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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经济发生了许多变化，本文主要考察和分析中国经济的三个趋势性变化：一是中国经济的内向化趋势；二是消费取代资本形成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马车；三是消费率偏低并且呈下降趋势。
中国经济内向化趋势有两个特征事实：一个特征事实是2007年以来中国外贸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持续下降。
如图1所示，2001年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后，外贸依存度快速上升。2002年即突破40%，由2001年的38.05%上升到42.21%；2003年和2005年分别突破50%和60%，分别达到51.29%和62.42%；2006年更是达到64.24%的最高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世界主要经济体，导致全球贸易萎缩。2009年中国外贸依存度由上年的56.36%大幅回落到43.23%，下降了13个百分点；2010年和2011年虽然回升了5个百分点，分别达到48.95%和48.45%，但是自2011年开始又逐年走低，2015年跌破40%（为35.64%），2019年和2020年进一步分别下降到31.99%和31.65%，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外贸依存度平均值。现在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不到国际金融危机前的2005-2007年的一半。
中国出口依存度的走势与外贸依存度大体一致，2006年达到最高点（35.36%），国际金融危机后跌破30%，2016年进一步跌破20%，2018-2020年均低于18%，与20世纪90年代初的出口依存度大体持平。
图1 1980-2020年中国外贸依存度及出口依存度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1）。
中国外贸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双双回落意味着2006年前后中国每年需要依靠出口来实现总产出价值的比重在1/3以上，而现在通过国际市场来实现总产出价值的比重下降到1/6左右。这也表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每年生产出来的总产出有越来越大的比例需要通过中国国内市场消化，也就是说，总产出中越来越大的份额需要通过国内市场进入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以实现其价值。
另一个特征事实是中国总需求结构中的“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发生了变化：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增大，进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见图2）和拉动率（见图3）总体是负数。
如图2和图3所示，如果抛开受疫情影响的2020年数据，2001-2019年中国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53.95%、48.28%和-2.22%，对GDP增长的平均拉动分别为4.77个、4.43个和-0.17个百分点，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拉动平均都是负数。2001-2019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拉动有10年都是负数；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09-2019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拉动更是有7年都是负数。
这个特征事实表明，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内需贡献和拉动的；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内需中的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拉动作用在增大。
以上两个特征事实说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倚重内需或国内市场。这种变化已经持续了10年以上，目前仍然看不出有逆转的倾向，因此可以称作中国经济的内向化趋势。
中国经济结构这些年呈现内向化的趋势，其原因可能是多重的，但主要是国内经济结构升级和国际经济关系大变局共同作用形成的。
改革开放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市场化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改革促进了民营经济发展，推动了中国经济结构变革和升级，这表现为自2012年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持续超过第二产业，并且二、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呈现此降彼升的走势（见图4）。
图2 2000-2019年三大需求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1）。
图3 2000-2019年三大需求对中国GDP增长的拉动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1）。
图4 2001-2020年中国三次产业结构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1）。
与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链条相对较短，劳动密集型程度较高，资本-劳动比率较低，劳动生产率也相对较低，并且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总体上较弱，其产品和服务主要是满足国内需求，生产经营活动主要是依托国内市场，加上1998年和2008年的两轮扩大内需使中国国内市场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中国经济内向化与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差不多同时出现，并且一直保持同方向变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了绝大多数经济体，造成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增速放缓，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导致产能过剩、利润下降、亏损和失业增加、社会矛盾激化，市场竞争和国家竞争加剧，这些变化进一步导致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单边主义等一些逆全球化的现象频频发生。2017年以来，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发起了对中国的贸易战、科技战和人才战，某些大国通过提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措施恶意打压中国企业和进出口，使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的成本和难度增加。随着2020年前后暴发的新冠疫情，各国加强了对资源、产品、技术和人员的跨国流动的限制和管控，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出现了本地化、区域化、断裂化的趋势。这直接影响了中国对外贸易增长。1999-2008年，中国进出口和净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21.38%和31.81%，而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09-2019年，中国进出口和净出口年均增速分别下降到5.97%和7.14%，虽然这期间中国进出口的绝对量总体上是增加的。
从2014年开始，中国经济中内需增长的一个明显变化趋势是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和拉动都持续、稳定地超过资本形成的贡献和拉动，而2014年以前内需两大部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拉动的大小是交替变化的。
图2和图3显示，以2014年为分界点，2001-2013年，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50.41%和53.26%，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平均拉动分别为5.03个和5.29个百分点，二者的贡献率和拉动率都非常接近，差距不大。2014-2019年，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61.63%和37.48%，二者相差超过24个百分点；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平均拉动分别为4.22个和2.55个百分点，二者相差1.67个百分点。可以说，2014年是内需两大部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拉动的转折点，此后中国经济增长转变到以消费为主要支柱的路径上。
这个趋势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正在由过去长期的投资驱动型转向消费拉动型，由粗放式增长转向集约式增长，由数量扩张型增长转向质量提高型增长。这种结构性转变符合H.钱纳里（1975，1986）所发现的经济发展的型式转换规律。
中国消费率偏低这个特征事实早已被国内外学术界观察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一些学者就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分析。
图5 1979-2019年中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1）。
如图5所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呈现“两下降两回升”的波浪式下降走势：1983年最终消费率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点（67.3%）逐渐下降，一直下降到1993年和1994年的最低点（均为58.5%），10年间下降了约9个百分点；此后消费率开始回升，一直上升到2000年的高点（63.9%），6年间回升了5.4个百分点；2000-2010年消费率再度下降，一直下降到2010年的49.3%，10年间下降了近15个百分点，并且跌破50%；此后又进入新一轮回升期，一直回升到2019年的55.8%，9年间回升了6.5个百分点。两轮消费率回升无论就其回升时间长度还是回升幅度来看，都不敌下降的时间长度和下降幅度，从而使1979-2020年的消费率整体上呈下降的走势：1979-2002年的年均消费率高于60%，为62.75%，2003-2020年的年均消费率低于60%，为53.08%；高低相差接近10个百分点，消费率下降了一个大台阶。
中国居民消费率的走势和最终消费率的走势大体一致，只是前者的升降幅度要小一些。值得注意的是，自2005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率一直低于40%，2010年甚至只有34.63%。这意味着，近15年来，中国每年生产的总产出用于居民消费的部分不到40%。
无论是与发达国家中的七国集团（G7），还是中国周边的亚洲7国（韩国、新加坡、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或是人均GDP水平在3000～10000美元的若干国家进行比较，中国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是偏低的。
中国经济内向化趋势和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格局提示我们，中国国内市场在广度和深度上发展对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越发重要，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应当是国内市场。2020年5月1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重大战略构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进一步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把它作为“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正是中央和国务院为了适应中国经济内向化趋势而做出的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和必要途径。
如何做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大文章？我认为需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革和建设。
中国内向化趋势客观上要求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国内大市场为主要依托，以国内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为主要拉动力。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首先需要有一个统一且畅通的国内大市场。所谓统一且畅通的国内大市场，其主要特征或标志为：①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各个环节是有机衔接的、循环畅通的，投入到产出到消费的实物流量和金融流量循环是正常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构成社会再生产一个完整的循环过程，如果一个环节出现障碍或梗阻，国民经济流量循环都将受阻，社会再生产过程将被迫停顿或中断，经济增长会受到抑制，甚至会发生经济危机。②形成统一的国内大市场。这里的“统一”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统一，而不是地理学意义上的。经济学意义上的统一的国内大市场意味着，在一个国家领土范围内，生产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不存在城乡分割、区域分割和行业分割，要素、商品和技术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行业之间是自由流动的，不存在制度或人为限制。③国内经济循环的体系结构是独立完整的。这意味着我们不但需要有完整独立的产业体系和经济结构，而且基础性的、关键性的产品和服务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也是完整独立的。我们不但要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把主要产品和服务生产的自主权和知识产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基础性、关键性的产品和服务都是“中国生产”“中国制造”。④国内经济循环的动力是强劲有力的。国民经济循环的动力是由供给和需求两方力量的合力形成的。供给一方的力量主要来自“三个引擎”，即生产要素提质增效、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全要素生产率（TFP）提高；需求一方的力量主要来自“两驾马车”，即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要使“三个引擎”“两驾马车”强劲有力，需要通过不断深化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来充分调动个人、企业、政府和社会组织的积极性，这些积极性是推动创新和技术进步从而推动TFP提高的原动力，也是推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的原动力。
“双循环”的完整内涵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强调中国经济发展要立足于国内市场，要自主发展，不能过度依赖国际市场，不能让国际市场左右中国经济发展甚至卡中国发展的脖子。但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能被解读为我们要闭关锁国、脱离国际市场来发展经济，也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或削弱对外开放，回到改革开放前“关起门来搞建设”的老路上去。“把国门开得更大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要防止把“双循环”误读为“单循环”或“自循环”。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更大的开放和更高质量的开放。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力：①不断提高中国经济的实力和竞争力。现代市场竞争主要是科技、知识和人才竞争，国际市场竞争还是一种国家实力、制度优势比拼。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和国家实力，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科技发展离不开教育，自主创新离不开人才。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和技术进步速度总是和教育发展程度正相关的，总是和制度环境的宽松、激励机制健全有效正相关的，总是和人才的数量及其积极性正相关的。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更要注重制度改革和创新，提高制度效率，注重调动人才的积极性。②对外经济贸易结构和模式转型升级。由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转向以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由以自主知识产权含量较低、附加值较低的产品出口为主转向以自主知识产权含量较高、附加值较高的产品出口为主，由以货物贸易为主转向以货物出口和服务贸易出口并重，由以商品出口为主转向以资本和企业走向国际市场为主。③落实好“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市场空间。“一带一路”建设是21世纪世界级的伟大工程。建设好发展好“一带一路”，不仅可以推动沿线各国经济贸易互联互通，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拓展沿线国家的国际市场和经济发展空间，而且可以通过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为共同构建人类共同体奠定基础。“一带一路”建设和发展过程必将是中国经济更广更深地融入全球化的过程，是中国经济发展增添新动力、获得新机遇的过程。④积极加入WTO以外更多的跨国、多边的自由贸易关系协定，创建和参与发展区域性的和国际性的自由贸易组织或自由贸易区。与更多的贸易伙伴合作，建立更多更密切的国际经济贸易关系网络，中国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大出大进”，通过产业发展逐步成长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占比不断提高。然而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发展水平的提升以及人口红利的减少，中国廉价的生产要素不可持续，低成本的“中国制造”也不再是竞争优势；并且，过于依赖国外市场势必会对国内市场的重视和开发利用不足，这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不相称的。大国经济发展不能长期、过度地依赖外部市场，必须以国内市场为主要支柱；但是大国经济发展又不能脱离国际市场，特别是中国经济的生产力和总供给能力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融入国际化也达到一定的深度，不可能独立于国际市场而获得稳定持续发展。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首先和关键是要做好做实国内大循环。中国的国内市场统一为一体的了，市场循环畅通了，生产要素和产品的自由流动性提高了，企业创新能力和智能科技水平提高了，法治和知识产权保护完善了，就会吸引更多的外商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就会引致外国企业和产业更加依赖中国的供应链、产业链以及巨大的市场潜力。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不是简单地引进技术水平一般、品牌一般、经营模式大众化的外商和外资，而是要吸引那些技术领先、经营模式独特和具有品牌优势的外国企业和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以适应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要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做大做强国内市场。只有做大做强国内市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真正呈现出来了，才能增强对高质量的外商和外资的吸引力。
因此，构建“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做好“两个开放”和“双向开放”。所谓“两个开放”，是指在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抓好“对内开放”，即对个人和企业的经济活动、对生产要素和产品的自由流动进一步放开。国家需要出台更多的类似于“地摊经济”“微商”“直播带货”等形式的对内开放举措，撤除阻碍商品、要素、技术、人才自由流动的障碍。同时，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做好“放管服”改革，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通过改革扩大对内开放，不断完善、发展和繁荣国内市场，就会有更多更好的中国产品和企业走出去，同时也会吸引更多更好的外资外企进入中国市场。所谓“双向开放”，是指中国市场对外开放和外国市场对中国开放。“把国门开得更大”“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承诺和追求，要保持外国市场对中国开放，我们能够做的主要是强化中国经济自身的实力和竞争力，不断挖掘和发挥国内市场潜力，在国际经济贸易合作中发挥积极的协调作用，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资源，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前面所述的第三个趋势性变化与第二个趋势性变化是不相称、不匹配的。第二个趋势性变化表明消费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马车，消费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中越来越重要，但是第三个趋势表明中国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不但偏低而且呈波浪式下降的趋势。也就是说，如果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稳定或稳中有升，中国经济增长会获得更强的有效需求支撑，经济增长会更快更稳定。
对于中国消费率偏低和走低的原因，这些年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做过许多探讨，本文主要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再讨论如何应对消费率下降。
无论哪一种消费函数理论，收入都是其中的主要自变量，这里的收入包括绝对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人均GNI）或相对收入（实际上反映了收入分配状况）、持久收入或预期收入（实际上是经济社会发展前景和制度状况赋予消费者对未来的信心）。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中国人均GDP由1978年的385元增加到2020年的72000元，增长了186倍。2000-2019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增速稍低于GNI增速，年均增速分别为12.83%和12.94%，二者增长基本上保持了同步。但是，2000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倾向总体上是下降的（见图6）。
图6 2000-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倾向
注：其中资金流量表缺少2018年“住户部门实物交易资金运用居民消费”数据，因此居民消费倾向只计算至2017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1）。
由图6可以看出，就21世纪来看，2010年中国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到谷底，为57.90%，此后虽然逐渐回升，但是仍没有恢复到2000-2005年的高度。以2010年为分界点，2000-2009年中国居民消费倾向平均为64.64%，2011-2017年为61.79%，平均降低了2.85个百分点。中国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应当是中国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走低的主要原因。
什么导致中国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呢？其主要原因应当从国民收入分配中去寻找。根据凯恩斯的消费倾向规律，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消费者的消费倾向是递减的，这就导致高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低于中收入人群，中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又低于低收入人群。一个经济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收入分配的金字塔越大，其居民消费倾向就会越低。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已经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特征事实，也是政府和学界的共识。改革开放以来持续的经济高增长，人均GDP增长了186倍，4亿多人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并且出现了富人阶层，一些人登上了亚洲富豪榜和世界富豪榜，但是低收入群体过于庞大。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的“全国居民按收入五等份分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2019年20%低收入组家庭和20%中间偏下收入组家庭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7380.4元和15777元
，40%的家庭涵盖6.1亿人，月人均收入近1000元。
不难理解，这个月人均收入1000元的6.1亿人群，消费倾向应当是很高的，可能接近100%。如果他们的月人均收入提高到2000元或3000元，中国居民消费需求将会增加很多，消费率走低的趋势将能够逆转，中国实施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战略将会有稳固的基础。
以上收入分配状况说明，中国经济经历了差不多40年的高增长，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有了很大提高，现在到了实施促进共同富裕的发展战略、使更多的人口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的时候了。
关键是怎么促进共同富裕？我认为主要是促进以下三个“共同”。
共同提高是指个人或家庭收入共同提高。这种收入共同提高包括两层含义的“水涨船高”：一是家庭收入随着经济增长“水涨船高”。家庭收入增长不一定和经济增长同比例提高，但是二者必须共同增长、同方向变化。随着GNI这块蛋糕越做越大，家庭分到的那部分蛋糕也应该越来越大。这样社会成员才会有获得感，才能感受到经济增长使他变富裕了。二是不同家庭的相对收入“水涨船高”。也就是一个家庭与周围家庭相比，其收入都是提高的。在不同阶段不同家庭的收入提高的幅度可能不同，但是不能一部分家庭的收入不断提高，另一部分家庭的收入“原地踏步”；不能大多数家庭的收入提高了，少数家庭的收入却绝对或相对下降了。不同家庭的收入共同提高不意味着不同家庭的收入同步增长或齐头并进或没有差别，而是指不同家庭的收入都随着经济增长“水涨船高”。共同提高不是同比例提高，共同富裕不是所有的家庭都同步富裕、同等富裕。从长期来看，共同富裕要求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缩小并最终保持在社会普遍认可的差距范围内，这样才能使社会成员感受到经济增长和社会制度的公平性、共享性。
实现家庭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共同提高，首先要从制度上保证劳动者报酬增长与劳动边际生产率增长同步。劳动者报酬是绝大多数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应当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边际生产率提高同步，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其次是要做好初次收入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这个大文章。初次分配本质上是一种市场分配，是市场按照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及其发挥作用的大小来分配生产成果，多劳多得，多贡献多得，这个分配原则激励人们多劳动多贡献。但是市场是没有头脑的，它没有办法识别出各人的体力和智力差异，没有办法识别出各人的机遇差异和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差异，因而市场分配很难自动导致公平的分配结果。二次分配实际上是政府分配，政府通过税收、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来“抽肥补瘦”“削强补弱”。但是政府分配仍然有盲区，仍然有财政税收政策覆盖不到的“死角”。因此需要三次分配。三次分配可以叫作社会分配，由社会非营利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例如慈善基金会、公益性的协会）进行收入和财富再分配；还可以由个人和组织根据实际需要自愿组织再分配，例如自愿为灾区居民、为遭受意外灾难和重大疾病的家庭临时筹款捐赠。
收入和财富是劳动创造的，资本和技术也是劳动创造的。要通过共同提高来促进共同富裕，其前提条件是靠共同奋斗来创造收入和财富。没有蛋糕，再公平的分配也是画饼充饥，不关注如何把蛋糕做大仅仅把眼光盯在分配上只会导致斤斤计较甚至你死我活。
如同国际歌所唱的“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要实现共同富裕也只有靠我们共同奋斗。无论是个人或家庭富裕还是全社会共同富裕，不可能是天上掉馅饼，要靠劳动、奋斗、创新、创造。共同富裕不是均贫富，更不是“杀富济贫”。我们的共同富裕应当是高于和超越西方的福利国家，我们的共同富裕是全体劳动者共同享用共同奋斗的劳动成果。我们上面所说的家庭收入共同提高主要不是靠财政供养，不是靠福利制度支持。共同富裕不是坐享其成，不是养懒人，一个人有劳动能力而不奋斗，光靠别人的劳动和贡献过着优渥的生活只能算是“分享富裕”，而不是“共同富裕”；坐享他人的劳动成果和享用自己奋斗的成果，其满足感和幸福感是大相径庭的。通过激发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人人努力，共同奋斗，来发展生产、创新创业，才是通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共同奋斗的含义有二：一是每个人在财富创造过程中都积极有为，尽力而为，有多大力出多大力。每个人的能力、起点和机会是不同的，但只要认真实干，为财富创造尽心尽力了就是奋斗了。二是在财富创造过程中，大家同心协力，团结互助，在既分工又合作的基础上贡献各人的劳动和智慧，把GNI蛋糕不断做大，并且大家都想方设法不断提高GNI蛋糕的质量和品位。财富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不是等靠要来的，袖手旁观、消极抱怨不会增加财富，只会削减财富。
共同提高和共同奋斗需要一定的制度环境，这就是共同发展。这里所说的共同发展包括两个方面的充分发展：①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充分发展和高质量发展。②个人的充分发展和全面发展。
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与均衡发展主要包括产业之间、私人物品生产和公共物品生产之间的协调发展，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各民族之间的均衡发展，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共同发展。经济和社会的充分发展是指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能力或潜力得到充分发挥，社会和谐稳定，经济持续增长。经济和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是指教育和科学技术发达，创新能力强，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丰富，公共服务普及普惠，环境优美宜居，人与自然关系友好和谐。现代社会的富裕，不仅是生活富裕富足，还需要高品位的精神产品和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以及优美的自然环境、清洁的空气、便捷的交通、安全文明的社会环境。在居民消费结构中，衣食住行消费客观上存在一个生理和心理界限，虽然衣食住行消费在相当大比重的人群中还有增长空间，但是经济社会发展了，人均收入不断提高了，衣食住行以外的消费将是居民消费的增长点。
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不能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行业和一部分家庭掉队落伍，必须通过实现经济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促进共同富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均衡发展了，才能使不同行业、不同职业、不同地区的人群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得到共同发展，才能缩小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大家一起迈向共同富裕。因此，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解决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必须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和完善总需求管理。
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定的阶段后，我们不能单纯地追求提高增加值和利润，应当把满足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不断提高社会成员福祉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个人的充分发展和全面发展主要是指，个人有平等的受教育、就业、流动（包括横向流动和纵向流动）、升迁、创业机会，每个人都能够通过积累人力资本和财富、奋斗和贡献公平地获得相应的回报，共享发展成果；个人还有以国家主人翁的资格平等参与政治和管理社会的权利和机会，人人都能“尽其力，用其能，圆其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
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充分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了，才能促进个人的充分发展和全面发展。每个人只有通过不断发展增强自己的能力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收入、改善自己的境况，才能通过努力奋斗融入和实现共同富裕。
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充分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机会平等和自由流动是实现社会成员共同发展的重要条件，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和重要途径。只有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和均衡发展、机会平等和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个人才不会因为“投错胎”“入错行”而在社会地位、收入、财富上长期不能翻身。个人能够通过努力奋斗实现其人生梦想，就会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就会使人们对社会充满信心，对未来满怀期待，如此，经济和社会发展自然就有足够强大的民心民意支持，经济和社会发展就有源源不断的推动力。
如何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充分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如何实现机会平等和自由流动？答案是改革和创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充分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是改革和创新，个人的机会平等和自由流动的条件是通过改革和创新创造出来的。因此，不断改革和创新是促进共同富裕的根本动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