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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民是农牧业稳步发展与农牧区经济增长的重要主体，他们是否积极参与各类生产活动，对促进当地产业与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并直接影响农牧区的发展效率，同时对农牧区的社会稳定与和谐也有着一定影响。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不公平现象和排斥问题在部分地区有所加剧。因此，促进生计多样化行为对于创造更加安全、稳定、和谐的社会尤为重要（Noll Heinz-Herbert，2011）。农牧区经济的不断发展，将对其自然生态、经济结构和产业配置、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较大影响，必然使根植于草原文明的牧区少数民族经济生产方式、社会和文化产生变迁，虽然从长远来看该社会整合过程有利于增强社会活力，但从短期来看则有可能产生各种社会问题。本书在走访青海农牧民的实地调研过程中发现
，农牧民感受公平的程度存在代际差异，由此直接影响其后续选择生计的方式；同时，公平与否的程度能够导致文化冲突，使农牧民心理层面发生极端变化，这种冲突甚至有可能会使他们触犯法律，从而给青海社会的稳定性带来较大隐患。如何减少并避免农牧民可能导致的诸多社会问题，除了政府的各类优惠措施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农牧民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其稳定的生计水平和就业机会
，从而实现增收。
青海农牧民的生计行为受诸多因素影响，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政策、组织体系、特色产业等带来的影响，既影响他们对生计选择的认知与意愿，又影响他们最终的行为决策。在行为经济学相关理论中，关于态度与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常会认为内在心理感受对个体行为产生一定的预测影响。目前，学术界对该部分的研究多集中在组织公平方面，即在一个组织中，能够通过组织成员的公平内在感受预测出他们即将做出的行为决策。而生计行为也是一种行为决策，内在的公平感知因素对个体的生计行为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种因素来源于外界干扰，如公共政策等。因此，在研究农牧民增收时，应明确收入来源的行为决策，而行为决策是由农牧民对外界政策的公平感知产生的。
农牧业是青海的基础产业，一直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都十分重视农牧业的发展，先后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农牧业发展的政策，围绕着农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稳定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积极推进农牧业结构调整，加快发展畜牧业、农业产业化经营、乡镇企业、多种经营和非农产业，狠抓农牧业科技进步和创新，取得了良好的成效。青海农牧民生计并非简单从事农牧业，还包含了少数民族群体的宗教文化和生活习俗在日常生活中渗透与融入的过程，涉及农牧区经济发展、农牧民生活方式激烈变革等深层问题（杜发春，2014）。农牧民作为青海农牧业发展的最小生计单位，承受着自然、市场、政策等多重生计风险（苏芳等，2009；赵雪雁等，2015）。农牧民生计的可持续性会影响当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影响我国未来乡镇人地关系的发展与走向（吴孔森等，2016）。当前，国内各类关于农牧民政策的实施不仅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还取得了一部分生态效益，许多学者对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性和农牧民的生产生活进行了研究（王放等，2003；东梅，2006；张丽君，2013；荀丽丽等，2007；贾耀锋，2016；孟向京，2011），但是积极效应的背后也存在诸多贫困隐忧，如农牧民普遍面临生活水平下降、就业难、创收无门的困境（张丽君等，2011；侯东民等，2014），甚至出现返迁现象（冯雪红，2013；王俊鸿，2012）。更重要的是，由于农牧民后续生计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大多数农牧民没有稳定的工作，农牧区将会成为“贫民窟”，导致农牧区社会的不稳定（杜发春，2014）。因此，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是有效缓解与消除农牧民贫困
。
公平问题历来为我国政府所重视，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多次提到了公平问题，它不仅是创造良好社会环境和推动建设和谐社会的总要求之一，也是推动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环节之一。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研究上，党的十七大报告将十六大报告中“初次分配重效率，再次分配重公平”的提法修订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由此，把公平问题提升到战略高度的层面。与组织公平感研究相比，直到近些年才对公共政策的公平感有了系统讨论。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农牧民生计策略开展了不少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苏芳等，2013；赵文娟等，2016；许汉石等，2012；王洒洒等，2014；伍艳，2016；李丹等，2015）。这些研究大多从生计资本、补偿等方面探讨公平对生计策略的影响及不同群体生计策略的模式等，很少考虑到青海农牧民公平状况对其生计策略的影响。近年来，青海农牧民从以往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转变为现代城镇生产生活方式，生存环境、价值观念与组织形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传统思想观念制约了农牧民参与后续产业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农牧民的公平问题是任何国家都会面临的问题。早在19世纪90年代，以美国社会学家Park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就开始针对在美国生活的跨国农牧民社会问题进行研究。随后有很多学者对公平感知的定义（Gordon，1964；Alba Richard et al.，1997）、维度与指标（Colleen and Kennedy，1999；Phinney and Ong，2007）、公平结果（Nekby and Rodin，2010）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根据我国实际状况研究农牧民公平问题，他们大多关注城乡农牧民公平问题（秦立建等，2014；宋月萍等，2012；和红等，2014；崔岩，2012；丁宪浩，2007；张超，2015；周科等，2016）。鉴于我国农牧民工程的复杂性与多民族文化的特征，生计策略选择并不是简单的经济行为，从公平感知视角来看，它是农牧民从自身意愿到不同选择的复杂过程，该过程会受到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的深刻影响（田明等，2014；王胜今等，2013；向华丽，2013；王佃利等，2011；卢海阳等，2016；田艳平，2014）。在已有的文献中，农牧民的公平感知与生计策略选择关系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国内尚未有系统深入的研究，该研究直接关系到农牧民生活与社会的稳定。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核心是生计策略（王娟等，2014），而生计策略的选择对于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广义上的生计策略包括生产活动、投资策略、生育安排等，狭义上的生计策略一般是指生产活动。农牧民作为青海未来恢复生态与缓解区域贫困的重要主体，其生计策略选择至关重要，而由于农牧民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以及地理区域等条件限制，提高农牧民生计的可持续性，促使其就近从事非农牧产业，是后续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李强，2003；汤青等，2013；何仁伟等，2013）。在2017—2018年的实地调研中，本书发现农牧民在回答“目前与以往生活方式的变化”时，仅有5.1％的农牧民认为没有什么变化，绝大多数农牧民认为与以往传统农牧业相比，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本书发现除了生活补助外，农牧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从事藏毯编织、虫草采挖、经商、保安、跑运输、劳务输出等工作。另外，政府有关部门在农牧民技能培训、劳务输出等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可供选择的、适合农牧民实际情况的替代产业多为非农牧产业
。因此，农牧民的生计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对其今后生活具有决定性影响。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外来扰动影响下农户生计的脆弱性、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农户生计的变迁与重构，以及农户生计风险等方面，部分学者从微观层面关注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性（Micah et al.，2009；贺爱琳等，2014；谭灵芝等，2012；何仁伟，2014；李广东等，2012）。其他群体对可持续生计的研究将农牧民作为研究对象的相对较少，而对于诸如农村劳动力转移、城乡流动人口与农民工生计等方面的研究均存在一个统一且核心的观点，即特殊群体的生计方式在可持续生计中处于核心地位（胡初枝、黄贤金，2011；靳小怡等，2011；赵雪雁，2011），并且搬迁后农牧民生计策略选择是提高生计可持续性的重要环节。
因此，本书重点回答以下问题：农牧民公平感知有哪些维度及测量指标？农牧民公平感知有何差异性？公平感知对农牧民生计选择意愿的影响有何差异？公平感知与农牧民生计选择行为有怎样的关系？如何评价公平感知对农牧民生计选择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