建筑本质上必然是一项关乎长远的公共事业。它不仅要满足实用需求,更要承载历史记忆、延续文化脉络。所以建筑师本就应有社会责任感、人文关怀,你得通过作品传达出来。”刘家琨说。

成都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的设计借鉴中国传统园林,在水体和石头之间寻求平衡。四川泸州市二郎镇天宝洞区域改造项目,融于天宝山郁郁葱葱的悬崖景观中。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的平檐和成都白鹭湾生态湿地揽翠阁的窗墙,重构了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阁楼的造型。

普利兹克奖的评审词说:“他重新审视了中国传统,摒弃了怀旧与含糊,将其作为通往创新的跳板。他创造的这些全新建筑既是历史记录,也是基础设施;既是景观,也是非凡的公共空间。”

刘家琨用砖石筑就与自然相互依存的诗意建筑,诉说着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也传递着对生活的哲思。他用“接地气”的设计理念和用材,展现了现代建筑的一种可能,也传承了中国古老哲学中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

在刘家琨看来,建筑设计和写作、绘画等文艺形式在精神层面都有内在的相似性:“建筑设计不只是我在现实生活中谋求功名利禄的工具,和文学爱好一样,它也是我漫游精神高峰和心灵深处的导游。这两样都是一辈子不够用的苦活,好处是可以让人一生向上。”

(若 子摘自《新华每日电讯》2025年3月21日) jYGlDGr5y3U/jEUJ2KeY73AaTLrSYvoZbrrJnmMxqk3kWR3wTvOxpOzgBAQhSu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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