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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辩证法中的量变质变规律阐释了量变和质变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两种基本状态。就企业产品质量的发展变化而言，亦是如此，但现有理论研究并没有从量变质变的角度去探究产品质量变化的内在规律。虽然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都能反映产品质量水平的正向发展变化，但两者在内涵上是有明显差别的，产品质量提升反映的是量的变化，而产品质量升级反映的是产品质量等级的跃进，是质的飞跃。然而，现有文献并没有对两者的内涵、联系和区别进行深入剖析，也没有相关的概念界定，这直接导致在实证分析中选取的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衡量指标存在较大差异以及实证研究结果上的差异。因此，要解决这些争议，需要从理论上清晰地界定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内涵、剖析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需要准确科学地构建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评价体系。这是本研究首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Melitz(2003）模型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扩展，都是基于CES效用函数，即认为成本加成（Markups）是外生不变的，这显然与现实不符。Antoniades(2015）拓展了Melitz和Ottaviano(2008）的模型，同时考虑了产品质量异质性、生产率异质性和成本加成异质性对企业出口的影响，该模型更加符合实际，但该模型主要讨论的是产品质量对出口的影响，并未考察产品质量提升对出口的影响，且认为企业产品质量的提升只是来自创新，忽视了其他因素也是产品质量提升的重要源泉。因此，如何将产品质量提升、生产率异质性和成本加成异质性同时纳入异质性微观企业分析框架，并且更加充分地考察企业产品质量提升的来源，从而更全面深入地探究产品质量提升对企业出口规模和成本加成的影响机理，阐释产品质量提升所产生的出口增长效应与贸易利得效应，这是本研究要解决的关键理论问题。
Helpman等（2010）的HIR模型放宽了Melitz(2003）模型的同质性劳动力假设，认为劳动力是异质性的，并将劳动力的搜寻与匹配成本、企业对劳动力的筛选纳入Melitz(2003）模型。HIR模型的贡献在于解释了企业工资差异存在的原因，但不足的是，HIR模型对异质性的考虑只涉及生产率异质性和劳动力筛选成本异质性，并未考虑到产品质量提升异质性也是影响出口企业工资水平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将产品质量提升和企业异质性特征变量引入HIR模型，进而探究产品质量提升对出口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机理，阐释开放经济条件下产品质量提升所产生的工资溢价效应，这是本研究要解决的关键理论问题。
目前主流文献集中探讨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因素，较少文献讨论产品质量提升所带来的经济成果。首先，在产品质量提升的出口增长效应方面，现有关于产品质量提升对出口规模的影响分析，主要使用宏观和中观层面的数据，缺乏微观企业层面的实证研究，无法反映产品质量提升对不同类别企业出口增长效应的异质性；其次，在产品质量提升的贸易利得效应方面，现有针对产品质量提升对出口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分析，主要使用2000—2006年的数据，数据较陈旧，且研究结论相去甚远，也缺乏对相关影响机制的深入分析；最后，在产品质量提升的工资溢价效应方面，现有文献忽视了产品质量提升所产生的贸易利得会在企业和劳动者之间进行再分配，针对产品质量提升对工资水平的影响研究较为缺乏，特别是对出口企业之间的工资水平的实证研究更是匮乏。此外，即使有部分文献关注产品质量提升或产品质量升级对企业出口规模、成本加成和工资水平的影响，但实际使用的衡量指标却依然是静态的产品质量指标，这些指标也无法刻画产品质量提升的程度、产品质量升级的水平和升级层次。鉴于此，有必要从微观企业层面分别实证研究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质量升级对企业出口规模、成本加成与工资水平的影响，以及不同等级层次的产品质量升级对企业出口规模、成本加成与工资水平的影响，从而全方位考察产品质量提升所产生的出口增长效应、贸易利得效应以及工资溢价效应。另外，在实证分析中，如何选取合适的企业异质性特征变量、控制变量和合适的估计方法（如混合回归POLS、固定效应FE、随机效应RE、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以及如何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等，这些都是本研究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现有文献对产品质量提升（Product Quality Improvement）和产品质量升级（Product Quality Upgrading）的概念比较模糊，在理论分析中没有界定和厘清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内涵、联系和区别，也正是因为缺乏对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内涵的深刻理解，所以导致在实证分析中选取的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衡量指标存在较大差异，这也直接导致了学者们在实证研究结果上的差异。因此，要研究中国微观企业的产品质量动态演变，进而探究产品质量提升所产生的微观经济效应，必须要从理论上科学地界定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内涵，这是最根本、最首要和最关键的问题。本研究通过对产品质量文献的梳理以及对唯物辩证法中的量变质变规律的研究，认为就企业产品质量的发展变化而言，是既有量变，又有质变的。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虽然都反映了企业在不同时期产品质量水平的正向演变，但产品质量提升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的产品质量水平较上一期有所提高，侧重于量的变化；而产品质量升级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的产品质量从较低的质量等级升到较高的质量等级，侧重于质的飞跃。因此，产品质量提升是一个渐变、量变的过程；而产品质量升级是一个突变、质变的过程，只有渐变累积到一定程度才能产生突变。产品质量提升是产品质量升级的基础和必要准备，产品质量升级是产品质量提升的必然结果。本研究的贡献在于界定了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内涵，设计了产品质量升级的评价指标体系，划分了产品质量升级的三大层次，探讨了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现有相关文献注重研究单重异质性（如生产率异质性、产品质量异质性）对出口的影响，很少涉及多重异质性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没有涉及产品质量提升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本研究将产品质量提升、生产率异质性和成本加成异质性同时纳入异质性微观企业分析框架，拓展了企业产品质量提升的来源，指出企业产品质量的提升不仅来自创新，还来自企业对自身商标、品牌的打造推广以及为了释放优质的质量信号所实施的各种质量认证等，构建了开放经济下的微观企业出口理论模型，探讨了产品质量提升对企业出口规模和成本加成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系统阐释了产品质量提升所产生的出口增长效应与贸易利得效应。
目前学界在研究企业出口与工资溢价的关系时，侧重从出口产品“量”的角度切入研究其对工资溢价、技能溢价等的影响，鲜有从出口产品“质”的视角研究工资溢价等收入分配问题，忽视了产品质量提升也会对出口企业的工资水平产生重要影响。且目前国内关于产品质量提升与工资溢价的研究多以实证分析为主，缺乏理论模型支撑，导致研究结论缺乏说服力。本研究在借鉴Helpman等（2010)HIR模型的基础上，将产品质量提升和企业异质性特征纳入模型中，拓展了企业工资溢价的微观理论分析框架，揭示了产品质量提升对出口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系统阐释了产品质量提升所产生的工资溢价效应。
现有实证研究集中在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因素上，忽视了产品质量动态演进所带来的微观经济效应分析，缺乏产品质量提升对企业出口规模、成本加成与工资水平影响的微观实证研究，更没有涉及产品质量升级（及不同层次产品质量升级）对企业出口规模、成本加成与工资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且对相关影响机制的探讨也有待深入。基于此，本研究沿着产品质量提升所产生的出口增长效应—贸易利得效应—工资溢价效应的脉络，提出研究假设，构建计量模型，利用微观出口企业数据，实证研究了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质量升级（及不同层次产品质量升级）对企业出口规模、成本加成与工资水平的影响，并对不同类别的企业进行分组分析，且对相关的影响机制进行检验，得出了与众不同的、具有启发意义的研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