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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调查研究始于19世纪中叶，首次运用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科学揭示了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发展规律和科学原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理性化解民族矛盾、科学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原则
。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创立、形成于1848年前。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提出许多有关民族、民族关系、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1843年，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批判了只有政教分离才能消除民族压迫的唯心主义观点和神学观点，指出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依靠全人类的解放
。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彻底解决民族问题，这是对民族问题与社会革命关系的首次阐释。民族平等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于1844年在合作的《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一文中首次提出来的重要民族理论思想，他们认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优越性
。在这之后的两年里，马克思、恩格斯先后提出了民族发展的“三个过渡”理论，提出了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民族产生以及民族关系等理论
。在1845—1848年这3年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研究，提出了民族问题的根源和实质是导致剥削产生的私有制，认为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又一次将民族问题与无产阶级革命问题联系在一起
。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确立和完善是在1848年之后。它的确立以《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标志。19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聚焦于民族运动，先后出版了《论波兰问题》《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等著作，对民族运动发生的历史和社会根源进行了深入剖析
。到了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将目光转移到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提出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征服”的民族同化规律
。
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进入深入研究和完善时期。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揭示了民族发展的一般过程和规律，丰富发展了民族形成理论
，在《反杜林论》一文中进一步作出只有通过消灭阶级才能实现民族平等的论断
。在这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先后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等著作中提出了有关民族形成的相关理论，深化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列宁和斯大林结合俄国民族问题实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列宁先后发表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论民族自觉权》《关于自觉问题的争论总结》《民族和殖民地提纲初稿》《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等民族理论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列宁主要阐述了民族问题基本原理，殖民地民族解放问题，社会主义国家民族问题的表现形式、性质及有效解决民族问题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等，并在苏联得以实践，进而形成了列宁主义民族理论。斯大林的主要贡献在于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如第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阐述了民族的概念和特征，提出了处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提出了“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的著名论断。
政府能力是理解和表征政府发展及其有效性的一般范畴，关系到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并影响地方治理的有效性。基于此，政府能力理论可以作为本书的重要理论资源。
第一，政府能力有结构构成并有强弱程度之分。政府能力是受多种因素制约的。政府能力的约束条件不同，其强弱程度便不同，对经济与社会发展及其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也就不同。通过分析政府能力的结构，确定地方政府能力的评价指标，并选取若干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重大影响的指标，对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能力进行比较，找出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能力存在的差距，分析制约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能力的因素，进而提出提升地方政府能力的行之有效的对策建议。
第二，政府能力的领域和方向与政府职能或职责相关。现代国家的宏观公共行政能力与政府职能相关，在政府职能基本确定的情况下，可认为政府的宏观公共行政能力实际就是指政府履行其职能的能力
。也就是说，政府职能的范围决定了政府能力建设的领域和方向。
第三，政府能力的强弱与公共权力的大小直接相关。拥有强大公共权力的政府往往能力较强、支配的资源更多，影响力和辐射的范围也更广。同时，政府能力又是政府公共权力得以维持、行使的必要手段和基础。
因此，政府能力范畴及其理论适用于本书。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国地区差异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地方政府面临的行政环境各异，其职能的内容、重心、运作方式不同，会造成地方政府能力的强弱不同。同时，作为一个单一制国家，中国地方政府的权力是由中央政府授予的。地方分权不同，即中央政府授予地方政府的权力大小不同，必然影响地方政府的能力，这已为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的结果所证明：由于地方分权不均等，东部地区因建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计划单列市等拥有了较大的优先发展权，地方政府能力普遍高于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则相反，由于没有获得充分的权力、可以支配的资源受限，地方政府可以作为的空间自然狭小，自身能力难以提升。
政治系统理论是指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提出的政治和公共决策理论，自创立以来，对当代政治和公共决策的理论和方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政治系统理论产生于行为主义政治学对传统政治哲学围绕价值问题展开的无休止争论的反思和批评，也形成于对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科学主义的努力
。
戴维·伊斯顿在源自自然科学领域的系统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建构了用于分析社会政治和公共决策现象的政治系统理论。伊斯顿认为实现政治系统的最大效用，通过与环境的互动对社会价值做权威性分配，是其独特之处
。他又将构成政治系统的总体环境划分为社会内部环境和社会外部环境两种。社会内部环境包括经济、文化、社会结构，以及人的行为、态度和观念等；社会外部环境是指某一社会本身以外的系统，将其描述为“超社会”“超系统”环境。伊斯顿指出，政治系统的压力可能来自这些环境所产生的影响，面对这些压力，为了化解危机，解决政治范畴的问题，权威机构往往也会以最小的代价和尽可能为人们接受的频率作出决策
。概括而言，政治系统理论以“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这一政治和公共决策的根本特征为分析基准，以政治行为之间的互动为分析单元，以政治系统的环境与系统之间的作用以及权威当局的约束性决策流程为研究对象，以包括需求和支持在内的输入、包括权威当局决策和执行在内的输出及输出后的反馈为分析变量，以政治系统对环境的适应及其存续为研究目标，建立了联系政治和公共决策与社会和自然环境、循环往复的一般政治系统分析模式
。
地方政府能力建设是政治系统变革的典型，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是政治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政治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所形成的生态联动过程。因此，政治系统理论能为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能力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行政生态学理论为分析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能力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使我们得以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认识地方政府能力。行政学和生态学相结合而形成的行政生态学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行政学家弗雷德·里格斯。
行为主义政治学是行政生态学理论的渊源之一。行为主义政治学是行为科学的分支，研究方法受行为科学的影响较大，行为科学主张用实验、实证、观测、测量等方法研究组织中人的行为、表现和反应
。受行为科学的影响和冲击，一批政治学家如梅里安、杜鲁门、拉斯韦尔等，主张注重从动态视角研究政治过程、政治行为及其与外部环境的互相关系
。随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批判制度研究、规范研究等传统政治学研究的不足，倡导运用实验、实证、观测、测量等方法研究政治实践中的现象，并指出行为政治学是政治学的未来发展趋势。
到了20世纪60年代，公共行政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有关公共行政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多方向的发展趋势。其中，以里格斯为代表的行政生态学理论，主张从生态学的视角考察政府行为与行政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指出行政系统的有效运行必然受特定社会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提升公共行政效率既要关注公共行政的职能、机构、人员等行政系统本身，也应考察行政系统的外部行政环境因素
。彭文贤（1998）指出：“所谓行政生态学就是研究一个行政制度中之行政行为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学问；换一句话讲，任何行政行为，皆受客观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如果想了解行政行为，必须先研究生态环境。”
综上所述，行政生态学理论把对行政系统产生影响的行政生态环境因素划分为5种不同类型：第一，经济方面的要素，主要是指特定时期特定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第二，社会方面的要素，主要指的是对行政行为能够产生影响且承担一定社会功能的非政府组织；第三，沟通网络，主要是指一个地区语言、宗教、民族等方面的特征；第四，符号系统，主要包括认同方面的一些要素；第五，政治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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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生态学理论指出，任何行政系统都不可能脱离生态环境而独立存在，行政系统不仅无法脱离生态环境，还要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中吸纳行政系统运行、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能量和空间。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能力建设也是如此，只有正确、客观地认识和分析其所面临的社会环境，才能有效提升其能力。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能力建设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行为系统，必然会受到其所处的生态环境的影响。因而，行政生态学理论能够为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能力建设提供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