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青春筑星海 梦想扬风帆
常书鸿父女
常书鸿
1936年的秋天，爸爸回国了。自从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惊奇地发现了伯希和拍摄的《敦煌石窟图录》，又在吉美博物馆看到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掠去的大量敦煌唐代绢画，中国古代艺术的灿烂辉煌使一向倾倒于西洋艺术的他受到了极大震撼。在深刻反省自己对祖国传统文化的无知、漠视和“数典忘祖”之后，爸爸下定决心离开巴黎，回国寻访敦煌石窟。那富藏1000多年里中国佛教艺术珍宝的神秘之地，开始走进他的生命，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
敦煌令爸爸朝思暮想，无法释怀。回国后由于时局动荡，他随学校南迁躲避战火，去敦煌的事只得搁置下来，但他一直想着敦煌，战乱中也不曾忘记这桩未了的心愿。
1942年，在时任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先生的建议下，重庆国民政府指令教育部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今敦煌研究院）。于右任先生很爱国，也很重视民族文化，他认为敦煌石窟这样一座举世罕见的艺术宝库，国家再穷也要想方设法研究它、保护它，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向历史交代。他深知国家保护敦煌石窟的责任，所以积极筹建研究所，希望有一个从事艺术、有事业心的人去敦煌做这件事并坚持下去，于是爸爸被推荐担任筹备委员会的副主任。
爸爸是那种有想法就一定要实现的人。敦煌是他魂牵梦萦的圣地，现在他终于有机会去敦煌圆梦了。梁思成先生早就听说爸爸一直对敦煌念念不忘，他对爸爸说：“如果我身体好，我也会去的，祝你有志者事竟成。”徐悲鸿先生也鼓励爸爸“要学习玄奘苦行僧的精神，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把敦煌的工作做好，做到底”。
1942年冬天，爸爸离开重庆到兰州去了，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1943年2月，他终于带着他组织的第一批研究所工作人员动身去了敦煌。那里黄沙漫天，生活苦不堪言，工作更是困难得令常人难以想象，但是亲眼看见了那么多神秘绚丽的壁画、彩塑，亲身感受到延续1000多年的古代艺术的神奇魅力，爸爸完全陶醉了。留着一把大胡子的张大千和他的弟子当时还在莫高窟，后来他走了。临走时他和爸爸开玩笑，说留在敦煌的工作将是“无期徒刑”。但爸爸一点都没后悔自己的选择。敦煌石窟这座艺术宝库太伟大了，保护敦煌石窟、研究敦煌艺术是他梦寐以求的事。哪怕真是无期徒刑，他也下定决心坚持到底，而且更坚定地要把我们母子三人都接过去，在敦煌安家落户。
常沙娜在为莫高窟的石膏模型上色
常沙娜采用敦煌隋代石窟藻井的样式，设计出了新中国的第一块丝巾国礼
1943年晚秋，我们的家从重庆搬到了敦煌。那年我12岁。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来到莫高窟，可惜不记得那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是1943年11月的几日了，只记得千佛洞前宕泉河里的水已经完全冻结，变成了一条宽宽的、白白的冰河。迎接我们的晚饭准备好了，摆在桌子上。待我定下神来，才看出桌子中心摆着一碗大粒盐、一碗醋，每个人面前摆的是一碗水煮切面。我愣了一会儿，问：“爸爸，有菜吗？”爸爸回答说，这里没有蔬菜，今天来不及做好吃的了。他只能劝我们：“你们先吃吧，以后慢慢改善。明天我们就杀只羊，吃羊肉！”
这就是我到千佛洞吃的第一顿饭。永远刻在我记忆中的除了那碗盐、那碗醋，还有爸爸那无奈的神情。当时我心里酸酸的，觉得爸爸很可怜，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下，他除了工作，还要照顾这个，照顾那个，又要安慰，又要劝导，他肩上的担子实在太重、太重了！
在千佛洞的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我每天兴致勃勃地蹬着蜈蚣梯，爬进洞窟临摹壁画。那时洞窟都没有门，洞口朝东，早晨的阳光可以直射进来，照亮满墙色彩斑斓的画面。彩塑的佛陀、菩萨慈眉善目地陪伴着我，我头顶上是节奏鲜明的平棋、藻井图案，围绕身边的是神奇的佛传本生故事、“西方净土变”画面。满目佛相庄严，莲花圣洁，飞天飘逸，我如醉如痴地沉浸其中，画得投入极了。兴致上来，就放开嗓子唱歌。随着太阳转移，洞里的光线越来越暗，而我意犹未尽，难以停笔。
晚上，大家清闲下来，没有娱乐，爸爸就组织大家画速写，在中寺前后院之间的正厅，两头连起，挂两盏煤油灯，请当地的老百姓做模特儿，大家围在那里画。在爸爸的画集里，有的速写记录的就是集体画速写的场面，上面还有我的影子。另外，磨颜料也是业余时间的主要活动。爸爸他们做试验发现当地的红泥可以做红颜料，黄泥可以做黄颜料，就发动大家动手研磨泥巴，自己做颜料。傍晚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院里、屋里，人们各拿一个碗、一根小棍，一边聊天一边磨颜料。条件太简陋了，但是大家自力更生、克服困难，都很愉快。爸爸在他的回忆录中形容当年的气氛是“乐在苦中”，真是准确极了。
爸爸还带了很多波斯菊的花籽，那时敦煌没有波斯菊，其实这种来自西域的花很适合在那里生长。自从爸爸种下花籽，波斯菊就在敦煌扎下了根，长得非常茂盛，非常漂亮。当时条件那么艰苦，工作千头万绪，爸爸还想着要养鸭、养鹅、种花。他热爱生活，追求美好，一心要在戈壁中的敦煌创造出像在故乡江南那样的好生活。如今，莫高窟绿树成荫，白色、粉红、玫瑰红的波斯菊盛开，看见波斯菊我就想起爸爸。在我的心目中，波斯菊就是爸爸的象征。
在大漠荒烟中，我修着自己艺术人生第一阶段没有学历的学业。60多年后的今天，在画册上、在美术馆的展厅里再看到自己十几岁时的临摹作品，我依然会怦然心动：少年纯真的激情融入艺术殿堂神圣的氛围，会迸发出多么灿烂的火花！
（周一摘自中国青年出版社《花开与敦煌：常沙娜眼中的敦煌艺术》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