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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有关“民族共同体”的研究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思想家柏拉图时期。从古希腊到英国经验主义时期再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社会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都在进行“共同体”的实践和探索。德国著名社会家滕尼斯提出的“共同体—社会”
理想类型极大地深化和启发了后人有关“共同体”的研究，如“机械—有机团结论”
“乡民—市民社会论”
以及“神圣—世俗社会论”
。另外，西方学者也从全球化、人类共同命运、合作协同等视角研究如何形塑和培育共同体意识，代表性学者有哈贝马斯、库桑斯基、卡拉汉等
。
在国内，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文献和成果呈逐年增长趋势。学术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的研究，这部分内容详见第二章第一节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界定部分，在此不再赘述。
二是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路径的研究较多。总体来看，学者们基于不同视角和学科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同路径。从文化和教育视角进行研究的学者较多。郝时远（2020）从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的角度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具有内在关联，并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引领作用，其中爱国主义精神起到根本作用
；王延中（2018）指出通过“五个认同”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进而促进“三交”的实际效果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周平（2020）特别强调加强民族团结教育凝聚合力、增强认同构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团结进路
；青觉（2020）指出加强由内生的历史走向、思想面向和观念取向构成的内生性基础建设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动力
；管健、方航（2020）从心理学视角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路径
；李秋梅、龙柏林（2021）认为以政治仪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现实必要性，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杨昊霖、顾光海（2021）通过探究文化润疆的实践路径，强调文化法治、深化文化浸润、提升文化底蕴、着眼文化认同，将文化润疆融入铸牢新疆各族群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过程各领域
；李岁科（2021）认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需求，需从加强宗教思想引领、提升宗教法治建设、搭建宗教文化平台等方面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进路
；何生海（2021）则认为学习和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石，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可极大地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张鑫、段雪柳（2022）认为应实现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二者的双向互动，形成一种相互促进、相互成就的良性循环，并统一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程中
；刘晓霜、纳日碧力戈（2022）提出历史文化视域是高质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之一
。
有学者从经济视角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李曦辉（2020）从物质经济与国家认同视角进行了研究，指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是化解族际矛盾、维护民族团结的有效手段，认为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
；李丽媛、胡玉杰（2021）指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民族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是巩固民族关系和推动民族团结的最有力抓手
；马伟华、顾旭琛（2021）认为推进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深远意义
；张丽君、巩蓉蓉（2021）指出应结合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相对突出的现实状况进一步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基础
。
还有学者从社会治理和社区治理的视角进行了研究。徐俊六（2018）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社会治理关系紧密且互为基础、互为动力、互为构建
；陈纪、蒋子越（2021）则将各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种路径
；蒋慧、孙有略（2021）认为民族互嵌型社区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对于现代中国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特性具有重要意义，提出新时代民族互嵌型社区治理的长效运作机制
；王永明（2021）从公共服务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性出发，认为二者之间具有三重逻辑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需构建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个方面的有效机制
。
从法治视角进行研究的有：陆平辉（2021）认为加强民族团结进步立法应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治建构的重要路径
；叶强（2020）则提出应实现地方民族团结立法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法的转变，进一步为地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法治保障
；宋才发（2021）在阐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治内涵基本观点和基本要义的基础上，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治保障的法治路径
。
除上述研究外，还有一些学者针对不同区域和群体进行了研究。黄达远（2017）、王建新和关楠楠（2019）、陈纪（2020）、高永久（2021）、徐黎丽等（2021）等学者聚焦长城—天山走廊、河西走廊、多民族地区、边境地区、都市等区域视角分析了其特殊性并提出了该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
；尹学朋和王国宁（2020）、李从浩和汪伟平（2021）、雷振扬和张俊（2021）、梁超（2021）等学者对少数民族学生、边民、华侨华人等特征鲜明的群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调研并提出对策
。
关于政府能力的研究，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时期。当然，这个时期对政府能力的研究是作为政府研究的“附属品”而进行的。在这之后，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基于对政府的目的、合法性以及正当性的思考，对“政府能力”给予了高度关注
。这一时期关于政府能力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概念和理论。在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并建立政权后，对政府能力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如何构建强有力的政府。其中，被誉为“行政天才”的汉密尔顿着重论述了建立一个有能力的联邦政府的必要性，并指出强有力的行政部门需要统一、稳定、充分的法律支持和足够的权力等要素
。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受亚当·斯密倡导的政府不干预理念的影响，对政府能力与政府职能的研究相对较少。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人物有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他认为政府能力就是合法运用独有性权力的能力。这一阶段，对政府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府的统治权力
。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国家兴起，政府能力问题成为学者们关注的话题；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政治发展理论和公共政策学的发展，关于政府能力的研究不断丰富；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能力已是国外学者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关于政府能力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政府能力的内涵，不同的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美国结构—功能主义的创立者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在其代表作《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中指出，政府能力是指建立公共权威机构及其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能力，特别强调公共权威机构所拥有的维护公共秩序和合法性的能力
。贝思·W.汉纳德尔指出，公共政策学派学者从主客体关系、手段和结果的关系、资源获取与问题解决的关系、系统结构安排与理性遵从等方面对政府能力进行了剖析，提出了“政府能力表示采取何种手段才能在实现既定目标方面更有效，表示政府所具有的能够履行职责的潜力或绩效，主要是政府获取资源的能力在于最终满足社会整体需求的能力、政府能力的核心在于各项政治与行政制度安排的选择与发展和政府能力表示在决策和资源分配方面的理性力量”等关于政府能力的不同内涵
。美国新制度主义学派代表人物詹姆斯·S.科尔曼也是从资源获取的角度来认识政府能力的，他认为政府能力是指政府通过获取相应资源并用以满足公民基本生存需求的能力。世界银行在其发布的报告中认为，政府能力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
。
国外学者除了对政府能力的内涵进行研究外，还对政府能力的构成要素进行了探讨。其中代表性观点有：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1989）认为政府应具备维护社会稳定、社会同化、社会整合和政策创新等方面的能力
；卢西恩·派伊则从程度、效率和价值3个维度来认识政府能力
；Nelissen认为政府能力是司法、经济、政治3个维度形成的一个关系结构；Coggburn和Schneider认为政府能力是包括政府管理其人力、物力和信息资本以支持其政策职能在内的内在能力
。
在对政府能力及构成要素研究的基础上，国外学者还对政府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亨廷顿（1993）认为，政治变量和经济变量是影响政府能力高低的重要因素
；艾森斯塔德特别指出政府的结构弹性也是政府能力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阿尔蒙德和鲍威尔（1987）则认为政府能力与其行政环境存在着相关性和互动性，同时指出，政治体系的结构分化和政治文化的世俗化会增强政府影响国内外环境的能力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林德布洛姆（1997）则认为权威是影响政府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变量
。美国著名公共管理学家梅利里·格林德尔指出好政府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组织和制度的质量有着很大的关系。公共选择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选举的不民主、竞争机制的缺乏、激励机制的缺失以及监督不力等是制约政府能力的重要因素
。
国内学术界对政府能力的关注和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自1993年王绍光、胡鞍钢二位学者在《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一书中提出“国家（政府）能力”以来，政府能力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门主题。以“政府能力”为主题词从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文献中进行检索可以发现，与“政府能力”相关的文献共计6300篇，其中学术论文4067篇、学位论文1152篇、报纸类文献525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政府能力”为主题的文献量呈迅速增长趋势，如图1.1所示。1993—2004年是地方政府能力研究的初始时期，整体上发文量不高，年均发文量仅为41篇；2004—2020年，对地方政府能力的研究经历了快速增长期，年均发文量约为340篇，其中2010年发文量达到405篇，2017年发文量达到401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政府体制改革的深化及对政府职能定位的重新认识，如何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有效发挥政府作用已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这里所讲的“有效发挥政府作用”，实质就是政府能力问题。
图1.1 1993—2021年以“政府能力”为主题发文量年度分布情况
纵观国内学术界有关政府能力的研究，不仅从经济学领域拓展到了政治学、行政学领域，还深化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下面对国内学者关于政府能力的研究现状作一梳理。
至今，有关地方政府能力的概念和内涵，学术界尚未达成统一，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和学科背景出发进行了界定。王绍光、胡鞍钢在1993年出版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中基于央地关系视角着重分析了政府财政能力，认为政府能力是指政府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
。施雪华（1996）认为政府能力是政府组织运用公共权力有效治理社会的能量和权力的总称
。张钢、徐贤春（2005）基于战略管理的视角提出了一个新的政府能力概念模型和分析框架，将政府能力分为动态能力和静态能力，认为政府能力的形成和运用更多地体现为对公共责任和职能的履行
。王骚、王达梅（2006）从公共政策的视角来认识政府能力的内涵
。黄毅峰（2011）则从二维结构的能力体系出发，把国家机关维护政治统治、推动社会发展的能力称为政府能力
。张宇（2014）从社会合作性治理过程的视角认为，政府能力是一种有边界、有限制、有效能的元治理的能力
。李靖等（2020）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角出发，认为地方政府能力是一种以政府为主体多元治理格局的综合治理能力，其目标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
在地方政府能力内涵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学术界还对政府能力的构成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由于政府能力与政府职能总是相适应和相匹配的，随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地方政府的职能定位也在不断调整，学术界形成了政府能力构成的“三要素”“四要素”“五要素”“七要素”等不同观点。其中，持“三要素”论的有臧乃康（2001）、黄建洪（2010）等学者。臧乃康（2001）依据中国转型时期出现的问题将政府能力划分为政治统治能力、经济调控能力和社会治理能力
；黄建洪（2010）则从现代化进程中政府能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及转型期的中国治理的实际需要出发，认为政府能力应涵盖政府自身、社会以及综合3个方面的治理能力
。持“四要素”论者中比较有代表性且学术界认同的是张钢、徐贤春（2005）提出的政府结构模型。他们认为地方政府应具备资源获取、配置、整合、运用4个方面的能力
。李靖等（2020）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视角，将地方政府能力划分为5个方面的治理能力
。王骚、王达梅（2006）则依据政策过程理论，认为政府能力应包括政府从政策问题认定环节一直到政策调整环节等政策过程中6个不同环节体现出的能力
。党秀云（2017）基于合作治理视角，认为要达成合作治理的成效和目标，需重点提升政府的提供制度、形成共识、增进信任、平衡利益、防范风险、选用工具等方面的能力
。持“七要素”论者中，云南大学周平（2002）从县级政府的基本职能出发，认为县级政府能力是由规划发展、制度创新、资源配置、市场规制、公共品供给、组织协调、社会控制7种能力有机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
。周平对政府能力的这一划分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地方政府能力提供了一个指导性框架。
地方政府能力评估指标体系也是国内学术界比较关注的领域。2000年，国家行政学院领导学教研部杜钢建在《政治学研究》上发表了《政府能力建设与规制能力评估》一文，呼吁“需要重新重视政府体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提出了政府规制能力评估的标准、等级及各等级的含义”
。之后，学者们纷纷开始着墨于地方政府能力评估相关问题，产生了较丰富的研究成果。本书从地方政府能力整体评估和具体能力评估两方面来梳理学术界的研究。
从地方政府能力整体评估来看，代表性的研究有：张钢、徐贤春（2005）按照层次分析法的评价原理从资源获取能力、资源配置能力、资源整合能力、资源运用能力4个层面构建了包含19个指标的地方政府能力评价体系
。罗国亮（2009）提出应从自我管理和社会治理两个方面评估地方政府能力，自我管理包括法治程度、透明程度、适应程度和人员组成4个方面，社会治理包括经济绩效、政治绩效、社会绩效和文化绩效4个方面
。陈晓芳（2009）采用逐层独立权重法构建了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内部管理等方面的5个二级指标、34个三级指标的中国省域政府竞争力指标体系
。施雪华、方盛举（2010）基于政策效能、体制效能、行为效能3个视角设计了一套涵盖7个维度、98个具体指标的中国省级政府公共治理效能指标体系
。唐天伟等（2014）以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及特征为依据，构建包含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个一级指标，体制、人员、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7个二级指标，21个三级指标的测量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指标体系
。吴旭红（2017）从制度、过程、结果3个方面构建了包含28个评估（测量）要素的地方政府治理能力评估体系
。李靖等（2020）构建了由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治理能力5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40个三级指标构成的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测量指标体系
。
关于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文化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能力评估的研究详见第四章第一节，在此不再赘述。
国内学术界对政府能力的研究经历了从宏大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到具体社会问题情境的转换
。这种研究的转换既是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和重难点问题对政府能力的呼唤，也是学术界对政府能力研究的深化和拓展。从现有文献来看，第一，学者们将地方政府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具体社会问题相结合，研究提升地方政府能力对于具体社会问题的重要意义。例如，有学者将地方政府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谐社会、生态治理、精准扶贫、新型城镇化、创新驱动发展等主题
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分析地方政府能力与上述社会问题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以及上述问题的解决对政府的依赖性，在此基础上提出地方政府能力提升的机制。第二，学者们关于某一具体领域地方政府能力的研究逐渐增多。学术界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财政能力、生态环境保护能力、社会治理（管理）能力等具体领域的研究较多。分别以具体领域政府能力为主题词在CNKI文献库中进行检索，关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的文献约272篇，关于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研究的文献约218篇，关于地方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能力研究的文献约147篇，关于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研究的文献约45篇。第三，关于民族地区地方政府能力的研究也在不断增多。周平（2001）较早关注民族地区地方政府能力问题
；任维德（2005）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分析了地方政府与民族、区域发展差距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并提出规范地方政府竞争与提升民族地区地方政府竞争力以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的对策建议
；訚柏、周平（2009）从政府能力循环一般原理出发，结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尝试性地提出了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循环论
；方盛举（2007）则认为民族地区地方政府需自觉主动从政府自身和政府外部两个方面加强能力建设和能力提升
；秦位强、秦海蓉（2010）围绕民族地区县级政府能力的现状及路径展开了研究
；李俊清（2014）则在分析边疆民族地区公共危机类型、特点及趋势的基础上，提出应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米恩广、权迎（2015）提出了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能力建设的关键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观点
，之后，米恩广、李若青（2018）又提出政府能力现代化的柔性逻辑，即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道器相济”的策略
；孟凡丽、王国宁（2021）认为边疆民族地区地方政府面临着经济调控能力相对不足不能有效促进高质量发展、政府内外部治理要素缺乏整合无法满足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需求、区域治理中的“族际主义”取向与提高法治化治理水平的差距、文化宣传教育机制建设滞后与全媒体时代国家主流政治文化传播的错位等困境
。
首先，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以来，学术界从文化教育、经济、社会治理和社区治理、法治等多种视角研究和分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现路径。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对于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但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一是现有研究偏重理论讨论，大多属于宏观层面的研究，缺乏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研究及实证分析。二是研究视角还有待进一步拓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系统的、复杂的工程，目前的研究主要是从民族学、教育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视角进行的，政治学、行政学及其他学科视角的研究还不多，需加强多学科视角的研究。三是研究群体分布不均衡，从现有文献来看，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研究者不多，需要有更多的非民族地区研究者关注、研究这一主题，并加强区域间的研究合作。四是有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际研究成果不多、深度不够。
其次，国内外关于地方政府能力的研究已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研究广度和深度得到了一定拓展，为本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未来还需要关注以下问题：一是尚未建构一套政府能力理论领域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现有有关政府能力的研究基本都是沿用西方的理论；二是结合新时代国家治理的重大现实问题及具体治理情境的研究还不多，因为不同国家治理问题和治理情境对地方政府能力的需求也不一样，因此需要加强针对具体治理情境尤其是新时代国家治理重大现实问题的政府能力研究。
总体来说，从既有研究文献和学术成果来看，一是将地方政府能力放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阈下进行研究并探寻二者的内在逻辑、作用机理的研究文献和学术成果较少；二是从区域视角探讨如何有效进行族际政治整合的研究刚刚起步，聚焦于发展相对滞后的西部地区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多样的国家来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和方式定会呈现出区域间的差异性，受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社会资本累积式微、沟通网络异质多元以及自然生态脆弱易损等行政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西部地区呈现出与东中部地区相异的区域特征。与东部地区相比，能力不足是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的现实状况和面临的突出问题，地方政府能力的不同必然导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区域空间的不平衡状态和水平。基于此，本书选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能力建设”这一主题开展研究，致力于分析和挖掘地方政府能力建设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考察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能力现状及问题，分析其制约因素，进而提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基本遵循提升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能力的总体思路和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