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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由4篇文章构成：
在《新发展格局下的超大城市建设：思路与方向》中，引用联合国《2020年世界城市报告》数据与结论，未来10年世界城市化将进一步推进，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从2020年的56.2%上升至2030年的60.4%。在中国，城市化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要在2025年将中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提升到65%。在中国城市化率提高的同时，城市化的格局和形态也在发生深刻变化，都市化（即大城市化）成为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形式。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推进，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超大城市逐步成为都市圈和城市群的核心，凝聚和配置资源，引领着周边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是工业化的重要成果，超大城市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超大城市是中国城镇化的必然趋势。同时，超大城市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蕴藏着强大的消费需求、有强大的规模效应，是城市群建设的依托，是科技创新的载体且外溢效应更强。新发展格局下如何加快超大城市建设，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扩大优质消费，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打破户籍约束，推动城市群一体化，贯彻创新驱动战略，加速科技进步；更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改善公共服务，推进共同富裕。
《数字化转型中韧性城市建设的制度基础、演化机制与现实路径》提出我国韧性城市建设要遵循“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价值导向、“有为政府”的治理逻辑和数字化转型的特殊理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安全需求。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治理方式的变革不断塑造城市新样态，通过重塑与整合韧性城市物质系统使其数字化、智能化与智慧化，推进韧性城市社会系统的经济结构、组织形式等总体性改变，再造物质系统与社会系统的耦合方式，不断促进数字化转型中韧性城市建设的演化。同时，物质系统智慧化在提升城市基础设施韧性和生态韧性的同时形成新的物理安全、功能安全和信息安全风险导致其脆弱性，数字化转型不断促进经济社会虚拟化形成新的冲击形式，物质系统与社会系统数字化过程中易产生错位使社会系统建设滞后于物质系统建设的要求，这些问题与风险成为我国建设韧性城市道路上的阻碍，其解决应以我国特殊国情为基础，构建我国建设韧性城市的现实路径。韧性城市建设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基于我国制度背景与现实条件制约，发挥政府数字治理功能，分类型、分阶段推进韧性城市物质系统智慧化，构建抵御新型冲击的防御机制，利用数字技术构建城市韧性网络体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韧性城市。
《社会保障支出、地区差异与积极老龄化》再次提醒我国在20世纪末步入老龄化国家行列，积极老龄化作为应对老龄化挑战的一种有效手段，能提高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充分发挥老年人的“余热”。然而现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对积极老龄化前因变量的深入探索。本文构建了老年群体的社会保障支出影响社会参与意识形成及其转化为社会参与行为的理论框架，并用泰尔指数解析社会保障支出对积极老龄化的省际影响和区域影响，以捕捉积极老龄化的客观和主观条件。本文运用中国动态劳动力调查（CLDS）与《中国统计年鉴》（2016）的调查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对抑制积极老龄化的发展有显著影响；老年人的人力资本、工作经历与健康持久性都能显著抑制上述的主效应。本研究的结果提示了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对提高老年人社会参与意识、加速积极老龄化及促进人口和社会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发展的深刻意义，同时也为缓解养老压力给出了参考和建议。
《政府政策会促进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吗？》建议通过对外直接投资高效利用全球资源要素，支持制造业企业更好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是推动我国对外投资健康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使用1999-2019年我国制造业企业和政府政策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种类政府政策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不同。具体来看，行业发展政策会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其中，大型和小型的行业发展政策，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制定的行业发展政策都会显著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综合性政策对企业“走出去”的促进作用并不稳定，财政金融政策在促进企业“走出去”方面则没有体现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