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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指在城市或乡镇非农产业务工，户籍在农村的过渡群体（拾丽莉，2015）。
我国农村劳动力离开农村成为农民工但未享受城市市民的公共福利，是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的“特殊群体”。农民工的身份仍是农民但也可能成为市民；农民工从农村迁移向城市，并在迁入地每年生活6个月以上；从农业产业转向非农产业，农民工熟悉城市但游离于农民和市民群体边缘（简新华等，2008；石红溶，2012；陈江南，2013；欧阳力胜，2013）。
本书从家庭视角来定义农民工，认为他们首先是农户家庭中的成员。不同家庭状态的农民工在迁移决策与迁移行为上存在较大差异。本书以首个农民工初次离乡阶段为研究的切入点，直到农户家庭融入城市，成为“真正的”市民为整个过程。研究中将纯农村家庭的符合迁移条件而迁移的劳动力视为“潜在农民工”。
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职业、身份等方面向城市市民转化的过程。农民工市民化的定义涉及市民身份和权利、社会融合、文化素质、经济地位、价值观念、社会文化、心理等内容（胡际权，2005；骆江玲，2011；叶 鹏 飞，2012；单 菁 菁，2006；杨 萍 萍，2012；陈 江 南，2013）。
农民工市民化是一种理性且综合的考量，是一种基于生活、工作和家庭发展一体化推进的周密选择。
本书从时间进程角度研究农民工市民化，即研究农民工及农户家庭最终转变为市民的整个过程。包括户籍从农村户籍变为城市户籍，居住地从农村到城市，从务农转向非农产业，社会组织形态、生活观念、价值观念等与市民逐渐趋同的过程等。
农户家庭指部分或全部成员是农民工的农村家庭，或家庭成员存在迁移的行为动机的纯农村家庭，且家庭的务工收入已成为家庭总收入的主要来源。农户家庭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农村的基本家庭模式。家庭以血缘亲缘关系为核心，是基本的生活、生产单元，是生产组织也是消费组织，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和群体形式，是极具凝聚力的、内部经济利益保持高度一致的社会基本细胞，是人们最重要、最基本、最核心的精神家园，是社会、国家稳定发展的基石。农户家庭是依靠共同选择的合理契约来完成经济和社会活动的重要组织，同时兼顾家庭成员间的协调性和整体性、成员个体的选择性。农户家庭成员的经济利益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当前农民工大规模的流动日渐“家庭化”，以农户家庭迁移方式实现市民化是我国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必由之路。
本书认为，农户家庭是我国能够最早、最快和最有能力完成市民化进程的群体，以农户家庭为基本研究“单位”更符合国情。农户家庭决策决定迁移行为，受家庭的效用和家庭成本—收益约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强化了农户家庭的决策主体地位，且决策由家庭内部成员完成。外出农民工通过带动留守成员随迁、回乡创业或汇款回乡等形式与农户家庭保持联系。农民工外出务工不仅是自身收益最大化的结果，也是农户家庭收益最大化和家庭收益风险最小化的选择。
劳动力流动指为谋求生存发展，在就业地点间和行业间运动的现象。包括：劳动力地域间流动，即非稳定、跨区域的务工地点（乡镇内、县域内、省内、跨省和跨国）变化；劳动力行业间（从农业向非农产业）流动，即产业间或产业内流动。
劳动力转移和迁移内涵相似，是带有跨区性、稳定性的空间转换。劳动力迁移是劳动力选择新定居点的运动现象，在本书中是选择城市作为新定居点的运动现象。“迁移”相对于“流动”更不可逆。劳动力迁移是一种理性且综合的考量，是一种基于生活、工作和家庭发展一体化推进的周密选择。
本书在分析农户乡—城迁移行为时，流动、转移、迁移概念在空间区域变化相同，只是“链式迁移”进程中空间转换的稳定性和不可逆性更强，但在“链式迁移”的各个阶段也存在劳动力非稳定的流动、转移、回流等情形。
农户乡—城迁移行为的概念最早由郑梓桢提出，他认为农户家庭式迁移是迁移理论中“链式迁移”的一种，由一人带动全家、亲属甚至整个村的人口迁移。“链式迁移”有利于农户家庭稳定和社会稳定。农户乡—城迁移行为为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本书认为，现有的家庭迁移概念多指家庭整体迁移，是“链式迁移”。农户乡—城迁移行为是农民工及成员分阶段、分批离开农村，到居住地之外地区定居的过程。
农户乡—城迁移行为分为时间、空间和行业三个维度，如表2-1所示。
表2-1 农户乡—城迁移行为时间、空间和行业维度内容说明
本书设想的农户乡—城迁移行为指家庭选择效用最大化方案并实施迁移的行为，其具体行为选择如表2-2所示。
表2-2 农户乡—城迁移行为选择与决策选择
本书认为农户乡—城迁移行为有多种迁移状态，如表2-3所示。
表2-3 农户乡—城迁移行为迁移决策选择
注：基于研究的调查数据，纯农村家庭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户家庭，是“链式迁移”的准备阶段，为比较研究将这类家庭列入。下同。
农户乡—城迁移行为决策与单一的个人迁移决策不同，存在投资共担、收益共享的契约安排，“链式迁移”决策不是个体决策，而是优先进行家庭决策再考虑个人决策。农户乡—城迁移行为决策是家庭重要的社会经济决策和成员的行为选择决策。
城市接纳方式是由社会制度结构、农村家庭、社区特征等构成的复杂系统，是农户家庭能够最终以家庭形态融入城市的基本条件。如表2-4所示。
表2-4 家庭“链式迁移”状态与城市接纳方式选择对照
数字化时代是以数字资源为主要生产要素的时代。数字化起源于信息技术应用，是一种信息技术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经济状态。在数字化时代，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发展迅速，数字化积极推动产业交融，注重交融和互利互惠，与传统的行业交融并实现价值增量，交融的方式主要包括生产方式交融、产品交融、服务交融、竞争规则交融以及产业交融。数字经济与产业的交融渗透发展，无疑会使数字要素带动新型经济范式快速构筑。在数字化时代，农民工务工工种变换存在“短期化”的频繁换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