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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内相关研究的资料来源。
已收集、整理国内出版的专著47部，硕士、博士学位论文38篇，学术论文263篇（2000年以后）。
收集2000—202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名单，并通过负责人姓名、单位查询方式，取得了部分相关的研究报告。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划包括2016—2022年《经济工作会议公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2016）》《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的通知》等。1950—2019年与人口相关的城乡制度、法规的具体内容如表1-4所示。
表1-4 1950—2019年与人口相关的城乡制度、法规汇总
续表
各类年鉴和统计数据包括：2003—2022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数据；2010—2018年《中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数据；1996年、2006年、2017年国家统计局第一、第二、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
2010—2022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调查数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2010—2022年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2022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数据等。
实地调查数据包括：基于课题“‘十三五’期间农民工对湖北工业发展的影响研究”的研究需要，组织20名学生对湖北省钟祥市100个农户家庭进行实地样本调查，最终得到89户有效样本数据，包括劳动力个体特征数据、家庭整体特征数据、家庭所在社区特征数据和家庭面临宏观环境与制度特征数据，相关时点数据统计截止到2017年底。同时从湖北省钟祥市统计局收集到样本数据400个，最终得到318户有效样本数据，相关时点数据统计截止到2017年底。从湖北省钟祥市调查队收集到样本数据400个，最终得到368户有效样本数据，相关时点数据统计截止到2017年底。针对在调查时没有涉及城市定居农户家庭的情况，对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的数据进行调查，主要对迁移已定居农户家庭、融入城市农户家庭、市民家庭的数据进行调查，相关时点数据统计截止到2022年10月底。
（2）国外相关研究的资料来源。
相关专业杂志包括： Agricultural Economics 、 Agricultural and Applied Economics Review 、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和权威出版物 Handbook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 等。
相关网站包括：世界农业信息中心网站、美国农业部网站、联盟农业技术中心网站、美国农业协会网站、美国国家农业图书馆网站、美国农业部农业展望局网站等。
国外经济学相关研究关注劳动力迁移过程、动因及结果，包括对劳动力群体和结构视角的宏观研究、对劳动力个体或家庭视角的微观研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城市未来发展影响的研究等。
国内经济学相关研究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0年以前）：研究主要涉及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较少对“农民工”进行专题研究，关注点是农民如何从农村“走出来”，以及农民“走出来”对城市化、工业化的影响。
第二阶段（2000—2010年）：研究重点是对“农民工”“农民进城”“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状态”的理论分析，聚焦“提高农民工待遇和建立社会保障”等方面。
第三阶段（2011—2016年）：开始关注“农户家庭迁移”问题，研究内容涉及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背景下的理论与政策分析。
第四阶段（2017年至今）：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潮出现，学者们开始关注“农户家庭”城乡双向流动的问题，特别是在数字化时代，农民工务工工种变换存在“短期化”问题。
国外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经济学研究者较早关注农业劳动力迁移问题，具体内容如表1-5所示。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一次性完成的，与我国“从农民到农民工，再从农民工到市民”的路径有所不同，但国外相关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值得借鉴。
表1-5 国外劳动力迁移理论的研究总结
国外研究主要的代表性观点如下：
相关研究聚焦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动机和结果，以及对城市未来发展影响的问题。典型的研究有：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力迁移模型（Lewis，1954）；
拉—费模型（Fei和Ranis，1961）；
乔根森模型（Jorgenson，1961）；
托达罗模型（Todaro，1959）；
门槛理论模型（Malise，1963）；
新劳动经济学迁移理论模型（Stark和Bloom，1985；Stark和Taylor，1991）；
推拉理论（Bogue，1985）；成本—收益理论模型（Sjaastad，1962）；
关于迁移特征与类型、收入回报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Lucas，2004）；
关于临时迁移与永久迁移问题的研究（Richardson，1987；Dustmann，1997）；
对四个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成本的研究（Seeborg，2000）；
对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Knight和Yueh，2004）；
对“乡村—城镇”转型的五个影响因素，特别是对人口因素的研究（Scott等，2000）；
对城乡转型的三大动力，特别是人口转移动力的研究（Aristeu等，2000）；
在“农业、工业化、后生产主义”共生模式中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张桂林等，2003）。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处（2001）采用19个社会经济指标对各国经济、社会、人口统计关系中的农民工问题进行研究；依据人口、职业、居住及距离城市中心远近等16个指标对城镇化进程的研究中，涉及了农民市民化问题（孙锦、刘俊娥，2004）；
对人口转移的城市（城镇）现代化的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等（Dustman和Weiss，2007）。
有学者认为，当前世界产业结构及全球经济组织形式呈现信息经济社会、知识经济社会的特征，相关研究多在全球城市、网络城市、世界城市体系背景下展开，其中涉及了农民工问题（Jose等，2003）。
根据《世界人口前景报告》的数据，1995—2020年世界人口增长量约为18.36亿，增长率约为32.4%，其中发展中国家人口将增长4.8亿~6.6亿，增长率约为38.5%。到2020年，发展中国家有52%的人口将生活在城市，而1995年仅为38%，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数量很大。有学者认为，单一的新古典模型已经不能解释中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要吸收社会学、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来研究（Seeborg，2000；Knight和Yueh，2004）。
阻碍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因素有家庭分离、陌生生存环境、激烈的竞争等（Bogue和Donald，1999）；
农民工市民化可能遇到经济门槛和非经济门槛（Malise，1963）；
农业家庭根据家庭内部劳动力资源配置状况来决定是否迁移，有时迁移是出于对农业风险的考虑；迁移距离与交通费用对迁移的影响很关键（Stark等，1985；Rozelle等，1999）；
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条件有保证农业增长能满足非农业劳动力对农业产品的需求，以及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根本转变（Fei和Ranis，1961）；
农业生产增长率高于人口增长率时，农业劳动力会出现剩余；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与工业化发展速度呈正相关关系（Jorgenson，1961）；
迁移实现了职业生涯的实际净收入最大化，但迁移同样会带来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Sjaastad，1962）；
愿意留在城镇生活的迁移者有更高参与城市社会、学习技术和职业技能的愿望（Dustmann，1997）；
迁移后获取技能来提高人力资本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留在城市的基本条件（Lucas，2004）。
有学者认为，城镇人口数量增加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Kathryn等，2000；Aristeu等，2000）。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经济学研究的长期焦点问题（Cohen和Elizabeth，2011）。
国内研究涉及影响农民工个体和农户家庭迁移的因素研究，以及对影响城市吸纳方式因素的研究等。具体如表1-6~表1-9所示。
表1-6 农民工个体迁移的研究总结
表1-7 农民工迁移影响因素的研究总结
表1-8 农户家庭迁移的研究总结
续表
表1-9 影响城市接纳方式因素的研究总结
续表
我国学者关注的主要问题如下：
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包括：从经济视角（周天勇、胡锋，2007；朱农，2002；孙战文，2013；王兆刚、来守龙，2014；孙波，2011；韩帅，2013）、
从制度视角（蔡昉，2001；贺凤娟，2010；杨萍萍，2012）、
从个人视角（都阳，2001；史清华等，2005）、
从社会文化视角（朱力，2002；吴兴陆、亓名杰，2005；甄影，2012）
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进行研究；对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的研究（崔传义，2004；胡英，2003；蔡昉，2004；郭金兴，2007；王兆刚、来守龙，2014；王美琴、齐鹏，2015）；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收入分配、农村农业经济、城市经济影响的研究（杜鹰，2004；贺 凤娟，2010；陈江 南，2013；高 健等，2014）；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障碍研究（孙妲，2006；刘传江等，2008；孙波，2011；石红溶，2012；欧阳力胜，2013；拾丽莉，2015）；等等。
有学者认为，农业劳动力数量绝对过剩、农业劳动力收入低、农业成本增加、农业收益递减、城市就业机会增加、教育条件好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动因。
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包括：对“民工潮”的研究（蔡昉等，2001；辜胜祖、刘传江，2000；徐维祥、唐根年，2004；范剑勇等，2004；简新华等，2008；石红溶，2012；陈江南，2013；欧阳力胜，2013；拾丽莉，2015）；
对农民工社会地位与生存状况的评价（刘开明，2002；刘传江等，2008；简新华、黄锟，2007；单菁菁，2006；孙战文，2013；高健等，2014）；
农民工对社会经济影响的研究（白南生、何宇鹏，2002；袁志刚，2002；王国辉、穆怀中，2005；黄晓静、张辉，2005；程蹊、陈全功，2005；马用浩、由彦平，2005；卢巧玲，2005；孙战文、杨学成，2014；陈江南，2013）；
制度因素对农民工群体的影响研究（刘应杰，2000；胡鞍钢，2005；李娜，2013；石红溶，2012）；
对农民工群体发展趋势的研究（白南生等，2002；黄祖辉、宋瑜，2005；韩长赋，2006；白南生，2003；欧阳力胜，2013；王兆刚、来守龙，2014）；
对“刘易斯拐点”的测度（蔡昉等，2002；李剑阁，2010；单菁菁，2014）等。
关于“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研究包括：对市民化进程的评价（朱信凯，2005；张延平、熊巍俊，2005；卢国显，2006；刘传江等，2008）；
对农民工分层与农民工市民化关系的研究（李培林，1996；王春光，2001；何晓红，2006；刘传江，2004；贺凤娟，2010）；
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研究（范红忠，2006；胡际权，2005；骆江玲，2011；叶鹏飞，2012；单菁菁，2006；杨萍萍，2012；陈江南，2013）等。
关于“农民工市民化”与“城镇化”问题的研究包括：农民工市民化与城镇化水平、城镇化动力、城镇化进程关系的研究（张鸿雁，2013；林广，2000；凌亢，2004；王放，2000；李文溥、陈永杰，2001；陆岷峰、高攀，2013；林拓，2004；王正中，2006；徐元明，2004；葛正鹏、王宁，2007；柴泳泳，2014；欧阳力胜，2013）；
农民工市民化对人口城市化、城镇化、生活方式城市化水平、地域环境城市化水平的影响评估（孙锦、刘俊娥，2004；欧向军等，2008；张樨樨，2010）；
城镇化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创造 就 业 机 会 的 研 究（卢 海 元，2002；陈 锡 文，2013；郁 建 兴，2013）；
城镇化对农民增收、农村就业的带动作用研究（陈锡文，2013；冯海发，2001；杨曙辉等，2012；吴海峰，2002；王宝民等，2010；常益飞，2015）；
农业迁移人口对城乡发展影响、城市对农民工歧视、城乡社会收入差距、城乡社区管理比较问题的研究（李芸，2002；高佩义，2004）；
对城镇化的体制和政策、户籍政策和土地制度的研究（孙利，2011；张敏、顾朝林，2002；李丽萍，2001）；
对农民工市民化与城市化、非农化、城乡一体化和农村城市化的关系研究（魏杰，2003；林拓，2004；包亚军，2004；葛正鹏、王宁，2007）；
对农民工市民化制约因素与障碍的研究（裘涵等，2004；杨东，2003；张世友，2004；严晓霖，2004；杨巍，2005；李生校，2004）；
对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的研究（张国胜，2008；唐健，2010；魏后凯，2012）；
对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分析（张蔚，2011；叶鹏飞，2012；单菁菁，2006）；
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研究（杨成钢，2004；魏杰，2003；姜雅莉，2005；杨巍，2005；胡泽勇，2007；傅琼，2005；杜乃涛，2008；吴海峰，2009）。
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传统社会经济的二元结构和城市导向的政策使弱势的农民工被挤压，从事“稳定性差、风险高、低收入的工作”，是城市中的“工漂”（樊纲、郑鑫，2014）。
关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返乡创业农民工分类、农民工返乡创业模式与能力特点的研究、影响农民工返乡的因素分析、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因素分析、影响农民工创业绩效的因素分析、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环境与政策分析、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对策建议等方面。国内相关研究的主要代表性观点如下：
（1）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动因由个人特征、经济制度、社会文化等因素共同决定，是工业化、城镇化的必然结果。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滞后。当前，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第一阶段的障碍已经基本消除，研究的重点应转向“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
（2）我国“民工潮”产生的主要原因：农村劳动生产责任制实施、人地数量比例关系、粮食增产、农产品流通改革、投资倾斜制度、产业集群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农村工业战略实施等。目前农民工处于城市“边缘人”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状态，是“弱势群体”，农民工成为市民的初始愿望没有实现。农民工始终处于流动状态，即存在“城乡流动”与“在城镇沉淀”现象。城市化发展滞后、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土地制度使农民工在城镇生活的成本很高。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带来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城市社会问题。
（3）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住房制度和土地制度等，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因素作用明显。农民非农化进程的差异性、城市化进程的非同步性是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市民化的主体性制约因素包括：农民工的小农意识、集体无意识，以及文化素质、技能素质、学习能力相对低下，具有自卑感和反市民化倾向等。农民工的层次分为老板、打工者和个体户三类，不同类型的农民工市民化具有不同的路径。新生代农民工最需要市民化，而人口因素、思想观念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因素。城市发展滞后使农民工缺乏转化为城镇居民的载体，增加了市民化的难度。农民工市民化初期阶段的政策选择和制度引导有重要作用，土地确权制度（杨宗耀等，2022）
、农民工市民化后期制度与政策支持是保障条件，需要经历退出、进入和融合环节。农村退出环节需实施耕地流转、农地征用政策改革。城市进入环节需实施户籍制度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的就业制度改革。在融合环节，农民工市民化的重点不是身份的城市化，而是淡化与身份相关的城乡利益差别，防止农民工市民化后沦为城市贫民。
（4）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是城镇化的核心问题。需要实施农民工居住、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外来人口管理政策改革，提升农民工的就业竞争力和城市适应力。但目前在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只吸纳了农民工中少数优势者而将多数农民工排斥在外，从而延缓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工市民化路径应选择渐进模式。
（5）研究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使印度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城市内部形成了明显的二元结构，出现了“经济有增长，社会无进步”现象，而美国、英国、德国，以及日本、韩国等国家则较好地解决了城市新移民的社会整合问题。经验表明，解决失业率高、收入低、增长慢等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提高农民工社会竞争力是农民工在城镇生存的关键。我国部分省份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践经验也值得借鉴，如“宅基地换住房”（天津市）、“带着土地进城落户”（成都市）、“住房换宅基地、社保换承包地”（重庆市）模式。在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方面已经形成了“广东模式”“江苏模式”“浙江模式”“北京模式”等，特别是杭州市的“新杭州人”的称谓传达了对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信号（韩俊、何宇鹏，2014）。
上述文献有助于拓展我们对农户家庭乡—城迁移现象的认识，但现有主流解释均未关照到数字技术对农户乡—城迁移现象的影响，缺乏数字化对农户家庭成员乡—城迁移影响的聚集性讨论。根据信息经济学理论，数字化技术、大数据、互联网信息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均衡中的作用日趋重要，并在农民工就业创业的影响要素中占据重要地位。目前已有部分文献从数字化的视角提出了技术对农民工就业的冲击，但这部分文献缺乏对数字化时代农户乡—城迁移的影响和城市如何接纳的解释。在当前“数字中国”战略推进背景下，对与农户家庭成员“链式迁移”现实相应的城市接纳政策的探讨还有待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