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产品质量提升的贸易利得效应相关研究

中国虽是“出口大国”，但却不是“出口强国”，究其原因在于出口企业的实际贸易利得不高。成本加成（Markups）反映了产品价格对边际成本的偏离程度，是衡量出口企业参与国际分工所获得的真实贸易利得的重要指标。鉴于此，本小节主要围绕产品质量提升对成本加成的影响，梳理现有的相关文献，探究产品质量提升的贸易利得效应。

一、出口与成本加成

Melitz(2003）模型及在此基础上的扩展，都是基于CES效用函数，即认为成本加成（Markups）是外生不变的，该假设与现实明显不符。因此，后续学者开始关注成本加成异质性，通过设立需求函数和市场结构来研究内生可变成本加成问题（Edmond et a1.，2015；Arkolakis et a1.，2015)。在理论研究方面，不少文献已提出成本加成与企业出口正相关。Melitz和Ottaviano(2008）通过引入Ottaviano等（2002）内生成本加成的拟线性效用函数，考察了贸易的福利来源，研究发现低成本（高生产率）的企业不会通过低价格的方式将低成本带来的好处完全让渡给消费者，而是设定更高的成本加成，来获取更高的销售收益和利润。De Loecker和Wasrzynski(2012）研究证实了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水平更高，成本加成也比非出口企业更高。Arkolakis等（2015）也证实了效率高的企业更有能力将下降的贸易成本内在化为企业的高成本加成。但针对中国的大量实证研究却发现：中国出口企业的成本加成显著低于非出口企业。由于“入世”后大量低效率企业涌入出口市场，竞相压价带来了过大的“竞争效应”，造成了出口企业的平均价格和生产率均较低（刘啟仁、黄建忠，2015)，加之出口退税（钱学峰等，2015)、政府补贴（高翔、黄建忠，2019)、人民币升值（韩民春、袁瀚坤，2022)、融资约束（祝树金等，2019）等原因，中国出口企业并未真正提升贸易利得，陷于“低加成率陷阱”（盛丹、王永进，2012；钱学峰等，2015；黄先海等，2016)。

二、产品质量提升对成本加成的影响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也开始关注产品质量与成本加成之间的关系。Manova和Zhang(2012）运用2003—2005年中国企业层面数据，研究发现成本加成随目的地和产品质量而变化，出口目的地市场越远越富有，消费者购买力越强，产品出口价格就越高。同样基于2000—2006年微观企业层面数据，许明和邓敏（2016）研究发现产品质量提升与出口企业加成率正相关，但诸竹君（2018）却发现出口企业成本加成和产品质量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U”形曲线关系。此外，高运胜等（2017）采用2000—2007年的制造业行业数据，研究却发现出口质量对成本加成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出口质量越高，成本加成反而越低，存在一定的“虚假技术繁荣”。

三、产品质量升级对成本加成的影响

目前学界从质量奖、驰名商标（名牌产品）、质量认证等视角，分析产品质量升级对成本加成的影响研究几乎没有，但沿着产品质量升级可能会影响企业产品价格和边际成本，进而影响成本加成的思路，仍可找到些许关联文献。以ISO 9000质量认证为例，一方面，企业获取ISO 9000质量认证可以降低消费者的交易成本，提高产品的档次，帮助企业取得更高的价格（古继宝等，2000)。另一方面，企业支付的ISO 9000质量认证费用和为通过认证对生产管理作出调整的“适应成本”（孙莹、张旭昆，2011)，又会影响企业的边际成本。此外，质量奖、驰名商标（名牌产品）等也都会对企业的产品价格和边际成本产生影响，从而进一步影响企业的成本加成。

四、述评

第一，目前学界主要从出口退税、政府补贴、人民币升值、融资约束等维度分析成本加成的影响因素，但却较少研究产品质量提升对出口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忽视了产品质量提升对出口企业贸易利得所产生的影响。第二，即使有部分学者开始研究产品质量与成本加成之间的关系，但在实证分析时，却多从行业层面数据切入，缺乏微观企业层面的实证研究，且采用的样本数据多集中在2000—2007年，样本信息较为陈旧，也缺乏对影响机制的深入研究。第三，基于企业获得的质量奖、驰名商标（名牌产品）、质量认证等指标构建的产品质量升级对成本加成的影响研究相对较少，更没有考察不同层次的产品质量升级对出口企业成本加成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因此，如何结合中国的微观企业数据，系统全面地研究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对出口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从而阐释产品质量提升所带来的贸易利得效应，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T2DxkIO+WT3SH/O/4MU/plOYpPzlaSvupJK1rONJhS8E5jRegmlbjb9uqGZ/xS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