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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这个词是一个相对晦涩的概念，它近在眼前，却不好定义。本章节先从组织的概念说起，以便帮助读者建立一个明确的组织概念。
组织理论之父切斯特·巴纳德是率先对组织进行定义的人之一，是一位长期深入组织管理的实践者，因此他的定义历来在学术界、实践界被认为是权威。巴纳德认为，组织是“有意识地协调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的活动或力量的一种系统”。也就是说，组织作为一个动态的存在要能够持续存在乃至变得更好，就必须进行有意识的协调，这个协调就是我们日常在组织场景下讲到的管理。但协调什么呢？就是协调人的活动或力量，且这种持续的协调指向组织的目的，即实现它的社会功能。从这个角度来讲，组织有三个要素，分别是组织存在的目的、人的活动或力量、有意识的协调活动。为什么人的活动或者力量需要协调呢？显然是因为每个人对组织的需求不同，或者说，组织的意愿和个人在组织中的意愿是不一致的（从股东的角度及关键客户的角度看也往往是不一致的）。
接着我们来看著名学者赫伯特·西蒙和詹姆斯·马奇在《组织》一书中的观点。他们对组织的定义是：“组织是偏好、信息、利益或知识相异的个体或群体之间协调行动的系统。”除这四个相异的方面外，这两位20世纪最著名的管理学者还就组织行为提出了三组命题：
第一，组织成员天生是消极被动的工具，能够完成工作和接受命令，但不能主动行动和发挥影响。
第二，组织成员的态度、价值观念与目标会影响组织，只有受到激励和诱导，他们才会参与组织行为系统。组织目标与组织成员的个人目标不完全一致，所以会产生冲突。这些冲突使权力现象、态度和士气成为理解组织行为的关键因素。
第三，组织成员是决策者，也是问题解决者，他们的决策方式和问题解决方式也是理解组织行为的关键因素。
乍一看，这三组命题是矛盾的，但马奇和西蒙认为，这三组命题的假设并不矛盾，组织具有全部三项假设。
彼得·德鲁克是20世纪被关注最多的“管理学”学者，之所以对“管理学”打引号，是因为彼得·德鲁克自认为是一个社会生态学家（但他也承认：“我把管理研究发展成为一门自成体系的学科。”），他在20世纪人类对组织的认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首先认识到社会“组织化”本身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变革，组织成为新的社会器官，而管理成为组织的器官。与上述几位学者相同，他也认为组织的本质是一个社会化的合作系统，其中包含了广泛的人与人、人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他认识到了组织的经济面、政治面和社会面，与此对应，他要求组织要创造绩效，让员工有成就感以及对社区有贡献；最后他对组织提出了卓越的要求：要拥抱变化，要聚焦于创新与营销。
以上定义和认知都是我们在理解组织的概念时所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点，但如果要建立起画面感，还有一段距离。如果我们从西方和中国的两个语境中去理解，或许能得到一些更好的启示。组织的英文单词是organization，organ通常指器官。彼得·德鲁克一直讲组织是社会的器官，管理是组织的器官，“器官”在这里可以理解为组织在社会系统中发挥不同的功能。那么在中文的语境中，组织是什么意思呢？组织的意思是编织。有纵有横才能编织，编织会出现有异于原来单独纵、横性质的结果，例如原来都是柳条，经过编织现在成筐子了；原来是经线和纬线，经过编织，成了一块布，也就是说编织使得原有的材质有了不同的功能。对应到组织场景中，不同能力的人在一起，通过协同和赋能，具备了新的能力。从英文和中文的语境中，我们尝试建立一个画面，从外部来看，组织是由于其社会功能发挥的必要性而存在的，它是一个社会器官（当然这是一个单纯的社会学视角，长期和宏观来看，或许只有这个视角更能站得住脚）；那么从内部看，组织要使用不同的专业人才打造独特能力（认知、知识、技能、过程能力的集合），特别是打造对外提供产品与服务的流程能力。而正是这个流程能力，是组织行使其社会功能所必需的。这就是组织的外部和内部视角，建立起这个画面感，对我们理解什么是组织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必须理解组织，是因为组织是现代社会的器官，这是近100多年的事情。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使协调必须在更多的符合要求的人之间开展，以此建设强大的工业能力。于是原来以家庭为单位，或者以宗族、某一贵族为单位的架构无法满足跨技能或者跨地域的协调，原来基于农业时代生产力的社会模式逐渐瓦解了，于是组织替代它们成了行使社会功能的主要单元（家庭乃至家族作为重要的社会单元仍然有其必要的社会职能）。在较小的社会功能单元中，家庭成员也可以成立组织，但其组织起来的原则已经不是家庭原则，而是组织原则了。推动历史车轮向前的责任主要落在了组织这个基本单元身上，因此这个基本单元的成熟度、众多不同成熟度组织形成的社会组织构成，就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转变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大事件，是我们生活在当代的人所必须接受和面对的。应对这个变化的能力也是各个民族文化发展到现阶段所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