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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需求端看，超大城市人口集中对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具有拉动作用。从短期看，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消费和出口拉动。人口聚集意味着市场需求集中，而市场需求集中是服务业发展的必要前提。服务业大都是直接面对客户的，许多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对供需双方的空间距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果供需双方空间距离过大，要么生产和消费活动无法继续，要么运输成本太高，比如餐饮、住宿、旅游、娱乐、教育、物流等。因此，都市化是激活服务消费的必要前提和有效手段。
面对全球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试图扩大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速，以超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通过人口聚集，实现了市场的集中，因此有利于促进消费。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城市消费能力排名前十的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重庆、广州、深圳、成都、苏州、南京、武汉和杭州等超大城市或特大城市。
超大城市消费基础更好，国际竞争力更强。目前，在我国，围绕超大城市已经形成了大大小小、规模质量不尽相同的现代消费商圈，这些商圈由于收入水平较高，因此对消费升级的需求度也高。2021年7月，国务院批准在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五个城市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工作，希望建立和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和吸引力的综合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以促进消费提质升级，使得消费者能够在这些地方便利地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从而推动国内大市场的形成，畅通国内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超大城市的规模效应远高于中小城市及乡村。超大城市在经济实力、区位优势、组织生产、产业结构等方面都具有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优势。从供给端看，超大城市的出现降低了信息成本、物流成本、交易成本，从而提高了其经济运行效率。
第一，超大城市集中了大量的人口和企业，当整个产业的生产规模扩大时，相当于增加了相关产品的供给，有助于降低下游相关企业的平均生产成本。
第二，由于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具有非竞争性，其边际成本接近于零，外部规模经济效益显著。
第三，由于超大城市人口多，各种资源密集，可以实现更为精细的分工，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同时为消费者提供质优价廉的消费品。
第四，超大城市大大降低了人才的培养成本、搜寻成本和使用成本。人才培育需要高质量的教育资源，超大城市的教育资源相对更为丰富，能够大规模、多元化、专业化地培养各种高级人才，快速提高劳动力素质。
第五，超大城市有助于提高全社会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超大城市的劳动力供给规模庞大，企业更加容易寻找到合适的劳动力；同时，超大城市就业机会相对较多，劳动者更加容易找到符合自己偏好和技能的工作；另外，超大城市的就业机会、经济增长机遇更多和收入更高，通过市场的作用，劳动力就从其他地区流入超大城市，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地区间的优化配置。
超大城市能够引领城市群发展，形成城市发展新模式，推动城市区域板块之间融合互动发展。
一方面，城市群建设需要核心城市引领。城市群是以核心城市为中心聚集而成的城市群落，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一般为超大城市。超大城市作为城市群枢纽，可以辐射带动周边中小城市，提供资金、科技、人才、信息等方面的支持，并形成以超大城市为核心的产业集群，通过产业集群的形式带动城市群的发展。比如，作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核心城市，上海与周边城市内部促进、外部联动、协调发展，带动周边经济效率的整体提升和经济的快速增长。
另一方面，超大城市发展离不开城市群支撑。周边城市为超大城市提供了廉价充足的人力资源、土地资源及广阔的市场需求，以及配套产业。离开周边城市的支撑，超大城市发展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超大城市以其视野高度、科技力量、优质产品参与国内国际竞争，通过跟周边城市的产业分工和互补带动都市群的发展。
但是，在处理超大城市与周边城市的关系时，应该尽量缓和甚至消除“虹吸效应”。如果超大城市对周边的虹吸效应大于外溢效应，会加剧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长久看不利于都市圈的建设，超大城市要么自身自成一体，要么将失去其战略性的、体系性的、枢纽性的城市地位。
硅谷的实践表明，科研人员之间的正式或非正式交流对科技进步有显著的推动作用。科研人员之间思想的碰撞有助于催生新的观点、新的思路。相对来说，超大城市能够聚集大量的科研人员，从而对科技进步产生推动作用。
教育资源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动力。一般而言，超大城市拥有较为丰富的优质教育资源。超大城市教育事业发达、待遇优厚，可以吸引大批优质师资流入。同时超大城市也聚集了大量人才；凭借自身所具有的产业、经济、资源和政策优势，以及良好的营商环境和用人环境，超大城市对人才具有巨大吸引力。根据2021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报告，中国人才吸引力前五名城市分别为北京、杭州、上海、深圳和广州，超大城市是人才流向的主要目的地。
高新技术企业是科技创新的载体。相较于规模较小的城市，超大城市更便于积聚大量高新技术企业。超大城市往往有大量高质量的高校，其教育资源和科研资源能为超大城市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撑。再加上合理的政策引导和良好的营商环境，超大城市的科教存量优势就更有可能转化为发展高新技术的比较优势。2020年中国主要城市高科技企业数量排名中，北京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到28750家，排名榜首，深圳紧随其后，高科技企业数量为18650家。号称中国“硅谷”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新技术企业总收入达7.2万亿元，其中技术收入为1.5万亿元。
从外溢效应看，超大城市的资金、人力外部性更强。随着人口向超大城市集中的趋势逐渐加深，人口密度不断提高，在超大城市内部不同成员之间就出现了较大的外溢效应。根据人力资本外部性理论，劳动力个人的人力资本在影响自身生产力的同时，也会影响与之相关的其他劳动者的生产力。另外，超大城市更容易获得国际国内市场的信息和其他资源，从而外溢到超大城市的其他周边城市，更容易提高整个地区的生产力和生产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