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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从宏观和微观视角研究农村劳动力迁移问题。微观理论涉及对劳动力微观个体或家庭视角的研究，宏观理论涉及对劳动力群体结构和宏观经济结构视角的研究。宏观和微观研究相互联系、相互交叉。
微观经济学主要从个体的视角研究劳动力迁移的动机，具体研究分为个体层面和家庭层面。
（1）消费变动引发迁移。认为劳动力迁移的根本动因是消费需求变动（Jorgenson，1967）。
农产品剩余使农业对农村劳动力吸引力下降，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迁移（Wolpert，1965）。
（2）绝对预期收入差距引发迁移。认为城乡绝对预期收入差距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迁移的主要动因（托达罗，1992）。
（3）相对收入差距推动迁移。认为城乡收入差异决定迁移行为选择（Diane，1997）。
（4）社会和心理等动机引发迁移。包括社会地位变化动机、生活方式偏好动机、居住满意性动机、社会流动需求动机、家庭成员和亲友影响等迁移动机，以及与不迁移决策相关的各种不迁移动机等。
个体层面的迁移决策主要是基于对个体行为的分析，代表性研究主要有托达罗模型、哈里斯—托达罗模型、斯亚斯塔德迁移成本—收益理论、转移评估模型、生命周期理论、迁移年龄—迁移率模型、Abowd-Farber决策模型、搜寻理论模型等（黄敏，2009；杨肖丽，2009）。
托达罗模型基于预期城乡收入差距，得出迁移农业劳动力城乡预期收入现值比较的结果。转移决策目标是城市期望收入的最大化。城市期望收入取决于城市期望工资所得和在城市能找到工作的概率（杜为公，2016）。
个人转移的决策条件是城乡收入差异超出了转移的成本，即如下公式结果为正值：
其中： P u （ t ）表示 t 时刻城市就业率；
y u 表示城市期望工资收入；
y t （ t ）表示 t 时刻农村的期望收入；
c 表示转移成本。
上式可以解释在城市高失业率的情况下，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仍然持续、加速地进行，且并不需要设定充分就业状态的存在。可见，尽管城市存在持久的失业现象，且对最低工资进行限制，但城乡转移现象仍然长期存在。使用“影子价格”和系列工资补贴、指令性缓解城市失业的政策，如直接政府雇佣等，不仅不会改善福利，甚至还会加重城市失业问题。
托达罗给出的劳动力迁移数量方程为：
其中： M （ t ）表示劳动力可能的迁移数量；
t 表示时间；
d （ t ）表示城乡预期收入差距；
设 f （）是增函数，即 f （）≥0。
t 时刻城乡预期收入差异是农民工在城市预期收入与劳动力务农预期收入的差 d （ t ），即：
其中： w （ t ）表示城市工资收入；
r （ t ）表示务农收入；
p （ t ）表示城市 t 时刻的就业率。
此时，城乡预期收入差距取决于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就业率。分析可知，城市就业率取决于现代城市部门新创造的就业机会，以及城市失业人口数量，即：
其中： γ 表示 t 时刻现代部门工作机会创造率，等于工业产出增长率减去现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数量，即 γ = λ - ρ ，其中 λ 表示工业产出增长率， ρ 表示劳动生产率增长数量；
s （ t ）表示 t 时刻城市地区劳动力总规模；
n （ t ）表示 t 时刻现代部门的劳动力规模。
托达罗家庭迁移方程式为：
其中： M A 表示家庭净移民率；
log（ W m /W A ）表示对城乡工资比率求导数；
log（1- ρ ）表示对城市就业率求导数。
结论：非农工资相对于农业工资的上升促进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城市就业率的上升也促进了这种转移。农村劳动力需求方程为：
其中：
表示农村劳动力需求总量；
W A /P A 表示农业实际工资；
r 表示经济发展和技术变化的影响。
写成比率的形式，即：
上式变形可得农业劳动力供给方程，即：
其中： n A 和 M A 分别表示人口自然增长率和移民率，可以看成农业劳动力的比率形式。
结论：农业工资在短期内对农业价格有较大的弹性，对城市就业条件有较弱的反应。
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在城市工资率是外生变量的假设条件下，研究劳动力迁移与城乡工资收入差距、城市就业率和福利变化的关系。认为迁移劳动力在城市的实际工资率低会使迁移城市的农业劳动力数量下降，从而增加城市就业率，即：
其中： W A 表示在农村务农的工资收入；
L M 表示城市工业部门就业人口数量；
L US 表示城市劳动力总量；
表示城市就业率；
表示城市工业部门的实际工资收入；
表示城市预期工资水平。
做出迁移决策的条件为：
由此可见，城市较高的工资水平导致了较高的失业率。若在农村务农的收入水平不提高，城市工业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会使更多的农业劳动力流入城市。若此时用强制手段阻碍和限制会使农业部门福利下降。
舒尔茨从成本—收益视角研究人口迁移行为，认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方式之一是迁移。舒尔茨的农业劳动力迁移成本—收益分析认为，个人迁移和家庭迁移的目标是增加收益（杜书云，2006）。
斯亚斯塔德（Sjaastad）在舒尔茨的劳动力迁移成本—收益模型的基础上，给出了成本—收益模型：
其中： Y ij 表示迁移劳动力第 j 年的城市收益；
Y oj 表示迁移劳动力第 j 年的农村收益；
n 表示预期迁移总年数；
T 表示迁移成本；
r
表示收益利率。
劳动力迁移收益包括货币收益和非货币收益，劳动力迁移成本包括货币成本和非货币成本。
迁移者对迁移过程产生的预期收益和成本比较决定了迁移选择。但迁移有风险，只有风险承担者才会真正实施迁移行为。迁移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是迁移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翁扬，2008）。
有学者给出了计量经济学的转移评估方程，即：
其中： M ij 表示 i 地区向 j 地区转移的人口总量；
Y i 表示 i 地区的平均工资水平；
Y j 表示 j 地区的平均工资水平；
U j 表示 j 地区的失业率；
U i 表示 i 地区的失业率；
Z i 表示 i 地区城市人口比例；
d ij 表示 i 地区到 j 地区的距离；
C
ij
表示居住在
j
地区、
i
地区的朋友和亲戚数量（杜为公，2014），
Z
j
的示意暂缺。
上述方程在评估时被分为两种形式，即对称形式和非对称形式。在非对称形式中，差距变量不同，即
和
Y
i
-
Y
j
有差异。
（1）新劳动力迁移经济理论。新劳动力迁移经济理论是以迁移者家庭为单位分析其迁移决策的理论，强调家庭和家庭决策在劳动力迁移决策中的作用。新劳动力迁移经济理论借助投资组合和契约安排理论研究家庭迁移决策依据、家庭劳动力资源城乡配置的收入不稳定风险，认为部分家庭劳动力成为农民工一般可以得到稳定的收入，或城市收入的波动周期与农业生产波动周期不同步时，可以降低家庭总收入不稳定的风险（Stark，1991）。
按照一般投资理论的观点，首先是家庭其他成员对外出务工者投入前期的迁移成本，并以外出务工者定期向农业家庭汇款为契约。务工者在城市生存是降低农业家庭生活总成本的方式，间接地增加了家庭总收入。这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可以使农业家庭整体利益最大化，劳动力迁移行为会持续发生。“相对贫困”的概念可解释社会特征和社会网络等因素对迁移决策的影响。有学者认为迁移行为不仅取决于准备外出务工者在城乡间的预期收入状态，还取决于准备外出务工者在农村对家乡相对贫困度的感知，即相对收入差距，感知的经济地位下降也是迁移行为的重要动机（Stark和Taylor，1991）。
（2）地方效用理论。农户家庭会选择向地方效用高的地区迁移，研究涉及家庭特征、区域特征、制度政策、个人特征等影响因素，并计算了农户家庭对迁入区域的满意度（Wolpert，1965）。
设农户家庭迁移有 n 个可选迁移地域，设某农户家庭 i 选择迁移到区域 j 的效用为：
其中： X ij 表示迁移农户家庭的特性向量（包括家庭劳动力比重，平均年龄，家庭资产情况，家庭收入情况，家庭支出情况，农户家庭成员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情况等）；
U ij 表示农户家庭 i 选择迁移到区域 j 的效用。
分析可知，农户家庭 i 选择迁移到区域 j 的概率为：
其中： k 表示除区域 j 以外的其他区域。
微观迁移理论在地方效用理论中得到了体现，采用劳动力迁移微观理论解释劳动力区域间迁移，考虑了个体特征、宏观因素、社区因素对迁移决策的影响。但个体差异与信息区域差异可能会使迁移者对迁出地与迁入地的“效用”评判有差异，而且迁移的目的不只是追求“效用最大化”。
宏观劳动力迁移理论主要引入部门结构、劳动生产率、比较利益等来研究劳动力迁移问题（王志浩，2007）。
如配第、李嘉图、斯密、克拉克、刘易斯和乔根森的研究等。常用的模型主要有收入分配效应模型、资源流动模型、距离理论模型等（索维，1983）。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现代工业部门迁移的主要原因是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和农村传统农业部门间的收入差距，即“支付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就可以获得无限的劳动供给”。“迁移劳动力工资是维持基本生活需求的最低工资，农村劳动力迁移城市呈无限供给的状态”（何力武、罗瑞芳，2010）。
迁移将持续到农业剩余劳动力全部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有限供给的拐点，即“刘易斯拐点”。
动态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研究了农业发展和工业增长的动态关系。Fei和Ranis（1961）解释了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协同发展的状态。他们研究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的条件是由农业生产率提高引发的农产品供给过剩。
农业部门完成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根本转变，使农业部门、现代工业部门工资都取决于边际生产力（何力武、罗瑞芳，2010）。
劳动力迁移结构理论从人口内生变化和消费结构角度说明了劳动力迁移的动因（Jorgenson，1961）。
乔根森模型在资本积累上升和技术进步水平提高、技术进步中性条件下，说明了农业经济发展和市场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杨英强，2008；张清泉，2008）。
人口迁移推拉理论认为，人口自由流动产生的人口迁移动因是改善生活状态。迁入地区能够改善生活条件的动因为“拉力”，迁出地区生活条件无法改善的动因是“推力”（李强，2003）。
人口迁移的一般均衡模型可以描述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的关系及变迁问题（Daveri和Faini，1999）。
有代表性的研究如人口迁移7条规律等（Ravenstein，1985）。
宏观劳动力迁移理论说明了经济发展、经济结构变动、资源流动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从劳动力或社会经济视角分析劳动力迁移问题，有助于解释劳动力迁移的宏观动因和外在作用。但关于劳动力迁移的宏观研究直接涉及农业劳动力个体、农业家庭迁移决策过程，影响因素研究较少（周明，2010）。
国外相关研究的基本思路和分析框架可以借鉴，但研究结论不能照搬。国外多数国家的“工业化”“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化”和“农村人口城市化”是同步进行的，而我国剩余劳动力转移经历了“从农民到农民工”“从农民工到市民”两个阶段，从迁出地迁出到迁入地定居过程不是同时完成的，家庭迁移也存在迁出、回流现象，多数农民工游离于城乡之间，形成了社会隔离、边缘化累积和代际传递。直接移植国外理论，如由“推拉理论”“劳动力转移理论”“收入预期理论”“农村劳动力非永久性迁移理论”形成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存在偏差。
国内学者前期的研究可供借鉴，但在视角、理论、方法、基础数据、政策等方面存在不足。
在研究视角方面，农户乡—城迁移行为包含空间、时间和行业三个维度。空间维度指农户家庭决定外出迁移的空间选择。时间维度指农户家庭融入城市的过程，以及迁移的代际选择。行业维度指农户家庭迁移后从事职业的行业选择。现有研究多集中在空间和行业维度，对时间维度的研究相对较少。
在理论研究方面，我国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研究，即第一阶段“农民到农民工”的理论研究较多，而对“农民工市民化”的理论研究，即第二阶段“农民工到市民”的理论研究相对较少。当前农民“外出打工”的障碍已经解除。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内容虽然涉及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动机、成本、收益，以及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但多是从宏观结构独立视角，或是从微观个体行为独立视角进行理论描述，而对两者内在逻辑联系的理论探索不足。在理论体系方面，“农民工到市民”的理论分析涉及人口经济学、社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农村经济学、劳动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多个理论体系，而前期的研究较多地使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过度强调了制度的作用，而较少强调其他理论体系的应用，特别是研究农民工“家庭迁移”时较少从多视角开展跨学科交叉性研究。
在研究方法采用上也存在局限，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评估与预测方法不能动态、快速、准确地评估数据，有些模型也仅适用于特定的统计数据、特定的地区和特定的人群，在地区适应性、时间阶段适应性方面存在问题。当前研究多采用成本—收益模型、目标函数等对农民工市民化制度设计的动因、成本进行研究，模型也多是建立在统计分析基础上的经验性模型（不涉及系统内部运行机理）或静态模型（不含时间变量），其评估的准确性会受影响。
在基础数据选择上，前期相关基础数据采集、预测多在单一因素下进行，数据交叉、重复的问题较多，不能支撑相关研究。对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现状与过程的评估数据还不足以成为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基础数据，特别是涉及我国农户乡—城迁移行为现状与“家庭迁移”过程的评估数据、各迁移状态（阶段）之间连接和过渡的数据较少，不足以支撑理论与政策研究。
在政策研究方面，前期研究提出了改变城乡二元财政、二元社会福利、二元税收、二元户籍、二元就业政策，以及土地流转、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等的方法与思路，政策设计动机是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缓解经济负担，消除制度障碍。但前期政策设计缺少对单一政策中嵌入多种政策因素的分析，如在户籍改革政策中涉及其他的政策冲突等。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系统性、应用性、可操作性和实践性研究不足，特别是忽视了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分类、分步骤、分阶段实施的要求，也较少说明推进农户家庭市民化政策的阶段性差异。前期研究在提供“政策支撑”方面还需要加强。现有的政策设计多是在单一视角下进行的，没有考虑不同迁移阶段政策的差异性和适用性，政策目标指向不明确，特别是忽视了农户乡—城迁移行为的具体要求。
农户家庭迁移是“链式迁移”，分为多种迁移状态、四个决策阶段、三种“链式迁移”方式：一是农户家庭成员个体有序迁移，完成市民化；二是农户家庭举家迁移，完成市民化；三是不论是农户家庭还是成员个体都没有完全完成市民化，而是经过代际转移，由第二代农户家庭成员完成市民化。由此可根据不同阶段分析影响因素，说明城市接纳方式。
对应的四种城市接纳方式选择为：以接纳农民工个体为主；以解决居住为主；以处置农村资产、解决户籍问题为主；以解决城市居民福利，改进社会制度结构、社区特征和自然环境为主。
设想改变当前依赖静态历史数据或经验案例的被动预案方式，走向动态适用性对策研究。其他数据使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调查数据、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
在数字化时代，促进农户乡—城迁移的制度改革道阻且长，当行稳致远。根据农户乡—城迁移行为不同决策阶段，说明最优的城市接纳方式。针对农户乡—城迁移行为政策设计与实践联系不紧密的问题，本书根据不同阶段、不同状态进行政策设计，提高推进农户乡—城迁移行为政策的动态性、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