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城市化浪潮下，中国劳动力的城乡迁移方式以“家庭户”为基本单元，以梯度、“链式迁移”为主要特征，不同迁移阶段、不同类型的农户家庭的城市接纳方式有其异质性特征。农户乡—城迁移行为既是实现农村农业现代化的要求，更是我国经济全面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最大空间、最大潜力、最大优势所在。

农户乡—城迁移行为有其现实基础。其一，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显著提升，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家庭化”趋势明显。其二，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适应性强，融入城市欲望强烈。20世纪60—80年代“婴儿潮”时期出生的进城农民工已步入中年，并逐步退出城市，他们的子女开始成为城市工人的主要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生的16周岁及以上的青年农民工已经超过1亿人。新生代农民工多数不熟悉农村的农业环境，不具备从事农业生产的技能，不会再回到农村。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大多数人在户籍上还属于农民，但其在城市成长甚至出生在城市，心态上已经从上一代农民工的“城市过客”变成了“城市主体”。新生代农民工对土地的情结弱化，思想观念、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已日趋城市化。新生代农民工代表着农民工的主流，渴望市民身份认同、待遇平等及融入城市，正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城乡双向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由“寻求谋生”向“追求平等”转变。

国内外学者关于农户乡—城迁移行为的基本理论和逻辑关系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为本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和方法指导，是本书后续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与思想源泉。但已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针对农民工迁移理论的研究较多，有关城市接纳方式理论的研究较少；其次，对劳动力迁移与城市融入的关系研究只关注了单一个体的迁移，而忽视了农户的不同情形和不同阶段的迁移过程；再次，研究大多集中于城镇化视角，从数字化视角研究的文献较少；最后，针对农村劳动力迁移行为的研究较为全面，关于“链式迁移”的研究较少。在数字化时代，数字化技术、大数据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均衡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并在农民工就业的影响要素中占据重要地位。在当前推进“数字中国”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背景下，农户家庭成员乡—城“链式迁移”的城市接纳方式和政策还有待深入探索和研究。

农户家庭成员乡—城迁移行为是扩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均衡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要。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2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是2.45∶1，人均消费水平比是1.82∶1，农村居民在主要耐用消费品、公共服务、住房质量和卫生环境方面落后于城市居民。伴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整体迁移，迁移主体从“农民工个体”向“农户家庭”发展。农户家庭成员的乡—城迁移行为，无疑将为数字化时代保持经济平稳、均衡、较快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农户家庭乡—城迁移行为是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需要。农民工的个体迁移导致其不能在城镇定居而只能在城乡之间流动，农民工个体的生活幸福感和城市归属感受到制约。劳动力流入城市，但企业不能形成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大军，对企业的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产业转型升级造成了不利影响。不论是可持续地加强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还是发展高端制造业或先进制造业，抑或是加快发展新兴服务业，都需要为农户家庭整体在城市定居创造条件。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分析，批判地继承国内外研究成果，作为农户乡—城迁移行为研究的主要理论依据和逻辑起点。本书的边际学术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将农户家庭作为一个整体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现有研究劳动力转移的文献颇为丰富，但把农户家庭整体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的鲜有见到。本书基于农业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把农户家庭要素内生化，将农户整体作为新的决策变量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分析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农户家庭整体的迁移阶段性规律及城市接纳方式，实现了研究对象的创新。

第二，探讨农户乡—城迁移行为的效用。本书基于1997—2020年的农户及农民工迁移数据，构建农户迁移指标体系。通过效用分析和成本收益分析，研究就业机会、工资水平、社会保障、营商环境、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农户迁移行为决策的线性影响，实现了研究视角的创新。

第三，探讨不同阶段迁移行为的城市接纳方式。在数字化条件下，就业流动性和灵活性是长期存在的现象。在数字化时代，由于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快速调整，很难在一个地方工作一辈子，也很难在一个岗位、一个行业工作一辈子，很有可能要面对不断换工作的现实。本书在数字化背景下，对农户家庭成员的“链式迁移”与城市接纳方式给出了合理解释和对策建议，实现了研究内容的创新。

第四，探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促进农户家庭乡—城迁移的路径。在数字化时代，针对融入城市的农户家庭，城市接纳方式的选择是激发民间投资新活力的因素，应改善和优化城市营商环境，扩大社会保障范围，提高融入城市农户家庭对城市环境的综合评价水平。

除了上述四个方面，本书尚有其他积极的学术贡献，在此不再一一赘述。目前，国内外关于农民工乡—城迁移的经济学分析的学术论文较为丰富。但是，在数字化条件下研究农户家庭迁移与城市接纳方式的专著甚少，尤其是对农户家庭“链式迁移”的研究，显得尤为短缺。因此，本书对于完善新型城镇化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具有很高的边际贡献，期望本书能够引起同行的关注，把数字化时代农民工乡—城迁移的研究引向更深、更广泛的领域。同时，本人期待段小力、赵威和杜为公教授在这个领域继续坚持探索，作出新的贡献。

202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