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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欧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药方”是：减少政府干预和减税。为此，欧美政府纷纷出售大批国有企业和公用事业，20世纪80年代英国撒切尔政府出售了国有煤气、国有铁路、国有电力、国有电信、国有航空、国有石油、国有邮电、国有造船厂，能卖的都卖了。到1997年布莱尔工党政府上台后，实在没什么可卖的了，最后把3G网络使用权拍卖了350亿美元。国有企业在法国占据重要地位，20世纪八九十年代，法国政府出售了2000多家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基本退出了制造业。尽管如此，法国政府依然控制着法国航空公司、法国电信公司、法国国营电力和瓦斯公司、法国邮政公司、法国地铁公司和法国国家铁路公司等重要企业。美国的国有企业本来就很少，在私有化大趋势下，出售了全国铁路客运系统、联邦铁路货运公司、国有电力公司，对美国浓缩铀公司进行了私有化改造，制定规则把国有企业、公用事业以及一些政府部门的管理权外包给私有投资者，甚至一些监狱和铸币厂也由私有企业经营（李俊江、史本叶，2006）。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经济全球化浪潮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美国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美国资本为追逐利润到成本低的国家去投资和生产，再把生产出来的产品销售到美国。在美国资本和精英获得丰厚利润的同时也导致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不断加剧，其结果是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产业工人失去了制造业的工作，被迫转入低工资的服务业或者失业，从而导致中产阶层塌陷。
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使得金融资本在整个国家权力结构中达到顶峰，其巅峰之作应属于1999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Glass-Steagall Act ）。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之后，美国政府痛定思痛，决心对导致金融危机的核心问题——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混业经营下手，美国国会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禁止商业银行经营投资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经营商业银行业务。该法案保证了美国金融业稳定运营了60年。1999年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之后，美国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又进入了混业经营的时代。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各类投资基金、私募、保险公司等混业经营，导致很多大而不倒的超级市场式的金融机构（如花旗银行等）出现。对金融风险的控制放松后，大批投资银行为降低成本，从货币市场拆借短期信贷去进行长期投资；对金融风险的控制放松，银行为逃避对准备金率的监管而把很多业务变成了表外业务，银行金融机构杠杆率高企；风险高的金融工具创新不断，证券化产品的链条过长，最后没人知道证券化产品里究竟有什么、风险有多大，暗箱交易；金融行业高管天价薪酬和奖金，挣了钱是自己的，亏了是存款人的，典型的代理人（principalagent）问题普遍存在。最终酿成了2007-2009年美国金融危机，也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的经济衰退。美国的问题与中国关系不大，是美国内部的问题。在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上，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过度强调资本的利益，忽略了社会公平。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掀起私有化、金融自由化浪潮之际，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苏联、东欧国家都掀起了经济改革浪潮。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不是很成功，更主要是由于全球扩张过度（文杨，2021），从而导致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崩溃，并引发了东欧社会主义体系的崩溃。东欧剧变之后的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纷纷采取了休克疗法，大规模销售国有企业和其他国有资产，希冀在一夜之间建成市场经济。然而，休克疗法为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经济增长缓慢，人民生活艰苦。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的是“渐进方法”（gradual approach）、双轨制（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并存、计划和市场并存）。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情况下实施了包产到户的做法，大幅度提高了粮食产量；与此同时，允许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以及鼓励城乡非国有企业发展。9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国有企业改革，对非国计民生的亏损的中小企业实施关停并转和出售，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交通、通信、能源、发电企业实施股份制改造。与此同时，大力引进外资，主动加入国际经济贸易体系，根据国际经济贸易规则对中国自己的经济政策法规制度、规章进行改革，并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外国直接投资如潮水般涌入中国。中国的国有企业也在交通、通信、能源、电力建设中快速推进，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基础设施。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是：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大制造国。2021年中国GDP总额已经达到美国的76%。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过程中，对经济效率更为重视，将社会公平放到了次要地位。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开始进行社会公平的建设，如2003年SARS危机之后，中国开始建设新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城市“一老一小”医疗保险，2006年取消农业税，2009年实施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更是实施了2020年根除贫困的脱贫攻坚战，并且在2020年彻底消灭了贫困。
1947年印度独立后，基本遵循国有计划经济发展路线，经济增长缓慢，贫困现象比比皆是。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激励下，印度也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经济改革，强调经济发展、私有化政策。30多年来印度经济也获得了长足进步，其经济规模由1990年的全世界第12位，2018年超过英国、法国跃居世界第五大经济体的地位。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亚非拉落后国家发展经济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