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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应该通过哪些途径或刺激将前述5个维度（品牌人格、文化意义、价值观、感情和情绪、企业形象）的意义转移到品牌上？虽然品牌意义的表象和表达从根本上取决于符号资源集的相互作用，但迄今为止，已有研究仍然停留在检验单独的刺激线索（如广告、包装、标识等）对品牌意义生成的影响上，并且根据实验方法的要求，这些研究本质上都是还原论者（Batra, 2019）。认识这些局限后，一些学者尝试提出更综合的方法，并将这种综合性方法称为“模式”。其定义就是“一种社会形态和文化赋予的创造意义的符号学资源”，主要属性是由潜在意义和意义的独特性表示的（Kress, 2010）。学者通常认为，品牌符号建构模式是由图像、写作、布局、音乐、手势、语音、移动图像、配乐、色彩和3D对象表示的（Kress, 2010）。美国市场营销协会将品牌定义为名称、术语、标志、符号、设计或这些元素的组合，以标识一个卖方商品或服务与其他卖方商品或服务的差异。Chernatony等（2011）将品牌定义为“一组功能和情感价值，使组织能够对一种独特而愉快的体验做出承诺”，此定义将品牌作为一个可以满足消费者理性和非理性需求的实体，其中理性需求涉及价格、功能和包装等，非理性（情感）需求涉及声誉、再保险、式样或差异化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专门探讨了品牌符号建构的模式。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和观点如下：
多模态（multimodality），是指与视觉（视力）、听觉（听力）、味觉（味道）、嗅觉（气味）和触觉（触感）等感官紧密相关的符号资源开发模式（Pauwels, 2012）。多模态与人类生理意义之间的联系，被理解为身体通过上述5种感官对传播沟通的反应方式，是一个认知与情感统一的概念，可以通过意义融入来实现（Kress, 2010）。多模态为学者和实践者提供了强大的符号工具，可以在品牌建设中创造性地使用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触觉等五种超级模式（supermodes），以建立有效的品牌，Lindstrom（2005）将其称为“多感官方法”（multisensory approach）。这5种超级模式中的每一种都包含可用于传达品牌意义的模式，每种模式都使用某些类型的“语言”（它是一个通用术语，指任何已被社会编纂并接受的符号系统），如口头和书面语言、图形（形状、体积、版式、3D对象、颜色和灯光）、声音（音乐、音轨、噪声）、气味、口味和纹理等。这些代码或语言代表着重要的符号工具，这些工具因其潜在的含义而有能力为品牌的创建做出贡献。根据社会符号学范式，多模态信息中使用的所有符号学资源或模式都是集中式资源网络，将其组织起来以便创造意义。
品牌意义转移过程模型（the model of the meaning transfer process）是由McCracken（1989）提出的，包括3个层次或阶段的品牌意义轨迹。其中，第一层次是广告商和设计师等营销把关者根据品牌定位，选择文化类别（如性别）和文化原则（如男子气概）中的关键意义；第二层次是通过广告、产品设计和其他手段，将一种特殊的文化含义从外部世界转移到品牌中，或者使特定文化含义（如适当的语气、步调、摄像头方向、旁白等）和某种特定文化含义（如性别、年龄、社会阶层、种族）成为品牌的一部分；第三层次是当消费者购买品牌或通过各种仪式（如打扮和交换礼物）使用产品时，相同的意义便从品牌转移到消费者，并融入他们的生活，这就是消费者会首先购买该品牌的原因。为了实现这3个层次之间元素的连接，多位结构主义符号学家不断从概念上丰富品牌符号结构化的过程，提出了循环、冗余、还原、同源和同伦等关键操作，以解决品牌形象塑造中如何将预期定位与广告话语相联系，如何为品牌形象分析和管理提供框架等问题（Rossolatos, 2012）。
Semprini以结构主义为出发点，植根于符号学的理论基础，提出了一个可以统一品牌定位、细分以及传播等的方法框架，作为长期品牌管理的平台。他将这个平台命名为“品牌识别组合”（brand identity mix），不仅包括有关传播的元素，而且包括与更广泛的营销组合以及展示这种组合的话语有关的所有元素。他认为，品牌本质上是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永恒运动的主体间契约（Rossolatos, 2012）。品牌构成了无限配置的符号星座（semiotic constellations），然而品牌意义的形成取决于不断变化的竞争格局，这种格局因影响品牌受众价值体系的文化变革而加剧变化。Semprini引用热力学第二定律，将这些因素称为“品牌熵”，即生产百科全书（子系统A）、环境百科全书（子系统B）和接受百科全书（子系统C）。品牌认同是这3个子系统不断互动和交流的结果（Rossolatos, 2012）。
上述模式虽然将品牌概念化为制造商和消费者之间的多方面契约，特别关注包装、名称／徽标／商标在广告中的沟通和意义（Mick et al.，2004），但很少关注这些不同的意义来源如何连接品牌意义轨迹的不同层次（Rossolatos, 2012）。比如，McCracken（1989）提出了品牌意义转移过程模型非常注重广告和时尚，忽视了其他有意义的符号资源（如包装、零售、娱乐、非仪式性消费），同时通过强调文化元素使该模型主要处理象征意义，并取消其他形式的优先次序。Mick等（2004）在对全球营销研究领域的符号学方法进行综述时，提出了一个整合营销规划、设计阶段，以及消费者购买和消费阶段的模型，包括对象（如产品设计等）的潜在和实现意义，对象周边（如品牌名称、标志、包装、广告等）的潜在和实现意义，对象存在及购物环境（如实体零售和购物环境、互联网、信用卡等）的潜在和实现意义，消费者体验、拥有权和使用的现实意义。这为品牌符号资源集的构成提供了较为清晰的架构。
Semprini指出，要提升或维持品牌形象，品牌符号的生产和传播必须遵循可信性、合法性与情感性原则。提高可信性的关键是保持品牌连贯性（brand coherence）和传播一致性（communicative consistency）。连贯性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语言连贯，另一种是所用表征系统的连贯。一致性不是命题逻辑意义上的真／假问题，而是品牌的内部一致性和内部逻辑问题（Rossolatos, 2012），这一立场呼应了Greimas的连贯主义观点。合法性构成了连续性或历时性要求，只有满足这些要求，品牌才会被认为可信。Semprini认为，围绕定位或重新定位，在品牌试图创建某种价值或某种类型的话语过程中，缺乏足够的合法性是品牌失败的主要原因。这一属性对应早期的品牌遗产，主要涉及品牌在特定市场中的寿命，以及在消费者心目中的相对地位（Rossolatos, 2012）。情感性关系到一个品牌的情感投入，这是增加品牌可能被选择的条件。只有创建能有效激发消费者情感（如象征性、信任、依恋、愉悦等），从而使消费者产生共鸣的品牌符号和意义，才能使消费者更好地记住、回忆、提取和购买商品。由于符号意义锚定在整个社会认知中，品牌符号建构就需遵循社会性、历史性和意识形态性，以及由其锚定的元素符号含义，确保品牌意义与当代文化趋势、价值观、社会规范一致，从而使其与消费者认知产生共鸣，更好地实现品牌意义转移。
同源符号链（homological signifying chains）是品牌形象塑造的起点（Rossolatos, 2012）。以广告为例，为了在不同的广告中保持品牌的结构一致性和传播一致性，反复展现品牌的核心形象，多位结构主义符号学家不断从概念上丰富品牌符号结构化的过程，提出了循环、冗余、还原、同源和同伦等关键操作（Rossolatos, 2012）。针对品牌主叙事中的核心定位元素或核心符号，采取“自上而下”的重构策略。这些核心定位元素或核心符号激发了品牌话语表现的解释方向性，符号将沿着意义生成轨迹的层次进行。根据品牌主叙事，广告需要将深度结构的元素（义素、类素、义位）与表面结构的元素（词素、视义素或镜头、序列）联系起来产生同源对，以及最终由这些同源对组成同源链，既相当于对品牌一致性的一种解释，也相当于对这种一致性是如何通过在各种非物质或表达单位中保持沟通一致性而出现的解释。然后，通过广告（包括其他传播手段）的不断重复，使品牌的连贯性得以保持（Rossolatos, 2012）。对此，有关研究使用一个处理流畅的账户（a processing fluency account），发现产品的视觉形状和字体之间的一致性（每个含义都代表奢侈与休闲，或者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有助于刺激的处理，从而对产品设计的吸引力，以及品牌信誉和价值（价格预期）产生积极影响（Rompay and Pruyn,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