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自1978年后期开启改革开放至今已经40多年。40多年的改革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但改革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经历了一些曲折甚至反复。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们应当认真回顾40年来改革的历程、深刻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以此来推进未来的改革事业。

中国40年改革是在不断探索中前行的。

20世纪80年代，改革在计划与市场之间摇摆。“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派大批官员出国考察，国内外的鲜明对比给这些官员带来很大震撼，逐步形成了开放市场或发展“商品经济”的共识，当时中国的主要领导人也相继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等改革思路。但由于“左”的思想钳制和对现代经济学发展的漠视，人们对于什么是市场经济及市场经济如何通过价格机制实现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还缺乏认识，市场经济必然导致“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的苏式教条仍盘踞在许多人头脑之中，因此，很多人易于接受“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之类的药方。在“计划经济为主”的约束下，80年代初期的改革还不是在整个经济体系内系统地进行，而只是着重于个别部门或个别方面的政策调整，即使某些带有制度变革性质的改革，如安徽、四川等地允许土地承包，也采取了不改变基本经济制度、实行集体所有和家庭承包“双层经营”的形式。这种变通性的政策调整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不足以实现国家振兴。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展了一场“改革目标模式”大讨论。

1984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了中国改革的目标，即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者“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具体内容仍然存在不同的理解，1985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年）的建议》提出了“七五三条”，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具体内容作了明确界定，即：①使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②进一步发展商品市场，“开辟和发展资金市场、技术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体系；③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这就意味着中国接受了科尔纳在“巴山轮会议”上界定的“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协调”（Ⅱ B）模式作为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根据“七五三条”，国务院在1986年部署了“价格、税收、财政配套改革”，以期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体制能够在80年代末期起主导作用，不过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报告把“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确定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意味着改革的目标模式由“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协调”（Ⅱ B）模式回到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间接行政控制”（Ⅰ B）模式，市场不再是自主自由交易的真正市场，而是由政府掌控的“管制下的市场”。

市场化改革的停顿和发展方式的缺陷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社会矛盾。80年代末期出现经济和政治波动后，一些人提出要回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上去。这种主张遭到邓小平等领导人的坚决抵制。在1991年10—12月中央召集的系列座谈会上，与会经济学家在与江泽民总书记的对话中，论证了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必要性。在1992年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推动下，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布，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目标。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将十四大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设想具体化，开启了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的进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该《决定》明确提出了“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新改革战略，对财税、金融、外汇、国企、社保等重点领域改革提出了明确目标，拟定了具体方案。此后，这些领域的改革得到了实质性推进。

1995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九五”计划正式提出了“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即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转变，以及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要“加快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尽快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将“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作为改革的首要任务。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要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明确宣布“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合，中共十五大还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改革要求。

20世纪90年代，改革在理论上的突破和实践上的推进，使中国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并在这具有活力的体制推动下实现一直延伸到21世纪初的强劲增长。不过，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五大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而是在保留了命令经济（或称统制经济）许多“遗产”的情况下，形成了一种“半市场、半统制”的格局。这种过渡性的体制存在转向现代“法治的市场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畸形体制两种可能的发展前途。2006年以后，主张强化国家对市场掌控的力量在舆论界一度占据上风，造成了改革的停顿，也使经济和社会矛盾日益积累，甚至出现了某些“国进民退”的现象。同时，改革的停顿也使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逆转，在许多地区出现了用海量投资进行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建设的潮流，使金融风险迅速积累。

这个曲折再次引发了“中国向何处去”的辩论，越来越多的民众和官员要求重启改革议程，推进市场化、法治化改革。2012年召开的中共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不负众望，做出了“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的历史性决定。紧接着，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为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此后又陆续发布了1600多项改革方案和指导文件。整个改革进入攻坚决胜的阶段。

回首改革开放40年，我们不难发现，凡是在市场化、法治化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时候，经济社会发展就会有比较好的表现，人民生活质量也会有显著的提升。反之，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到挫折，社会矛盾也会因此凸显出来。所幸的是，虽然40年改革经历了多次曲折，但是每经历一次曲折，我们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其中的许多改革经验教训，都值得我们在改革和发展中汲取。

展望未来，我们仍然面临着推进市场化、法治化改革的艰巨任务。目前，中国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成功应对多变的环境，唯有认真落实已经制定的总体规划和改革方案，在制度建设上取得实质性进展，才能实现持续稳定的发展，并通过改进民生使大众得到实惠。

40年改革开放经历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基础，是我们的宝贵财富。40年的经历及其所蕴藏的经验和教训需要各方面从多个维度进行梳理和总结。李佐军、田惠敏同志从政府与市场关系视角编写了《与改革同行》系列图书，以改革开放进程中每个月发生的事实为依据，力求系统和完整地记录1978年12月至2018年12月的改革开放历史，并发表自己的观点。这为深入细致地从改革开放历程中汲取营养提供了基础材料，因此，这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在本系列书中，两位作者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每个月的重要文件、重大事件、重要论述和重要数据，并结合自己的思考和研究，对每月中最重要的文件、事件、论述进行了点评，对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分析。同时，他们在表现形式上也下了一些功夫，如每篇都列出了参考文献。梳理史料、研究历史并非易事，他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坚持平均每天写一篇，每天凌晨四点多起床收集整理资料、写作、修改、发布（微信、微博、博客、国研网和中国发展网等平台），展现了历史责任感，其精神值得感佩。

我热忱地向大家推荐本系列书。让我们一起在回顾改革开放历史中有所思、有所悟，将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著名经济学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