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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马斯洛的理论，人的需求是有层次的，依次为生理需求（衣食住行）、安全需求（人身安全和工作收入保障）、社交需求（友谊）、尊重、自我实现等（Maslow，1943）。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看来，发展中国家贫困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贫困群体的受教育和社会医疗服务水平低下导致的人力资本不足（Sen，1979，1999）。在工业化信息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条件是国家和社会能为工业服务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科学家、工程师、高级管理人员、医生、会计师、律师、大中小学教师、技术员、熟练工人等（夏庆杰，2013，2016）。总而言之，人本身的全面发展既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发展的终极目的。
在21世纪20年代初的今天，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依然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教育科技发达，高科技产品层出不穷，军力强盛，国民过着高质量的物质生活，受到良好的教育，享受高品质的医疗、健康、服务、交通、通信、能源、电力等良好基础设施。然而，2008-2009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的美国新冠疫情蔓延，彻底暴露了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盛行所带来的问题，即过度强调自由，即第一代人权理论，这使得华尔街金融资本通过向亚洲低成本国家和地区转移制造业赚得钵满盆盈，但是却不承担产业空心化造成的中产阶级垮塌的成本，即置社会公平于不顾。然而，以特朗普和拜登为代表的美国政治人物却把美国自身政策带来的恶果甩锅给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表明，西式民主并没有保证社会公正和弱势群体不被忽视，西式民主也不能保证资本的唯利是图行为得到遏制，西式民主还不能保证新冠疫情不蔓延，西式民主不能避免民主国家政府随意对其他国家进行军事侵略、打击和占领，西式民主更不能保证本国政治人物深刻检讨自己国家政府政策的过失而不甩锅给其他国家，最后也不能保证采用“西式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一定会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人民生活幸福。
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拥有约4亿中产人口，这4亿人口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工业区，以及京津等大城市里。尽管在2020年年底中国仅存的约1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但是中国依然有约10亿非中产阶层，以及约1亿左右的随时可能返贫人口。换句话说，为了使这10亿非中产人口提高收入、教育、医疗水平，中国经济依然有庞大的增长空间。就内因而言，中国经济腾飞，既得益于改革开放前的新中国教育、医疗、交通、通信、能源、电力基础设施的大力发展和重工业化的实施，也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所带来的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共同发展、劳动力流动；就外因而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二战结束以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平环境，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和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经济贸易、技术知识人员交流。因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一定会坚持改革开放的国策，并且会尽力维护国际经济贸易投资人员技术交往的和平秩序。此外，为了保证社会公平，中国依然会保留一定数量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战略性国有企业，保障教育、医疗、交通、通信、能源、电力的稳定供给，特别是解决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弱势群体普遍面临的得不到有效国家基础设施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供给那些市场无法供给而民生急需的产品和服务，避免整个国家经济被超大型的私有企业和跨国企业所绑架。国有企业的缺点是容易产生腐败和效率低下，因而需要对国有企业加强监管和审计。由于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针对中国的高技术产品的禁运和封锁，中国不得不在未来几十年的时间里在高技术及其产品的研究和开发上大幅度增加投入，实现高技术及其产品开发和制造上的独立自主。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约100年时间里，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最为孱弱的时期之一，不仅中国饱受美日欧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杀戮，而且整个亚洲也战乱频仍。战后以来，新中国不断壮大和繁荣，亚洲也变得越来越稳定。因而，中国的强大和繁荣不仅是整个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更是亚洲政治安全稳定的充分必要条件。
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印度实现经济腾飞的鼓励下，众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也看到了实现经济起飞的希望。因而数十亿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人民实现富裕、得到良好教育医疗服务以及优良交通、通信、能源、电力基础设施的愿望依然是这个世界发展的主要方向。问题是数十亿发展中国家人民如何实现富裕？2021年美国从它占领20年的阿富汗撤军的“喀布尔时刻”似乎说明：即使像美国这样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均排在世界第一的世界唯一强权国家，还有北约这样世界上最强大军事组织及“美日印澳四国联盟”的支持，也不能彻底战胜阿富汗这样的贫穷落后的弱小国家。这意味着未来一些弱小国家的命运已经很难被某一个大国或几个大国所左右，即使是大国也必须允许落后国家按照他们自己的社会政治文化宗教习俗来治理。因而未来世界各国的发展可能像中国古老哲学所说的那样，“和而不同”、多元并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但是世界少数主要大国即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日本、欧盟的强盛和稳定及其之间关系的相对稳定依然是世界政治格局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就目前来看，由于核武器的极端性，主要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极小，世界主要大国基本处于较为稳定发展的状态。尽管局部冲突和战争不可避免，但在可预见的将来，世界政治安全格局相对稳定。
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众多弱势群体依然无法做到衣食住行无忧，遑论全面发展。问题是这些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发展。显然，美欧日等老牌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可能无法模仿，且不说靠占领海外殖民地、奴隶贸易、鸦片贸易等灭绝人性的发展手段早已被唾弃和咒骂，即使污染严重、耗能严重的很多制造业也已经为世界所不容许。因而未来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不得不采用更为低能耗、低污染的绿色技术和设备来进行生产。低能耗、低污染的绿色发展将对科技人员有更多的需求。另外，技术水平、环境要求更高，会导致生产成本高企和最终产品价格高企，随之会导致需求减少和整体经济增长率不会很高。尽管如此，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群体依然迫切需要脱贫。为此，发展中国家需要越来越多的能够为低人力资本劳动力带来大量就业机会的企业和企业家。因而，在很大程度上，纺织服装等轻工业等工商企业的发展较为适合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阶段。而且，随着亚洲国家人工成本上升，纺织服装等轻工业也需要向低人工成本国家转移，因而力图发展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顺势迎接这种产业转移而实现经济起飞。另外，在积极引进外资、促进本土工商业活动发展的同时，发展中国家也需要提升本国的教育、医疗、交通、通信、能源、电力等国家基础设施的发展，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换句话说，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也注重社会公平。这样既可以为本国产业升级做好人力资本准备，也有助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总体来说，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由于世界主要大国政治经济较为稳定，因而和平与发展依然是世界的主旋律；由于很大一部分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依然没有满足温饱需求，因而落后国家人民迫切需要脱贫致富、落后国家为本国国民提供教育、医疗、交通、通信、能源、电力等国家基础设施依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