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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筑星海 梦想扬风帆
史苇湘、欧阳琳
史敦宇
年轻时的史苇湘
1952年，第一代敦煌学者在敦煌莫高窟诞下第一个孩子，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先生给她起名“敦宇”。此后，史敦宇的一生便与敦煌紧密相连。
1943年，张大千在成都举办了“抚临敦煌壁画”展览会。当时，史敦宇的父母史苇湘、欧阳琳是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他们在张大千的画展上做义工，被敦煌壁画吸引，深感震撼。张大千告诉他们，若想当中国的画家，必须去莫高窟，去临摹，去感受，只有去了莫高窟才会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多么优秀，悠久的历史有多么珍贵。史敦宇的父母一毕业，就立刻启程，辗转40多天，奔赴遥远的敦煌。
“一见钟情”，是史苇湘第一次走进洞窟时的感受。他被壁画和彩塑震撼得发了呆，“没想到比张大千先生描述的还要震撼”。他与一起到敦煌的学生们在常先生的带领下，在石窟内一边清理流沙，一边临摹，“与大自然争分夺秒，希望留下尽可能多的记录”，被称为“抢救性临摹”。
那时的莫高窟还没有通电，史苇湘等人最初在洞窟面壁临摹时是用蜡烛照明的，但燃烧的蜡烛会飘出一股青烟，“画完以后鼻子里都是黑的”，不仅熏人，也会对壁画造成影响。之后，他们便改用灯芯草点油灯。但这种方式的照明范围很小，临摹的人只能一点点看，再一点点画。在史敦宇的记忆中，汽灯用得较多。“汽灯是装煤油的，用之前要向里面打气，它的密封性很好，不会飘出烟气，灯光也很亮。他们还想到了利用自然条件给洞窟里照明，就是用玻璃反光镜把太阳光引到窟中，能照亮一大片壁画，还不会污染洞窟。”
在两三岁的时候，史敦宇开始进洞窟，看她的父母面壁画画。“洞窟里没有灯，那么昏暗，反倒衬得壁画更美了，我记忆里的壁画是金碧辉煌的。”
4岁时，史敦宇就给段文杰先生当“小助手”了，“他喊一声‘敦宇’，我就给他递水和颜料”。1955年，段文杰先生完成了《都督夫人礼佛图》的起稿临摹，他对作品中残缺的部分保持了原状。在这一过程中，他教给史敦宇许多临摹的技巧。
据史敦宇介绍，敦煌壁画的临摹方式分为现状临摹、整理临摹和复原临摹。现状临摹是对壁画现状的记录，对画面中残缺的部分予以保留，对已经改变的色彩也要如实反映；整理临摹是在现状临摹的基础上，对壁画中有限的残缺部位进行补充，画面细节比现状临摹更为精致，但所用颜色仍然保留壁画色彩现状；而复原临摹就是要恢复壁画绘制之初的原貌。
儿时的史敦宇面对段文杰先生临摹的作品，曾不解地问：“为什么不把空缺的地方补画起来呢？”段先生回道：“这个任务只有你的父亲史苇湘能完成。”
复原，必须有充分的依据，复原的过程就是研究的过程。长期的精心研究和大量临摹，让史苇湘对数百座石窟的内容如数家珍。他被称为“敦煌学的活字典”。因此，史苇湘对《都督夫人礼佛图》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从历史、考古、美术等多方面证据出发，补充了残缺的服饰和物品，最终画出了壁画全貌的线稿。
面壁临摹，是复原一幅敦煌壁画的开始。“准确的线稿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对我来说，父母在窟中面壁临摹留下的线稿是最珍贵的参考样本，也是我能够完成复原临摹的保证。每次开始复原一幅壁画，我都会先取出他们的线稿，用铅笔将整体的布局和现存的内容转摹到白棉布上，对基础的形象进行整理完善，再用毛笔着墨。”史敦宇介绍。
完成线稿之后，复原壁画最具挑战性的步骤，是要尽可能地复原画面中残缺的部分。对于残损的细节，可以参考同时期的其他形象来补全，而对于模糊和缺失的部分，则需要对画作形成的时代背景和时代风格有足够的认识。“这个步骤最初都是由我父亲把关的，多年耳濡目染下来，这些技巧和细节都深深刻在我的心里，如今我在复原时仍然会学习父亲的考证和对比方式，参考他的文稿和资料。”
《都督夫人礼佛图》复原临摹图
对于《都督夫人礼佛图》的复原，史敦宇负责上色的环节。她参考盛唐时期的用色特点，复原了壁画的颜色。而在这一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我们在复原时最多的参考资料是画，是和壁画同时期的古画。比如，我父亲在复原《都督夫人礼佛图》的时候，就根据同时期的画推测出这幅壁画左下角缺损部分的侍女应是身着男装、手捧铜镜。他把完整的复原线稿交给我上色。”1996年，在《都督夫人礼佛图》第一版复原作品中，左下角侍女的鞋子样式出现了差错。“因为我当时缺少经验，看画看得少，我就把侍女的鞋子画成了黄色女鞋。”
史苇湘看到后，严厉地训斥了史敦宇，要求她考证唐代侍女着装的普遍范式。
“当时着男装、戴幞头的女性都应该穿黑色男靴而不是普通女鞋。我后来看了很多画作，将这双鞋的样式修改了过来。这让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复原壁画不是简单的绘画创作，还需要对考古和历史有充分的认识。大家一提到学习研究，第一反应肯定是读文字类资料，但于我而言，复原壁画更重要的功课是读画、看画。
“在棉布上绘画的方式是从张大千先生那里学来的。他将这一技巧传授给我的父母，被我沿用至今。”
史敦宇介绍着他们一家两代人复原一幅敦煌壁画的重要步骤，并解释了使用棉布作画的原因。她说，张大千先生在莫高窟时，曾通过实验对比，认为白棉布非常适合作为壁画临摹的载体。不仅因为布画柔软、不惧折痕，便于保存和携带，更由于布面粗糙的质感能够使运笔感受和墨色着色效果都更接近石窟壁面。
一家人合力完成一幅复原壁画，是史家人的常态。敦煌莫高窟第3窟的千手千眼观音复原壁画，于20世纪50年代由史苇湘、欧阳琳完成部分线稿，又于1997年由全家合力完成全部线稿，之后史敦宇耗时3年着色复原。
在史敦宇看来，这幅千手千眼观音复原壁画与史家有着深厚的缘分。“当时，我的父亲在第3窟考察时，看到这幅画像旁有‘甘州史小玉笔’的字样，深感这是一种冥冥之中的缘分。因为我父亲也姓史，也是来莫高窟画画的人，他就想一定要将这幅壁画复原临摹出来，于是他和我母亲开始对着原作面壁临摹线稿。”史苇湘、欧阳琳临摹完线稿后，由史敦宇来补全画面和着色，前后两代人接力，花费了50年才完成。
回想起儿时在莫高窟的记忆，史敦宇想到了从捡起河滩上的一根榆树枝作画开始，“一画就是一辈子”。“如今，我的父母长眠于莫高窟前，我也已经年逾古稀，但是敦煌艺术的保护、研究和弘扬，是没有尽头的事业。我想，让更多的人欣赏敦煌、读懂敦煌，这就是复原壁画的意义所在。”
（千百度摘自《北京青年报》2024年12月25日，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