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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70多年的发展历程以最短的时间再现了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成功升级为工业化大国的历史轨迹，而且人们对这个升级过程还记忆犹新。那么新中国的崛起再现了哪些具有“普世价值”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呢？首先，就像一个有能力的人的强大大脑一样，一个国家首先要有强大的神经中枢，即专注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央政府及其伸展到基层民众的政府组织结构和框架，而且这个政府一定要把人民特别是劳苦大众的利益放到核心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政府及各级政府组织就是这样的政府，她的唯一宗旨和目标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另外，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在长期国内革命战争、反侵略战争中久经磨炼出来的伟大政党和军队，她有自己独特的思想意识形态、打不垮磨不烂的坚强意志、组织结构和组织纪律。新中国就是在这样的坚强政党领导下，取得了抗美援朝等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的成长壮大赢得了和平发展环境。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治理能力较弱、水平较低，如果再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教条放松政府治理，那么很多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治理将无法实现，更谈不上什么经济增长和发展了。
其次，建立最彻底的开放社会，在向人民群众开放政治参与权力的同时，也赋予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劳苦大众土地等经济权力和享受社会公共服务的权力。只有广大人民发展了，国家才能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实施了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土地制度改革，没收地主和资本家的土地平均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广大农民群众。后来又实施了农村土地集体化和城市土地国有化。如果没有土地集体化和国有化措施，也就谈不上占用大量土地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园区。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服务平权措施是向所有国民开放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公共医疗服务。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说，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就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准备好了人力资本基础。
再次，国家能力来源于强大的国有科学研究机构和国有企业。也像一个强大的人必须拥有发达的四肢一样，强大的国有科学研究机构和国有企业就是国家的发达的四肢。上海交通大学文一教授关于欧洲工业化历史的研究表明：所有重大技术突破都是国家财政资助的结果，而不是所谓的“自由民主法制”的结果，更不是什么古希腊科学和逻辑的结果；新中国成立之前科技不发达也与古代中国科学思想不发达没有任何关系，而是由于缺少国家资助；早期欧洲国家为了实现国家发展目标，建立了大批国有企业（如英国、荷兰等国的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甚至允许这些在殖民地营运的国有企业拥有武装；如果没有国家的资助，科学家们无法靠科学研究维持生计。新中国建立的国家科学院制度和国有企业制度不过是再现欧洲国家早期发展的秘密，区别是新中国没有靠殖民地、奴隶贸易和毒品贸易发财致富，而是靠在自己国家建立交通、通信、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助力中国经济奇迹。国有企业不过是提供私有企业无法提供或提供速度较慢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而不是取代非国有企业。
最后，文一教授通过研究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发展史和工业化史还揭示，欧美日等国工业化过程中各种制度建设和安排都是它们不断适应经济发展需求而建立的，而不是如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所宣称的所谓西方的“自由民主法制”带来科技进步和经济繁荣。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建设都是根据中国的发展需要而不断建立和完善的。新中国之所以不迷信西方教条，主要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发现，任何时候按照所谓的教条本本做事，革命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相反，如果实事求是地制定政策和措施，革命事业和经济建设就会取得胜利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