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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
老爸是我们当地体育局的教练，执教一项小众球类运动。他带的女子球队曾经拿过全国冠军。老爸不是学体育出身的，他大学修的是地理专业，毕业后回到老家当老师。也许是因为篮球打得好，会写文章，还习得一手好字，总之，他被调到了体育局。
老爸教了半辈子的那个球类项目，他自己没打过。我问他是怎么教学生的。他说，看书，看教学光碟，然后就可以“纸上谈兵”了。
在我成年之前，我们一家四口（包括年迈的奶奶），都住在老爸单位的宿舍里。站在我家阳台上，我可以毫无遮挡地眺望整个体育场。体育场的另一端，是老爸带的那个球队的露天训练场。
我读四五年级时，老爸来我们班选苗子。五六十个孩子齐刷刷地起立，老爸穿梭于其中。他神情严肃，假装没有看见我。老爸挑选苗子，有他的法子，其中一项就是看小腿肌群。小腿上的那一坨肌肉，如果位置靠上，又结实紧致，就说明这个孩子能长高，弹跳力好，不然就是“大软脚”，长不高。我就是一个“大软脚”。
但这并不妨碍我跟随老爸参加训练。老爸的球队兼打篮球，偶尔充当篮球队上场比赛。我练的就是篮球。老爸给我们示范了一遍三步上篮，我接到球，向前迈出两步，起跳，上篮，学会了。我可能是他教过的学动作最快的学生之一。
我跟老爸开玩笑说，要是学习不好，我就去打篮球。老爸不以为然，说“大软脚”是没用的。是的，我果然没长高，并且天生“脆皮”，风一吹就倒。你如果看到我，不会觉得我跟体育运动有什么关系。
我没记错的话，那是一个穿短袖和短裤的夏天。体检医生往旁边的空地上一指，说：“你去那儿做十个深蹲。”于是，我乖乖走过去，做了十个并不标准的深蹲动作。随后医生又给我做了检查，对我妈说了些我听不懂的话。直觉告诉我，我又摊上事儿了。
那年我十岁，上四年级，在我妈的班上。我已经很“擅长”生病了。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害怕这个充满病毒、细菌和冷空气的世界。到了冬天最冷的日子，老妈会给我穿上一件打底衫，套上两件毛衣和一件毛褂，最外层再穿一件羽绒服。直到被裹成一只粽子，我才能去上学。我偷偷观察过身边的同学，他们一般只在羽绒服下面穿一件毛衣，顶多两件。只有我，穿了三件。对一个要强的小孩来说，这让人不安。
我熟悉这里的每一家医院和医院里的每一个科室。爸妈骑着摩托车载着我，踏遍这座小城的东西南北。
体检过后，我妈把我载回家，一家人开了个家庭会议。我只记住了一个词，“心律不齐”。它是什么意思？我还能打球吗？
那天晚上，我侧躺在床上，听到心脏如鼓点般“咚咚咚”地跳动着。我以前也经常侧着睡，怎么就没发现这声响如此清晰呢？它不停地从内部撞击我的身体，像我把它关在里面了似的，暴戾地呐喊着。偶尔的空拍，像一大片真空地带，把我吸进黑洞。它忘却了本该熟稔的旋律。
我翻了个身，那搏动的声响依然没有消失。我猜它是故意的。我一骨碌翻下床，跑到爸妈的房间门口敲门。老妈在里面问我怎么了。话涌到嘴边又蒸发了，我说：“我怕鬼。”
后来的那段日子，老妈经常载着我去人民医院看医生，陪着我检查、复诊、吃药。再后来我们就不去了。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的病好了，还是因为我没救了。
老爸还是带着我打篮球。上初中后，我的体育成绩并不好，篮球场才是我的主阵地。老妈嘱咐我：“你心律不齐，不能剧烈运动，累了记得要休息。”我点点头，答应了。但上场后，我就彻底忘掉了她的叮嘱，只想上篮，想进球得分。隔壁班的同学说我打球特别“狼”。“狼”就是凶狠的意思。
篮球赛过后，我十四岁了，进入青春期，我突然就变成了另一个人。这个人长着海草般的披肩长发，沉默地穿过长廊，逃到文学的世界中去，探问自己到底是谁。我的内心在噼里啪啦地发育，身高却几乎没再长过一寸。
我不再相信运动可以让我的体质变得好起来。咽喉炎和肠胃炎轮番统治我的身体。我不断从他人口中确认了自己娇小纤弱的特质。
因为发生在我内心的变化，爸妈突然不知该用什么样的语言与我交流，口舌变得笨拙。我也是如此。我们仿佛丢失了十几年来共同形成的语法。
体育场——我物理意义上的家，为青春期的我提供了唯一的庇护所。晚饭后，夜幕降临，体育场上的灯亮了，人们如鱼群般拥入。我经常下楼散步，从体育场晃荡到马路对面的体育馆。喧嚣的人群里，我是普通的一员，这让我感到安心。
我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每当学业繁忙或压力较大时，自己会比平时更容易生病。可我对此束手无策。
到了备战中考体育加试的时候，我的身体开始频发神经痛。我只有蹲下，像只鸵鸟一样把头埋起来，才能好受一点。
老爸联系到心内科的医生，给我约了一个二十四小时的心电图检查。检查需要佩戴一个轻巧的装置，我几乎感受不到它的存在。检查结果可以说很好：我这辈子是当不成飞行员了，但正常生活没问题。
我很难描述那一刻的感觉。老爸以他一贯的云淡风轻的语气对我说：“囡，不用担心，你没事的。”我知道，压在我们一家人心上整整五年的那块沉甸甸的石头，被医生轻轻地拨开了。
中考时，我的体育加试成绩接近满分。但我的体质并没有因为升上高中而好起来。
我一度喜欢上了打羽毛球。老爸给我办了一张卡，买了个好球拍，每个周末提着泡好的茶水陪我去体育场训练。
我再次展露体育天赋。本该占据一个课时的开球，我学了两轮就学会了，能发出不错的球。
但课程的间隔太长了，每周一节课，中间遇上我生病，还得停一周。半个月后，我再次回到球场上，却发现自己打羽毛球的手感已经没有了，打得一团糟。
老爸性子急躁，中途休息时，一直站在我的身后骂我不好好打。我面朝墙壁，低头拧着水杯盖子，不用回头就能感知到，全场的眼睛都盯在我的后背上。我的倔脾气上来了，我心一横，把球拍装回球袋里，挎上球袋就往外走。
我快步穿过夜间的体育场，散步的人群如暗云般从我身旁飘过。我隐隐约约听见老爸跟在我身后，用高亢的嗓音继续批评我。羽毛球教练跟上来打圆场，劝他不要着急。
他平时就是用这种不讲道理的方式教育学生的吗？他不知道我太久没练了，状态不好吗？他不知道最失望的那个人是我自己吗？我气得忘记了哭泣，只是闷头疾走。
那天以后，我们俩心照不宣地没有再提学羽毛球的事。
事后回想，这种争执毫无必要。但凡我事后跟老爸说我还想学，他还是会高高兴兴地陪我练下去；又或者，老爸来问我还想不想练，我肯定马上说我想。可我和老爸就是这样的性格，谁也不肯给对方一个台阶下。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无疾而终的事情太多了。生活中充满了遗憾，也许这就是人生的真相。
如果说我从这件事中还发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我窥见了一个真实到近乎赤裸的自己。这是一个长年躲在多病的躯壳里，封闭着自己的孩子，她自信、骄傲、倔强，同时又胆怯、柔弱、悲伤。这种分裂让她迷茫。她心中有一匹难驯的野马和一只瘦小的羔羊，她无法用这两种相反的特质糅合成更强大的自己。
很多年一晃而过，我已经不是“病猫”了。
记得大二有一段时间，我对自己的体质有种近乎魔怔的忧虑。我的包里常备肠胃药，发现有不好的苗头我就迅速掐灭。后来我开始失眠，严重到了不得不求助于心理老师的程度。
心理老师是个年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姐姐，她说：“如果你过分关注自己身体的某个部位，它就会得寸进尺地占据你的注意力。”我问她：“我经常突发肠胃炎，也是一样的吗？”她说：“是的。”我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就等于得到了支援。
那天晚上，我盯着天花板，什么都不干，什么也没想，倦意终于席卷了我。第二天起来，我把肠胃药从包里取出来，狠狠地压在了箱底。
我尝试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我已经很久都没这么做过了，我的肠胃需要这样的锻炼。我还开始增加运动量，早起到操场上跑圈、开肩、压腿，在大树底下做瑜伽、冥想……
我开始掌控自己的身体。这种面对身体的胜利，是我从未体验过的，它让我感受到了内心生发的笃定的力量。后来，我把它称为韧性——也许生活就是你被打倒，又站起来，如此反复的过程。我可以同时是柔弱的羔羊和无畏的野马，前者不会让我感到羞耻，后者不会让我变得狂妄。
我亲爱的老爸早就不打球也不看球了。他最近的爱好是修缮乡下的老屋子。
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老爸得到过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但是需要调到外地。后来他说，我那时太小了，他舍不得走，想陪着我。而我记忆中的版本是，在告别会上，老爸和学生们唱了一首又一首歌，最后他和学生们都哭了，我也跟着哭了。他最终没有走成，在老家当了半辈子教练。
奶奶过世以后，体育场旁边的旧房子我们就不再住了。我去过几次旧房子，搬走了一些旧物，主要是书、笔记本和老照片。
我翻出一张我上五年级时拍的照片，照片上的我穿着一件薄薄的黄色外套，短发别在耳后，腋下夹着一只篮球，眼里含笑，神采奕奕。我后知后觉地发现，原来是体育撑起了我阳光和坚韧的一面。
我还把爸妈年轻时的照片都看了一遍，那时世上还没有我。
爸妈年轻时的梦想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我有时觉得自己无比了解他们，有时又发觉自己对他们一无所知。
我的人生将如何继续，我也不知道。关于未来，我一无所知，除了时常失踪又终能寻回的勇气，除了永不熄灭的希望。
（张仔仔摘自微信公众号“三明治”，橙子酱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