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对现有相关研究的总体述评

一、已有研究述评

目前学界已有部分文献考察了产品质量提升对出口规模、成本加成与工资水平的影响，探究了产品质量提升所产生的微观经济效应，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然而，现有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及可能的扩展方向。

第一，缺乏对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内涵界定，相关评价指标的构建也有待完善。 目前学界在理论分析中没有界定和厘清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内涵、联系和区别，存在概念的混淆。产品质量反映的是某一时点上企业产品质量的水平，是静态指标；而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反映的是企业在不同时期产品质量水平的正向增长变动，是动态指标，且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也是存在内涵差异的。目前多数文献完全将静态的产品质量数值作为动态的产品质量提升或产品质量升级的衡量指标，这是失之偏颇的。此外，部分文献仅用是否获得ISO 9000或获取ISO 9000等质量认证的多寡作为产品质量提升或产品质量升级的衡量指标是较为片面的，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产品质量升级的等级层次变化，缺乏系统科学的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评价指标体系。

第二，缺乏将产品质量提升纳入对企业出口规模和成本加成影响的微观理论分析框架，产品质量提升的出口增长效应与贸易利得效应的相关理论分析还有待深入。 Melitz(2003）模型及其扩展，都是基于CES效用函数，即认为成本加成（Markups）外生不变，这与现实不符。Melitz和Ottaviano(2008）通过引入Ottaviano等（2002）内生成本加成的拟线性效用函数，考虑了成本加成异质性的影响。Antoniades(2015）进一步将产品质量引入Melitz和Ottaviano(2008）模型中，同时考虑了产品质量、生产率和成本加成三重异质性对企业出口的影响。但以上这些模型扩展，并没有考虑到产品质量提升对微观企业出口规模与成本加成的影响，也没有在模型中探讨产品质量提升的源泉，缺乏将产品质量提升纳入对企业出口规模和成本加成影响的微观企业分析框架的研究。

第三，缺乏将产品质量提升纳入微观企业工资决定的理论模型，产品质量提升的工资溢价效应理论分析还有待深入。 目前学界在研究出口与工资溢价的关系时，侧重从出口产品“量”的角度切入研究其对工资溢价的影响，缺乏从出口产品“质”的视角研究工资溢价等收入分配问题，忽视了产品质量提升也会对出口企业的工资水平产生重要影响。目前国内关于产品质量提升与出口企业工资溢价的研究多以实证分析为主，缺乏理论模型支撑，导致研究结论缺乏说服力。

第四，缺乏产品质量提升对微观企业出口规模、成本加成与工资水平影响的经验研究。 目前学界多将目光集中于分析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因素，较少探讨产品质量提升所带来的微观经济效应。现有实证研究在探讨产品质量提升对出口规模的影响时，多使用国家层面或行业层面的数据，缺少企业层面的经验研究；而关于产品质量提升对成本加成影响的实证分析相对较少，且使用的样本数据较为陈旧，研究结论也存在分歧；在探讨产品质量提升与工资溢价的关系时，又集中于分析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之间的工资溢价，忽视了出口企业内部也可能存在着工资溢价，因此，产品质量提升是否提高了出口企业的工资水平，是否产生了工资溢价效应，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此外，现有研究大多使用静态的产品质量指标作为动态的产品质量提升的衡量指标，没有从产品质量提升（量变视角）和产品质量升级（质变视角）分别揭示出口产品质量的变化对企业出口规模、成本加成与工资水平的影响，对相关影响机制的探讨也有待深入。

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有关产品质量提升对企业出口规模、成本加成与工资水平的影响研究，已取得一些丰硕成果，但笔者认为仍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一，如何从理论上清晰地界定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内涵，如何科学合理地设计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评价体系。 唯物辩证法中的量变质变规律阐释了量变和质变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两种基本的状态。就企业产品质量的发展变化而言，亦是如此，但现有理论研究并没有从量变质变维度去探究产品质量变化的内在规律。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虽然都能反映产品质量水平的正向发展变化，但在内涵上还是有明显差别的，产品质量提升反映的是量的变化，而产品质量升级则反映的是产品质量等级的跃进，是质的飞跃。而现有文献并没有对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内涵、联系与区别进行深入剖析，这直接导致在实证分析中选取的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衡量指标存在较大差异，以及实证研究结果上的差异。因此，要解决这些争议，需要从理论上清晰地界定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内涵，需要准确科学地构建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评价体系。

第二，如何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揭示产品质量提升对企业出口规模和成本加成的影响机理，从而系统阐释产品质量提升所引致的出口增长效应和贸易利得效应。 Antoniades(2015）的模型，同时考虑了产品质量、生产率和成本加成三重异质性对企业出口的影响，该模型更加符合实际，但该模型着重探讨的是产品质量对出口的影响，且认为企业产品质量的提升只是来自于创新，忽视了其他因素也是产品质量提升的重要源泉。因此，如何将产品质量提升、生产率异质性和成本加成异质性同时纳入异质性微观企业分析框架，并且更加充分地考察企业产品质量提升的来源，更加全面深入地探究产品质量提升对企业出口规模和成本加成的影响，进而阐释产品质量提升所引致的出口增长效应和贸易利得效应，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第三，如何将产品质量提升纳入微观企业工资决定的理论模型，揭示产品质量提升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理，从而系统阐释产品质量提升所引致的工资溢价效应。 Helpman等（2010）的HIR模型给出了出口、生产率异质性和劳动力筛选成本异质性对工人工资影响的微观分析框架，但不足的是，HIR模型对异质性的考虑只涉及生产率异质性和劳动力筛选成本异质性，并未考虑到产品质量提升对出口企业均衡工资水平的影响，也缺乏对相关影响机制的深入分析。因此，如何将产品质量提升和企业异质性特征变量引入HIR模型，探究产品质量提升对出口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理，进而阐释产品质量提升所引致的工资溢价效应，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第四，如何在产品质量提升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微观数据，探讨产品质量提升对中国工业企业出口规模、成本加成与工资水平的实际影响，进而全面考察产品质量提升所产生的出口增长效应、贸易利得效应以及工资溢价效应。 现有主流文献侧重分析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因素或决定因素，即将产品质量提升作为“果”，但却忽视了产品质量提升作为“因”所产生的微观经济效应研究。即使部分文献开始关注产品质量提升所产生的出口增长效应、贸易利得效应以及工资溢价效应，探讨了产品质量提升或产品质量升级对企业出口规模、成本加成和工资水平的影响，但实际使用的衡量指标却依然是静态的产品质量指标，这些指标无法刻画产品质量提升的程度、产品质量升级的水平和升级层次。此外，在研究层面上，产品质量提升对出口规模的影响分析，主要使用的是宏观和中观层面的数据，缺乏微观企业层面的实证研究；产品质量提升对出口企业成本加成影响的实证分析相对较少，且样本数据较为陈旧，也缺乏对影响机制的深入分析；而产品质量提升与工资溢价的相关研究，又较少关注出口企业之间的工资溢价。基于企业获得的质量奖、驰名商标（名牌产品）、质量认证等指标构建的产品质量升级（及不同层次产品质量升级）对企业出口规模、成本加成与工资水平的影响研究就更为少见。因此，如何从微观企业层面分别实证研究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质量升级（及不同层次产品质量升级）对企业出口规模、成本加成与工资水平的影响，从而全面考察产品质量提升所产生的出口增长效应、贸易利得效应以及工资溢价效应，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fLC+CZZSNjRsdCJjH7rN8JiULORXcXcuw0jh0DXlI/VTEbIDhaQzWiH+8pdqYjD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