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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60%，
前百强城市GDP占全国GDP的比例超过70%。
人口高度集聚为城市生产生活活动带来了繁荣，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从物质条件向多维度扩展，对安全的需求与日俱增。新冠疫情的冲击余波尚未散去，建设能够对外来冲击进行有效预警、分解和吸收，从中恢复并不断学习的韧性城市，是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内在要求。韧性城市建设离不开制度背景与现实条件的制约。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的“迎接数字时代，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
为新时代韧性城市建设提供了思路指引。从我国国情出发，研究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治理方式变革对城市新样态的塑造，对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韧性城市具有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韧性”最早指工程韧性，意为“回复到原始状态”。1973年，加拿大生态学家Holling首次将这一概念引入生态学。
伴随研究的深入，韧性概念进一步拓展为社会——生态韧性，研究内容涵盖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社会学科，对韧性的研究从自然科学延伸至社会科学。2002年倡导地区可持续发展国际理事会（ICLEI）首次提出“韧性城市”议题，将其引入城市与防灾研究中，认为韧性城市是对于危害能够及时抵御、吸收、快速适应并做出有效反应的城市。
随着内涵的丰富，韧性城市的概念拓展为，在面对冲击和扰动（包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自然灾害、战争、金融危机等）时有动态适应、恢复平衡、自我学习以及创新发展路径能力的城市。城市韧性逐渐成为理解和衡量城市脆弱性、可持续性、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等方面的重要概念，包含城市基础设施韧性、城市生态韧性、城市经济韧性、城市社会韧性以及城市制度韧性。
目前从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等角度对城市韧性的研究较少，已有相关研究多关注数字经济对韧性的提升或降低作用。董昀认为新冠疫情中中国经济展现出强大的经济韧性，这种韧性的来源之一就是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发展的全面提速展示出的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强大生命力；
孙慧、原伟鹏认为数字经济可以催生新的消费方式，推动人流、物流、信息流和价值流的交换整合，形成新的多元化的经济形态和生态，增强经济抵抗外部冲击和风险的韧性；
荆林波认为数字经济为韧性城市建设提供了新的技术条件和社会环境，能增强韧性城市各子系统的抗灾功能并提高韧性城市资源运行水平，因此应创新建设理念，将数字经济中的新技术与韧性城市建设相结合；
宋蕾则认为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较小，相反有可能造成结构性失衡风险。
综合已有研究，从宏观视角对数字化转型中建设韧性城市的制度基础、所面临新变化以及建设韧性城市的现实路径的研究还有很大空间。基于此，本文尝试从宏观视角出发，立足我国国情，明确价值取向，以数字化、智慧化、虚拟化演化机制为主线，探讨我国建设韧性城市的现实路径，为数字时代建设韧性城市提供思考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