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质量提升(Product Quality Improvement)反映的是产品质量水平的正向增长变化。通常是企业改进某一生产环节的工艺,使原有产品质量阶梯攀升,进而实现单个产品的更新换代以及企业整体产品质量的提升,因此,产品质量提升是一个渐进的动态调整过程。
目前学界所使用的产品质量提升的评价指标各不相同,主要包括以下四种类型的评价指标。
李怀建(2014)采用出口单位价值法测算跨国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研究指出研发投入带动产品质量升级,产品质量升级是中间环节,高品质的增长以及福利的提升是最终目的。石小霞和刘东(2019)借鉴Hallak和Schott(2011)的方法,研究指出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地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在基于Khandelwal等(2013)方法测算出口产品质量后,国内学者们研究了产业集聚(苏丹妮等,2018)、企业上市(祝树金、汤超,2020)、企业创新(耿晔强、常德鸿,2020)、企业数字化转型(杜明威等,2022)等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或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
部分文献将产品质量增速、产品质量平均增长率作为产品质量提升的衡量指标。Amiti和Khandelwal(2013)根据需求信息推断法测度产品质量后,将产品质量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幅度作为产品质量提升的指标变量,研究证实了前沿距离模型(Distance to the Frontier Models)所预测的结果。余淼杰等(2019)以Feenstra和Romalis(2014)的理论框架为基础,测算了微观企业—产品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并将目的国—年份—企业—产品层面的产品质量增速作为产品质量提升的指标变量。程锐和马莉莉(2019)使用国家层面的五年期出口产品质量平均增长率作为宏观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指标变量,从人力资本结构演进的视角考察一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问题。
质量认证发挥着质量信号作用,其既是反映产品质量水平的重要载体,也是企业提升产品质量水平的重要工具(Sproles,1977)。Besley和Ghatak(2001)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获得国际权威机构认证的企业能够获得更高的绩效。Corbett等(2005)指出:获得ISO 9000质量体系认证的企业产品质量水平更高,市场反应更好。辛大楞(2018)、辛大楞和辛国立(2019)将企业是否拥有国际质量认证作为产品质量升级的衡量指标。宋明顺和熊明华(2001)研究发现,国家层面的质量体系认证数量的增加会显著地促进出口贸易额的增长。孙莹和张旭昆(2011)使用36个国家层面的数据,研究发现出口国和进口国ISO 9000质量标准认证的增加都有利于出口的增长,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出口。
Wisner和Eakins(1994)研究发现获得美国波多里奇国家质量奖的公司在企业绩效、产品质量、员工福利等方面表现更好。Evans和Jack(2003)强调获奖企业最大的收益是其内部对于生产经营管理的改善。获得质量奖、驰名商标(名牌产品)意味着企业在产品质量上存在领先优势,但囿于微观企业数据的可获得性,目前学界缺乏将质量奖、驰名商标(名牌产品)作为产品质量提升或产品质量升级的衡量指标的实证研究,这部分研究还停留在理论分析阶段。
第一,现有文献不加区分地使用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表示企业产品质量的正向动态演变,缺乏对这两者的内涵、联系、区别的理论探讨。第二,产品质量提升反映了产品质量的动态变化,因此完全将静态的产品质量数值作为其衡量指标是有待改进的,而仅用是否获得ISO 9000质量认证或获取ISO 9000质量认证的数量多寡作为其衡量指标又太片面,且没有细化产品质量升级的等级层次。因此,如何从理论上清晰地界定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内涵,如何构建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评价指标,如何反映产品质量升级的不同等级层次,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