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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界定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内涵，构建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评价体系。一方面，目前学界在理论分析中没有界定和厘清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内涵、联系和区别，存在概念的混淆问题。而这一问题恰恰是产品质量研究中最根本、最首要的问题，忽视这两者的联系和区别，将无法全面地理解和刻画当前中国工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动态演变，也无法科学地揭示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质量升级对企业出口规模、成本加成与工资水平的影响。另一方面，目前学界缺乏系统科学的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评价体系，不能反映产品质量动态演变过程中的量变质变关系，更无法反映产品质量升级的等级层次变化。因此，本研究在理解产品质量内涵的基础上，运用唯物辩证法中的量变质变规律阐释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内涵、联系和区别，构建产品质量提升的测度指标和产品质量升级的评价指标体系，并界定产品质量升级的不同层次。这是本研究的主要理论研究内容。
二是将产品质量提升、生产率异质性和成本加成异质性同时纳入企业出口规模和成本加成的理论模型，从理论上阐释了产品质量提升所产生的出口增长效应与贸易利得效应。Melitz(2003）模型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扩展，都是基于CES效用函数，即认为成本加成（Markups）是外生不变的，这显然与现实中的成本加成异质性不符。Antoniades(2015）将产品质量异质性引入Melitz和Ottaviano(2008）模型中，同时考虑了产品质量异质性、生产率异质性和成本加成异质性对企业出口的影响，该模型考虑的经济因素更加全面，也更加符合实际。本研究借鉴Melitz和Ottaviano(2008)、Antoniades(2015）的模型，同时纳入产品质量提升、生产率和成本加成三重异质性，拓展了企业出口的微观分析框架，探究产品质量提升会对企业出口规模、成本加成产生哪些影响，是否产生了出口增长效应和贸易利得提高效应？具体的影响机理是什么？这是本研究的主要理论研究内容。
三是将产品质量提升纳入微观企业工资决定的理论模型，从理论上阐释了开放经济下产品质量提升所产生的工资溢价效应。Melitz(2003）模型中，假设劳动力是同质的且获得相同的工资，这显然与现实相悖。虽然国外学者后续将劳动力异质性特征、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搜寻和匹配摩擦成本等因素纳入异质性企业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工资溢价产生的原因，但鲜有理论模型从产品质量提升的视角探讨工资溢价产生的原因。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产品质量提升是否提高了出口企业的工资水平，是否产生了工资溢价效应？具体的影响机理是什么？这也是本研究的主要理论研究内容。
一是以出口企业为研究对象，对中国工业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水平、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状况、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水平及升级层次进行统计测度分析。微观企业作为产品质量提升的主体，是否实现了产品质量提升，从量变的角度来看，提升到何种程度？又是否实现了产品质量升级，从质变的角度来看，升级到何种层次等级？目前的学界研究并未给出科学全面的答案。鉴于此，本研究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以及本研究自行搜集整理的中国工业企业产品质量升级数据库，通过整体和分组统计研究，了解中国工业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的动态演变状况。这是本研究在实证部分重点研究的内容。
二是实证研究产品质量提升所产生的出口增长效应，从微观层面探究出口产品“质”的变化对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首先，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库，对中国工业企业的出口规模进行整体和分组描述分析。其次，考虑到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内涵不同，本研究分别实证分析了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质量升级对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以及不同等级层次的产品质量升级对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最后，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质量升级以及企业异质性特征变量对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是否会因企业的所有制、规模及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这些都是本研究在实证部分重点研究的内容。
三是实证研究产品质量提升所产生的贸易利得效应，从微观层面探究出口产品“质”的变化对出口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首先，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库，对出口企业的成本加成进行整体和分组描述分析。其次，考虑到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内涵不同，本研究分别实证分析了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质量升级对出口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以及不同等级层次的产品质量升级对出口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再次，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质量升级以及企业异质性特征变量对出口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是否会因企业的所有制、出口密集度、要素密集度以及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最后，产品质量提升通过何种机制对出口企业的成本加成产生影响？这些都是本研究在实证部分重点研究的内容。
四是实证研究产品质量提升所产生的工资溢价效应，从微观层面探究出口产品“质”的变化对出口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首先，现有国内外文献对工资溢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之间，那么，中国的出口企业之间是否存在着工资溢价？有必要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库，对出口企业的工资水平进行描述分析。其次，考虑到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内涵不同，本研究分别实证分析了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质量升级对出口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以及不同等级层次的产品质量升级对出口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再次，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质量升级以及企业异质性特征变量对出口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是否会因企业的所有制、出口密集度以及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最后，产品质量提升通过何种机制对出口企业的工资水平产生影响？这些都是本研究在实证部分重点研究的内容。
在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给出提升企业产品质量、促进企业出口增长、提高贸易利得、提高工资水平的政策建议。具体而言，企业层面可以通过哪些途径或方法持续提升产品质量？又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实现企业的产品质量升级，包括从较低层次的产品质量升级水平跃进到较高层次的产品质量升级水平？如何扩大企业的出口规模、提高成本加成、提升工资水平？关于上述问题，政府层面又可以出台哪些相关的鼓励措施？这些都是本研究的重点内容。
本研究广泛搜集了国内外有关产品质量的内涵和测度、产品质量提升的概念和评价指标、产品质量提升与出口规模、成本加成、工资溢价等方面的相关文献，通过对国内外大量文献进行仔细研究和梳理后，发掘其中可以借鉴的地方以及存在的不足，为后续界定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内涵，构建产品质量提升的测度指标和产品质量升级的评价指标体系，以及产品质量提升对企业出口规模、成本加成与工资水平影响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奠定基础。
为了更好地实现研究目标，本研究运用了对比分析方法，主要表现在：分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和不同地区企业来对比分析中国工业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水平、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状况、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水平、出口规模的差异，且在实证分析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质量升级对出口规模的影响时，也进行了上述的分组拓展回归。分不同所有制、不同出口密集度、不同要素密集度和不同地区企业来对比分析出口企业之间的成本加成差异，且在实证分析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质量升级对出口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时，也进行了上述的分组拓展回归。分不同所有制、不同出口密集度和不同地区企业来对比分析出口企业之间的工资水平差异，且在实证分析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质量升级对出口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时，也进行了上述的分组拓展回归。通过不同子样本间的对比分析来了解中国工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动态演变差异，以及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质量升级对不同特征企业的出口规模、成本加成与工资水平的影响差异，并对这些差异进行了解释。
本研究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探讨了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内涵、联系与区别，产品质量的测度方法，产品质量提升的测度指标和产品质量升级的评价指标体系。本研究借鉴了Melitz和Ottaviano(2008)、Antoniades(2015）的模型，利用可变替代弹性效用函数，将产品质量提升、生产率异质性和成本加成异质性同时纳入异质性微观企业分析框架，探究产品质量提升对企业出口规模与成本加成的影响，从理论上阐释了产品质量提升所产生的出口增长效应与贸易利得效应。本研究将产品质量提升和企业异质性特征纳入Helpman等（2010）的HIR模型，探究产品质量提升对出口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从理论上阐释了开放经济条件下产品质量提升所产生的工资溢价效应。
本研究利用微观出口企业数据，首先对中国工业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水平、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状况、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水平及升级层次进行统计测度分析。其次，对中国工业企业的出口规模进行特征性事实描述，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方法、工具变量法和分位数回归法分别实证研究了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质量升级对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再次，对出口企业的成本加成进行特征性事实描述，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方法和工具变量法分别实证研究了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质量升级对出口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并从产品价格机制和边际成本机制进行了影响机制的检验。最后，对出口企业的工资水平进行特征性事实描述，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方法、工具变量法和分位数回归法分别实证研究了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质量升级对出口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并从技能结构机制和利润分享机制进行了影响机制的检验。上述实证分析，从微观层面全面考察了产品质量提升所产生的出口增长效应—贸易利得效应—工资溢价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