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理论基础

2.2.1　可持续生计理论

可持续生计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之一。关于生计的相关概念，最早与贫困问题紧密联系，后常见于乡村发展、农户生活等方面的研究，由于国内外学者对生计的研究学科与研究范围有所不同，所以对生计概念的界定存在一定差异。直至20世纪80年代，“可持续生计”一词才被联合国世界与环境发展委员会正式提出，它主要强调不仅需要保护环境与社会发展，更需要重视持续性保护与发展层面。因此，可持续生计的发展理念直到今天都为全球各界所认同。

学术界对可持续生计的相关研究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通过实践引发的贫困等问题逐步开始探索与尝试性的研究，由此各国政府与相关组织也积极参与到可持续生计的研究中，相应地产生了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即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国际救援关怀组织（CARE）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冯茹等，2015）。这三类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成为研究可持续生计的主流理论，其认可度与运用度最高，该框架强调的是在政策方面的行动力对生计产生的可持续影响；UNDP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也是一类重要方法，该框架更多地关注人们拥有的各类资源，对不同资源合理配置以达到为人们增收的目的，这个框架还包括各类资产、生计能力等因素；CARE属于美国的非政府国际组织，是国际三大救援机构之一，由于提出组织性质的特殊性，该框架更多地重视弱势群体生计能力的可持续发展，注重个人内在与社会外界两个方面的激励作用，框架中包含生计内容、生计策略与生计结果（表2-1）。

相较于其他机构典型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被广泛应用且最受学术界关注。2000年，DFID在可持续生计农村咨询委员会（IDS）等组织机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LA），该框架由五部分模块组成，分别是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结构与过程转变、生计策略、生计结果，其中生计资本包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5种资本。国外学者通过研究SLA中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联，发现各个模块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Tacconi et al.，2009）。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对可持续生计的研究逐步从点到线再到面，且研究逐步加深，其中最常见的是对SLA 5个模块的每个模块进行深入探讨：一是针对脆弱性，学者大多运用脆弱性分析研究框架，构建研究对象的生计脆弱性评价模型与指标体系，以研究生计脆弱性的变化，为实现可持续生计探索有效的策略（赵峰等，2009；励汀郁等，2018；刘伟等，2018；梁爽等，2019）；二是针对生计资本，学者将生计资本作为自变量或因变量，探究生计资本的影响因素或在个体行为中起到的作用，发现生计资本中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在不同的研究情境下的贡献度不尽相同，每种资本均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与研究意义（邝佛缘等，2017；翟黎明等，2017；李聪等，2019）；三是针对结构与过程转变，对于政策的聚焦成为该部分研究的主流，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往往会面临一些问题，为进一步完善政策机制，提高政策的可行性，学者详细解读了生计视角下政策的实施情况，以更好地为政策制定与落实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康晓虹等，2018；龙彦亦等，2019）；四是针对生计策略，通过对不同地区劳动力群体的实地调查研究，采用实证模型分析不同生产决策下形成的生计策略的差异性，从而选择出劳动力群体最优的生计策略（王娟等，2014；朱建军等，2016；苏芳等，2017；蔡洁等，2017）；五是针对生计结果，学者通常将家庭收入、可持续发展、生活水平等作为生计结果的衡量标准进行研究（吴孔森等，2016；胡晗等，2018）。

2.2.2　公平理论

公平理论最早源于心理学研究领域，属于个体的内在感知范畴。20世纪6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J.S.Adams）提出了社会比较理论，实际上也是公平理论的内容。公平理论涉及个体的内在心理感知层面，最初的很多研究是针对劳动者个体在薪酬分配过程中产生的公平性与合理性感知，劳动者个体内在心理产生的微妙变化如果是公平与合理的，个体的内在心理感知就是良好的；如果是不公平与不合理的，个体的内在心理感知就是不佳的，这直接影响了劳动者个体行为的积极性。

亚当斯发现，在一个组织中，劳动者个体在进行生产的过程中不仅会下意识地关注不同劳动个体之间的差异，也会关注对自己现在的付出和收获与过去的付出和收获进行比较。劳动者个体需要保持分配上的公平感，当他发现自己的收支比例超过他人和过去的自己时，他就会感受到内在的公平，并认为这是一种公平的待遇，从而会积极地投入工作，进而提高工作效率；反之，当他发现自己的收支比例不如他人或过去的自己时，他会产生不公平感，内心不满，从而消极怠工，降低工作效率。由此可见，公平理论多针对个体报酬，涉及劳动者的生产效率，这不仅取决于劳动者个体的实际报酬，还取决于分配报酬过程中产生的内在公平感。

公平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个体行为的积极性，来源于公平正义的程度，个体的内在公平感实际上是根据历史比较和社会比较得到的。

（1）分配层面的公平。

分配层面的公平主要是指在报酬、福利等物质方面获取的公平感。一般而言，在一个组织内部，作为劳动者个体的内在公平实际上来源于比较工资、比较待遇、比较福利等。那么，员工通过比较自身与同事产生的公平感知，便是基于衡量自己的付出与获得的比例得到的。组织内部的劳动者个体往往会把自身的工作行为与在组织中感受到的公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这种内在的公平感是直接影响其选择如何工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2）程序层面的公平。

程序层面的公平不仅涉及程序的制定，还涉及程序的落实状况。程序层面的公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过程控制与决策控制，主要是指在解决问题过程中产生的公平与做出决策时产生的公平；二是在员工受到公平待遇或获得尊重时产生的公平；三是根据不确定性管理理论，劳动者个体对组织产生的公平感往往来源于其身处在不确定的环境中，这种环境的不确定性越高，劳动者个体就会越关注程序层面的公平。

（3）人际层面的公平。

人际层面的公平是指劳动者个体在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中感受到被关注、被重视、被尊重的程度（Colquitt，2001），这是个体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感受到的公平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个体在沟通交流过程中的人际交往质量，以及被对待的自我认知，传达了沟通过程的具体态度（朱其权等，2012）。Brockner和Wiesenfeld（1996）在研究组织内公平的具体表现时，发现人际公平来源于管理者对员工的尊重。与程序层面的公平和分配层面的公平不同的是，人际层面的公平在预测员工对领导的反应以及个体对环境的反应时发挥着重要作用。

（4）信息层面的公平。

信息层面的公平是指领导者或者管理者对于某项信息传递过程中接受信息方与发送信息方的公平感知。信息层面的公平立足于组织公平与组织绩效之间，将组织的公平感划分为多个维度，发现组织公平感是影响组织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

2.2.3　计划行为理论

计划行为理论与理性行为理论一样，都作为行为改变理论的研究范畴被学术界关注。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心理学家Fishbein和Ajzen就通过大量实验证明个体行为是有规律可循的，且个体在做出行为决策时比较理性，会在衡量某个行为可能产生的结果后进行仔细评估，然后做出是否形成该行为的决策。该理论常被用于学术界研究行为意向与行为过程，在反复论证和检验后形成了能够预测个体态度与行为的理性行为理论，内容包含态度、主观规范、行为意向和行为四个部分。虽然理性行为理论能够很好地预测与诠释个体意向如何指导行为的产生（Sheppard et al.，1988），但是理性行为理论存在一个难以突破的局限性，即个体在产生自身行为时可能并没有受到实际意向的控制（Greiner，2015）。在实践中，个体行为并非完全由自我意识控制，而是由外界条件与内在因素综合控制。其中，外界条件能够对个体行为的发生起到有效控制作用，如个体拥有的资源禀赋、机会与能力等（Ajzen，1985）；内在因素能够对个体行为有更好的说服力与解释力，如个体的感知。由此，Ajzen（1991）提出了计划行为理论，该理论内容包含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行为意向和行为5个部分，如图2-1所示。其中，态度代表个体对从事某一目标行为正面或负面的情感，是由行为结果的主要信念以及对这种结果重要程度的估计决定的；主观规范代表个体认为对其有重要影响的人希望自己采用某种行为的感知程度，是由个体对其认为应该如何做的信任程度，以及自己对于他人意见保持一致的水平决定的；感知行为代表个体的内在心理因素对个体行为与产生的意向均具有控制的作用，是克服理性行为理论缺陷之后，考虑加入内在因素的一个表现；行为意向则代表个体打算从事某项特定行为的度量，是一种意愿；态度和主观规范共同决定了个体的行为意向，进而影响到行为。计划行为理论是对理性行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强化了对个体行为的预测能力，同时，任何对个体行为具有解释能力的因素都可以被纳入该理论的分析框架。因此，在预测个体“理性”行为时，计划行为理论表现出很强的优越性，对行为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