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从中国经济贸易的现状和困境着眼,明确产品质量提升是实现中国由“出口大国”向“出口强国”跃进的根本出路。进而提出了本研究的关切所在:从微观层面来看,中国工业企业是否实现了产品质量提升,从量变的角度来看,提升到了什么程度?又是否实现了产品质量升级,从质变的角度来看,升级到何种层次等级?产品质量提升所带来的微观经济效应究竟如何?产品质量提升所带来的微观经济效应,关乎两类主体:第一类主体是出口企业,出口企业作为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者,其首要关注的是产品质量提升是否产生了出口增长效应(扩大了出口规模)?出口规模是企业获取利润的前提和基础。倘若出口规模持续萎缩,则企业生存面临挑战,贸易获利无从谈起。其次,出口企业关注的是产品质量提升是否提高了贸易利得(提高了成本加成)?第二类主体是劳动者,劳动者作为要素报酬的获得者,是否能够分享企业的贸易利得?产品质量提升是否产生了工资溢价效应(提高了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鉴于此,本研究以中国的微观出口企业为研究对象,沿着产品质量提升的出口增长效应—贸易利得效应—工资溢价效应的脉络,考察了产品质量提升对企业出口规模、成本加成以及工资水平的影响,探究出口产品“质”的变化对微观企业和劳动者的福利影响。
基于此,本研究梳理了以往有关产品质量、产品质量提升、出口规模、成本加成与工资溢价的研究文献,从理论上阐述了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内涵、联系和区别;将产品质量提升、生产率异质性和成本加成异质性同时纳入异质性微观企业分析框架,探究产品质量提升对企业出口规模和成本加成的影响;将产品质量提升和企业异质性特征纳入Helpman等(2010)的HIR模型,探究产品质量提升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实证分析了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质量升级对企业出口规模、成本加成与工资水平的影响。在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给出了提升企业产品质量、促进企业出口增长、提高企业贸易利得、提升工资水平的政策建议。本研究的技术路线图如图1-1所示。
图1-1 本研究的技术路线图
基于上述研究思路,本研究主要分为七章,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章为导论。本章首先阐述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其次介绍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框架安排,最后指出本研究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与可能的创新点。
第二章为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本章围绕产品质量的内涵与测度、产品质量提升的概念与评价指标、产品质量提升的出口增长效应相关研究、产品质量提升的贸易利得效应相关研究、产品质量提升的工资溢价效应相关研究这五大方面进行梳理与述评,为后续研究奠定文献基础。
第三章为产品质量提升的评价体系及统计测度。第一节为评价体系研究,包括界定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内涵,提出产品质量提升的测度指标,构建产品质量升级的评价指标体系,划分产品质量升级的等级层次,阐述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之间的关系。第二节为统计测度,分别对中国工业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状况、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水平从整体上、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和不同地区企业进行测度分析。
第四章为产品质量提升的出口增长效应分析。第一节为理论模型与命题提出,本章在借鉴Melitz和Ottaviano(2008)、Antoniades(2015)的模型基础上,利用可变替代弹性效用函数,将产品质量提升、生产率异质性和成本加成异质性同时纳入异质性微观企业分析框架,探究了产品质量提升对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第二节为特征性事实描述。对样本期内的企业出口规模从整体上、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和不同地区企业进行描述分析,进而全面考察中国工业企业出口规模的变动情况。第三节为计量分析。本小节分别实证分析了产品质量提升、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以及产品质量升级、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在基准回归部分,主要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方法。在稳健性检验部分,分别采用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改变被解释变量、改变全要素生产率、改变样本期间、剔除极端值的方法对模型进行再次检验。在拓展回归部分,本研究对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和不同地区企业做了进一步拓展分析。
第五章为产品质量提升的贸易利得效应分析。第一节为理论模型与命题提出,本章在借鉴Melitz和Ottaviano(2008)、Antoniades(2015)的模型基础上,利用可变替代弹性效用函数,将产品质量提升、生产率异质性和成本加成异质性同时纳入异质性微观企业分析框架,探究了产品质量提升对出口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第二节为特征性事实描述。对出口企业的成本加成从整体上、不同所有制、不同出口密集度、不同要素密集度和不同地区企业进行描述分析,进而全面考察出口企业贸易利得的变动情况。第三节为计量分析。本小节分别实证分析了产品质量提升、企业异质性对出口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以及产品质量升级、企业异质性对出口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在基准回归部分,主要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方法。在稳健性检验部分,分别采用工具变量、改变被解释变量、改变全要素生产率、改变样本期间、剔除极端值的方法对模型进行再次检验。在拓展回归部分,本研究对不同所有制、不同出口密集度、不同要素密集度和不同地区企业做了进一步分析。在第四节机制检验部分,研究证实了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质量升级及不同等级层次的产品质量升级通过产品价格机制和边际成本机制影响了出口企业的成本加成。
第六章为产品质量提升的工资溢价效应分析。第一节为理论模型与命题提出,本章在借鉴Helpman等(2010)的HIR模型的基础上,将产品质量提升和企业异质性特征变量纳入微观企业工资决定的理论分析框架,从理论上分析了产品质量提升对出口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第二节为特征性事实描述。分别对出口企业的人均工资水平、出口企业人均工资与所在行业平均工资之比进行描述分析,全面考察了出口企业工资水平的变动情况。第三节为计量分析。本小节分别实证分析了产品质量提升、企业异质性对出口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以及产品质量升级、企业异质性对出口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在基准回归部分,主要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方法。在稳健性检验部分,分别采用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改变被解释变量、改变全要素生产率、改变样本期间、剔除极端值的方法对模型进行再次检验。在拓展回归部分,本研究对不同所有制、不同出口密集度和不同地区企业做了进一步分析。在第四节机制检验部分,研究证实了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质量升级及不同等级层次的产品质量升级通过技能结构机制和利润分享机制促进了出口企业工资水平的提高。
第七章为结论、建议与展望。本章首先总结全书的研究结论,其次为提升企业产品质量、促进企业出口增长、提高贸易利得、提升工资水平等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最后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唯物辩证法中的量变质变规律阐释了量变和质变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两种基本状态。就企业产品质量的发展变化而言,亦是如此,但现有理论研究并没有从量变质变的角度去探究产品质量变化的内在规律。虽然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都能反映产品质量水平的正向发展变化,但两者在内涵上是有明显差别的,产品质量提升反映的是量的变化,而产品质量升级反映的是产品质量等级的跃进,是质的飞跃。然而,现有文献并没有对两者的内涵、联系和区别进行深入剖析,也没有相关的概念界定,这直接导致在实证分析中选取的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衡量指标存在较大差异以及实证研究结果上的差异。因此,要解决这些争议,需要从理论上清晰地界定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内涵、剖析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需要准确科学地构建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评价体系。这是本研究首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Melitz(2003)模型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扩展,都是基于CES效用函数,即认为成本加成(Markups)是外生不变的,这显然与现实不符。Antoniades(2015)拓展了Melitz和Ottaviano(2008)的模型,同时考虑了产品质量异质性、生产率异质性和成本加成异质性对企业出口的影响,该模型更加符合实际,但该模型主要讨论的是产品质量对出口的影响,并未考察产品质量提升对出口的影响,且认为企业产品质量的提升只是来自创新,忽视了其他因素也是产品质量提升的重要源泉。因此,如何将产品质量提升、生产率异质性和成本加成异质性同时纳入异质性微观企业分析框架,并且更加充分地考察企业产品质量提升的来源,从而更全面深入地探究产品质量提升对企业出口规模和成本加成的影响机理,阐释产品质量提升所产生的出口增长效应与贸易利得效应,这是本研究要解决的关键理论问题。
Helpman等(2010)的HIR模型放宽了Melitz(2003)模型的同质性劳动力假设,认为劳动力是异质性的,并将劳动力的搜寻与匹配成本、企业对劳动力的筛选纳入Melitz(2003)模型。HIR模型的贡献在于解释了企业工资差异存在的原因,但不足的是,HIR模型对异质性的考虑只涉及生产率异质性和劳动力筛选成本异质性,并未考虑到产品质量提升异质性也是影响出口企业工资水平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将产品质量提升和企业异质性特征变量引入HIR模型,进而探究产品质量提升对出口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机理,阐释开放经济条件下产品质量提升所产生的工资溢价效应,这是本研究要解决的关键理论问题。
目前主流文献集中探讨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因素,较少文献讨论产品质量提升所带来的经济成果。首先,在产品质量提升的出口增长效应方面,现有关于产品质量提升对出口规模的影响分析,主要使用宏观和中观层面的数据,缺乏微观企业层面的实证研究,无法反映产品质量提升对不同类别企业出口增长效应的异质性;其次,在产品质量提升的贸易利得效应方面,现有针对产品质量提升对出口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分析,主要使用2000—2006年的数据,数据较陈旧,且研究结论相去甚远,也缺乏对相关影响机制的深入分析;最后,在产品质量提升的工资溢价效应方面,现有文献忽视了产品质量提升所产生的贸易利得会在企业和劳动者之间进行再分配,针对产品质量提升对工资水平的影响研究较为缺乏,特别是对出口企业之间的工资水平的实证研究更是匮乏。此外,即使有部分文献关注产品质量提升或产品质量升级对企业出口规模、成本加成和工资水平的影响,但实际使用的衡量指标却依然是静态的产品质量指标,这些指标也无法刻画产品质量提升的程度、产品质量升级的水平和升级层次。鉴于此,有必要从微观企业层面分别实证研究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质量升级对企业出口规模、成本加成与工资水平的影响,以及不同等级层次的产品质量升级对企业出口规模、成本加成与工资水平的影响,从而全方位考察产品质量提升所产生的出口增长效应、贸易利得效应以及工资溢价效应。另外,在实证分析中,如何选取合适的企业异质性特征变量、控制变量和合适的估计方法(如混合回归POLS、固定效应FE、随机效应RE、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以及如何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等,这些都是本研究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现有文献对产品质量提升(Product Quality Improvement)和产品质量升级(Product Quality Upgrading)的概念比较模糊,在理论分析中没有界定和厘清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内涵、联系和区别,也正是因为缺乏对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内涵的深刻理解,所以导致在实证分析中选取的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衡量指标存在较大差异,这也直接导致了学者们在实证研究结果上的差异。因此,要研究中国微观企业的产品质量动态演变,进而探究产品质量提升所产生的微观经济效应,必须要从理论上科学地界定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内涵,这是最根本、最首要和最关键的问题。本研究通过对产品质量文献的梳理以及对唯物辩证法中的量变质变规律的研究,认为就企业产品质量的发展变化而言,是既有量变,又有质变的。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虽然都反映了企业在不同时期产品质量水平的正向演变,但产品质量提升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的产品质量水平较上一期有所提高,侧重于量的变化;而产品质量升级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的产品质量从较低的质量等级升到较高的质量等级,侧重于质的飞跃。因此,产品质量提升是一个渐变、量变的过程;而产品质量升级是一个突变、质变的过程,只有渐变累积到一定程度才能产生突变。产品质量提升是产品质量升级的基础和必要准备,产品质量升级是产品质量提升的必然结果。本研究的贡献在于界定了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内涵,设计了产品质量升级的评价指标体系,划分了产品质量升级的三大层次,探讨了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现有相关文献注重研究单重异质性(如生产率异质性、产品质量异质性)对出口的影响,很少涉及多重异质性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没有涉及产品质量提升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本研究将产品质量提升、生产率异质性和成本加成异质性同时纳入异质性微观企业分析框架,拓展了企业产品质量提升的来源,指出企业产品质量的提升不仅来自创新,还来自企业对自身商标、品牌的打造推广以及为了释放优质的质量信号所实施的各种质量认证等,构建了开放经济下的微观企业出口理论模型,探讨了产品质量提升对企业出口规模和成本加成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系统阐释了产品质量提升所产生的出口增长效应与贸易利得效应。
目前学界在研究企业出口与工资溢价的关系时,侧重从出口产品“量”的角度切入研究其对工资溢价、技能溢价等的影响,鲜有从出口产品“质”的视角研究工资溢价等收入分配问题,忽视了产品质量提升也会对出口企业的工资水平产生重要影响。且目前国内关于产品质量提升与工资溢价的研究多以实证分析为主,缺乏理论模型支撑,导致研究结论缺乏说服力。本研究在借鉴Helpman等(2010)HIR模型的基础上,将产品质量提升和企业异质性特征纳入模型中,拓展了企业工资溢价的微观理论分析框架,揭示了产品质量提升对出口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系统阐释了产品质量提升所产生的工资溢价效应。
现有实证研究集中在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因素上,忽视了产品质量动态演进所带来的微观经济效应分析,缺乏产品质量提升对企业出口规模、成本加成与工资水平影响的微观实证研究,更没有涉及产品质量升级(及不同层次产品质量升级)对企业出口规模、成本加成与工资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且对相关影响机制的探讨也有待深入。基于此,本研究沿着产品质量提升所产生的出口增长效应—贸易利得效应—工资溢价效应的脉络,提出研究假设,构建计量模型,利用微观出口企业数据,实证研究了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质量升级(及不同层次产品质量升级)对企业出口规模、成本加成与工资水平的影响,并对不同类别的企业进行分组分析,且对相关的影响机制进行检验,得出了与众不同的、具有启发意义的研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