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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小舒
在核武器研发的史诗里，一个名字被刻意隐去，一段传奇被悄然尘封。
她是国际顶尖物理学家，却突然在国际学术界“消失”；她本可享誉世界，却选择隐姓埋名几十年；她三次说出“我愿意”，改变了中国核武器的命运，她的故事却在多年后才被大众知晓。
王承书，这位曾以“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轰动国际物理学界的才女，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刻，毅然选择将自己“藏”起来，成为实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功臣。
1912年6月26日，王承书出生于上海的一个书香门第，家中四位姐妹，她排行第二。
这位温婉的江南女子拥有惊人的数学天赋，几乎每次数学考试她都拔得头筹。
“二小姐，快来算账！”每逢和数字打交道的事情，家人们总是第一个想到王承书。
王承书有着极强的独立精神。18岁时，她被保送进入燕京大学物理系，成为班里唯一一名女生，并且始终名列前茅。
1939年，她与同校物理系教授张文裕结为夫妻。
战乱中，她随丈夫南下到了西南联大，在战火纷飞中坚守学术理想。
当得知美国密歇根大学设有专门奖学金，却规定已婚女性不得申请时，她毅然写信据理力争：“女子能否干事业，绝不能靠婚配与否来裁定！”
最终，她被破格录取。
在美国求学期间，她与导师乌伦贝克共同提出“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这一成果至今仍在高空物理学和气体动力学领域被广泛应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传到大洋彼岸，王承书和丈夫按捺不住回国效力的激动心情，他们毫不犹豫地决定：回到祖国去！
1956年，王承书回国后的留影
为什么一定要回国？
王承书说：“虽然目前祖国还不富裕，科研的条件不成熟，但我不能等到别人把条件创造好再回去，我要亲自加入创造条件、铺平道路的行列中去。我的事业在祖国。”
面对重重阻碍，王承书和丈夫把相关书刊和资料分成了300多份邮包，历尽艰辛，全部寄回北京。
1956年10月6日，是王承书毕生难忘的日子。
她在笔记中深情地写道：“在阔别了15年的祖国国土上，第一次看到五星红旗在空中飘扬，心里有说不出的兴奋。我要为国家做贡献，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干什么。”
1958年，我国筹备建设热核聚变研究室，组织希望王承书负责。
这个领域当时在国内还是一片空白，也是王承书从未接触过的陌生领域，对专业已经定型的46岁的王承书而言，无疑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巨大考验。
接受这项任务，还意味着她要和8岁的儿子分开生活，只有周末母子才能相见。
对一位母亲来说，这谈何容易。可是当时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钱三强发出邀请时，王承书毫不犹豫地说：“我愿意。”
从此，王承书开始了20多年的集体生活，大部分时间吃在单位食堂，睡在集体宿舍。
与此同时，她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甚至在从苏联回国的七天七夜的火车旅途中，翻译出了《雪伍德方案——美国在控制聚变方面的工作规划》。
1961年，我国浓缩铀生产陷入困境，而高浓缩铀是决定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能否研发成功的关键。
钱三强再次找到王承书，希望她转向铀同位素分离研究方向，同时强调：“如果你接受了这项任务，今后将不能再出席任何公开会议，你愿不愿意为此隐姓埋名一辈子？”
让钱三强没想到的是，王承书没有任何迟疑，坚定地回答：“我愿意。”
“那我就从零开始。总归要有人改行去研制高浓缩铀，为什么就不能是我呢？”王承书说道。
从此，王承书从国际物理学界“消失”了。
她告别丈夫和孩子，悄悄地来到中国第一座高浓缩铀生产工厂。
王承书带领团队夜以继日地工作，用一台手摇计算机计算着海量数据。
她很瘦弱，一根手指的力量不够，只得将右手中指压在食指上，一下一下地敲打按键。
如此艰难又枯燥的工作，她与两位同事坚持干了一年多，仅有效数据资料就装满了3个抽屉。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钱三强向她发出第三次邀请，希望她继续隐姓埋名从事核事业研究。
王承书再次坚定地回答：“我愿意。”这个时候，她已经52岁了。
在三次“我愿意”的背后，是多年的隐姓埋名，是放弃个人名誉的牺牲，是作为母亲无法陪伴孩子的愧疚。
珍贵合影（从左至右：邓稼先、王承书、杨振宁、张文裕）
王承书的学生诸葛福回忆道：“你算出一个结果，王先生一定要你讲清楚它蕴含的物理意义。你看到的原理，都要自己推导。”
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贯穿王承书的整个科研生涯。
早在1948年，她就曾指出英国著名数学家合著作品中的错误，该书再版时，错误得以更正。
由于长期操劳，晚年的王承书患上了眼疾。
年近八十的她审阅一篇文章时，因字小、墨迹淡而看不清，竟拿着放大镜，用钢笔吃力地把原文的字迹一笔一画地描深后，再逐字审阅，提出详细的修改意见。
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令后辈无不感佩。
王承书一生勤俭。她在单位的宿舍很简陋，除了几个柜子，就只有一张床。几十年来，王承书没有买过新大衣、新鞋子。她身上的衣服虽然有些补丁，却十分整洁。
然而，就是这样“吝啬”的她，却把每个月工资的70%作为党费上交。
很多人都劝王承书给自己多留点，她总是固执地说：“我用不了那么多钱，交给国家就是做贡献了。”
1993年，病重的她留下遗嘱：不办丧事，自己的图书、笔记全部留给科研机构，遗体用于医学研究，存款全部捐给希望工程。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将自己的全部存款10万元捐给希望工程，手上的7000多元作为最后一笔党费上交。
1994年6月18日，奉献了一辈子、清贫了一辈子、默默无闻了一辈子的王承书离去了。
在她的笔记本里，人们发现了一张已经发黄的字条，上面写着：“在任何条件下，坚决完成党交给我的一切任务，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杨振宁在得知王承书逝世后，特意发来唁电：“痛闻王承书先生因病去世。王先生是优秀的物理学家，对祖国的教育事业、科研事业、国防事业都有巨大贡献。她的奉献精神和处世态度是我们的榜样。”
王承书生前常说：“我一生平淡无奇，只是踏踏实实地工作……为国家做贡献是每一个公民的职责，何况是一个共产党员。”
在回国30周年纪念日上，王承书曾动情地说：“现在有人弃祖国而去，有人出国学习后不愿回来，而我要纪念我回国的日子。回国30年了，我的选择没错，我的事业就在祖国。”
如今，许党报国、厚德至诚、温蕴谦恭、精微致远的“承书风范”，已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后人。
这位隐姓埋名几十载的巾帼英雄，用她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爱国情怀。她也用自己的一生证明：有一种选择叫“我愿意”，有一种奉献叫“隐姓埋名”，有一种精神叫“祖国需要”。
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年代，她的精神犹如一盏明灯，始终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江山美如画摘自微信公众号“书小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