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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能否有效突破与技术变化本身的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料性，是“碳中和”实现的最大变数。目前我国新能源领域发展整体上全球领先，特别是风电和太阳能发电。与此同时，原创性的、体系化的关键技术突破还远远不够，正在制约着“双碳”目标主流的核心主干技术实现路径的确定和实施，进而影响我国“双碳”目标的如期推进与达成效果和时间。
如果科技创新不能达到预期将严重阻碍“双碳”目标的实现。例如，风能、太阳能发出来的电，目前电网无法全部消纳，这是一个很大的技术难题，到现在还没很好解决；同时，在当前整体储电成本依然很高、技术依然难以突破的情况下，在可见的未来仍然无法快速取代化石能源发电。自铅酸电池发明至今100多年来，人类花了数千亿美元的研发经费研究储能，可从铅酸电池的90千瓦·时/立方米增加到今天特斯拉的260千瓦·时/立方米，电池的能量密度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根本改变，而汽油的能量密度达8600千瓦·时/立方米，差距巨大；同时，迄今大规模吉瓦（10亿瓦特发电装机容量）级的储电最便宜的还是100多年前就被发明的抽水蓄能技术，体系化的技术新突破完全没有。而如果中国的能源结构改变太慢，不管是电网还是煤电，电动车的盲目扩张就是在增加碳排放，只有电网里大部分是可再生能源的时候，电动车才能算得上清洁能源。电动车方面，如果技术不能突破，不把钴和锂等稀有金属的用量降下来，金属储量和价格将成为电动车发展的巨大“瓶颈”，2022年伦敦金属交易所期货镍3月8日熔断暂停交易前价格达80000美元/吨，相较于前一日开盘价涨幅达266.9%，期间峰值101365美元/吨，大幅超过2007年5月历史峰值51800美元/吨，创15年新高，虽然有俄乌冲突资本投机因素的影响（俄镍出口占全球7%），但根本原因在于镍是锂离子电池的正极材料，是提高电池能量密度的关键元素（平均用量占正极60%）。另外，国内新能源乘用车2021年销售在商用车销售总量的占比不足7%，欧洲新能源车2021年销量占比也仅为11%；电池是有寿命的，里面有很多对自然有害的化学物质，如果不回收，将来上千万个电池分布在中国大地任其泄漏，那是环境的灾难。
大决战要粮草先行，往哪儿行，粮食送给谁，这是问题的关键。长期风险投资需要专业性，需要产业政策、货币金融政策、财政政策、人才和行业技术激励政策融合发力，而对最佳低碳发展路径和正确方向的及早确认起决定性作用的重大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突破至关重要，关乎绿色债券支持谁，关乎金融资源尽早用在真正推动低碳绿色发展的主赛道上。如果技术误判造成初始主干路线选错了，一旦被其他技术路径所取代，前期所有的巨额投资可能打水漂，相关债券全部成为技术选择失误的成本和代价。
我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提出“3060”目标，将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对经济发展和低碳转型的合理均衡是很大的挑战，如果过程管理出现问题，可能面临极大的能源、经济、民生和社会安全问题；低碳转型过程中，若现有与化石能源相关的资产、技术和劳动技能的贬值快于其生命周期，将对我国居民、企业和金融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形成挑战。
消纳能是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消纳一旦出现问题，将形成负反馈抑制新能源发电的发展，进而影响“双碳”目标的推进；与此同时，如果火电限制淘汰过快而新动能跟不上，将引发能源危机和经济民生安全风险。鉴于以上情况，需持续关注国际全球气候治理框架，对我国经济金融包括债券市场的负面影响持续跟进评估；加强对国内碳减排进程及其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可能风险的监测预警，采取有力措施做好结构化的流动性安排和信用风险预判，保证市场的稳健运行。
总之，面对投资达200万亿元级的一个巨大的“双碳”目标市场，涉及几乎整个经济社会的重构，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包括技术变革和“双碳”路径选择在内的各项风险因子变数极大，新旧体系之间、各行业之间的衔接很难达到万无一失，风险出现的区域、领域、行业、方向、力度会随时出现动态变化，更加难以判断，需要建立和完善更加全面的风险监测体系，加强风险分析的前瞻性、准确性和科学性，才能及时识别风险，更好地预防相应尾部企业和科技选择失败企业的债券违约风险。从2022年及未来一段时期来看，“先立后破”的总体策略使“双碳”变革的力度相对缓和，风险的强度和突发性相对可控；风险烈度将在2030年后陡峭体现，届时风险会更剧烈、更加难以预料。在这种特别复杂的系统工程情形下，债券市场违约风险将呈现违约领域多发散发、违约方向变化多端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