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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层面来看，所谓技术赶超，就是技术发展中国家或者地区对处于技术前沿的国家在技术上的追赶与超越。从微观层面来看，技术赶超主要是行业中技术落后企业对于行业技术前沿企业的追赶与超越。从新增长理论的视角来看，技术赶超的问题其实是国际技术扩散的问题。当然，发展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学对此问题也有相应的研究。所以，技术赶超是一个可以从多学科进行研究的经济问题。
韩国学者Lim（2001）认为，技术赶超是指发展中国家沿着技术领先国已走过的技术经济发展轨道，以高于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速度来实现本国的技术进步。在一定的时期内，发展中国家利用这种技术速度差可以实现对发达国家的技术超越。陈德智等（2004）认为，技术的进步路径不是一种连续性，而是非连续性的，技术赶超的目标是迅速提高国家或者地区的技术水平。技术赶超能缩短发展中国家与技术领先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并通过一定的时间赶上甚至是超越领先者。
吴晓丹和陈德智（2008）认为：“‘赶超’一词的英文翻译为catching-up或catch-up，意思是技术上的跟随者与技术领先者之间相对运动的速度及位置关系。跟随者快速进步，缩小它与技术领先者之间的差距，并在具备了一定的技术条件下赶上或者是超越技术领先者。”他们将技术赶超的过程分为两个重要的阶段：第一个是技术追赶阶段，第二个是技术超越阶段。朱雅彦（2010）认为，技术赶超中就已经包含了技术的跨越。技术跨越是技术赶超中一个重要的阶段，也是实现技术赶超的重要环节。
生延超（2007）、欧阳峣和生延超（2008）指出，技术赶超是指某一国家或者地区在技术落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下，通过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在具备了一定的技术条件之后实现对技术发达国家或者地区的超越。在世界经济史上，这种技术赶超的例子屡见不鲜。工业革命后，英国的技术水平大幅度提升超越了荷兰、西班牙等国，美国和德国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分别实现了对英国的技术赶超，日本在20世纪中后期实现了对英国和法国的技术赶超。这些已经发生的技术赶超说明技术赶超是一个现实的经济发展问题。实现技术赶超的国家会在国际技术地位上取代原来的技术领先国，占据优势地位。
格申克龙（Gerschenkron）是较早提出发展中国家具有技术赶超优势并且为技术赶超提供理论支持的学者。格申克龙（1962）指出，由于发展中国家引进的产业技术是技术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技术，所以发展中国家能够迅速掌握这些技术并转化成自己的产能，高效率投入生产。格申克龙认为，正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技术上的差距，为发展中国家技术赶超提供了潜在的优势。他将这种优势称为“后发优势”。后发优势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模仿与创新在成本上存在着差距，发展中国家可以充分利用模仿的低成本来实现赶超。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理论思想促进了相关技术赶超方面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许多的研究集中在分析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能否缩小甚至赶超技术领先国家或地区这一问题上。对于这种赶超能否实现，学者的意见并不统一。
林毅夫（2002）、林毅夫和董先安（2004）指出：“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它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实现技术快速度的变迁。一个经济体技术变迁的速度越快，相同的资本投入下，资本回报率更高。在利润的驱使下，该经济体会出现更快和更高的资本积累和技术积累。”他们认为，随着技术积累达到一定水平，有着更高的技术含量和更多附加值的产业就会兴起，从而促进该国或地区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双向提高。林毅夫和张鹏飞（2005）提出了一个技术发展中国家通过充分发挥本国的后发优势，从而实现对技术发达国家的技术赶超的内生增长模型。在这一理论模型中，技术发展中国家通过模仿技术领先国的技术，使本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发达国家。这种增长速度差距的存在是实现经济收敛的重要原因。林毅夫和张鹏飞的理论模型较好地将后发优势理论模型化，认为通过模仿就能实现赶超的结论与现实的经济现象并不相符。
Mathews（2007）也是后发优势理论的支持者。他认为，后发优势的获得不仅是模仿的成本低于创新，还因为发展中国家可以在技术进步的道路上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而少走弯路。Mathews进一步指出了后发优势的优点，认为模仿者不但有低成本优势，还有路径选择上的经验优势。但是，这一理论没有解释为什么有些发展中国家认识不到模仿的后发优势却愿意进行创新活动。
也有学者不赞同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理论。他们指出，后发不一定会有优势，也可能使自身处于劣势。简新华和许辉（2002）认为：“技术发展中国家是优势和劣势并存的。经济向知识化、信息化及全球化日益发展。这会使得优势和劣势间发生一定的转化。”一些学者从制度方面进行研究，指出后发优势不一定存在，后发是一种劣势（Sachs、胡永泰，2003）。杨小凯（2003）指出，只有对制度进行模仿，才能克服后发劣势实现赶超。一些学者研究指出，现今的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后发优势在新形势下已经不显著，相反，新形势下技术的后发劣势逐渐显现（王文龙、唐德善，2007；曾国安、王继翔，2003）。
虽然在后发优势问题上存在着争论，但是支持这一理论的研究成果不在少数。现实经济中，也存在新兴经济体利用自身后发优势实现快速发展的现象，因此，本书认为，后发优势理论为技术赶超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而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成功赶超实例也为技术赶超的可行性提供了佐证。
Brezi等（1993）从国际贸易的角度建立了世界经济中一个国家技术领先地位周期更替变化的理论模型，称为国际竞争中的“蛙跳”模型。该模型从理论上阐明了发展中国家（地区）实现技术赶超的可能性。他们认为，当一项重大创新技术出现时，在开始阶段这项新技术并不成熟，所以一般情况下，新技术的生产效率无法超越原来旧有技术的生产效率。所以，新技术往往不容易被现如今的技术领先者所采用，而技术水平原本落后的国家更容易接受新技术。因此，技术落后的国家利用本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低于技术领先国的成本优势，可以对原来的技术领先国实现赶超。“蛙跳”模型从国际贸易的角度将技术赶超成功的可能性进行模型化处理，很好地解释了两次技术革命后世界技术领先地位的更替，但并没有解释新技术是如何产生的。现代世界技术发展的趋势表明，新技术更多地产生于技术领先国家。技术落后国家获得新技术会存在内外两方面的困难。从内部来说，采用新技术后如果没有相应的技术人才和产业支撑，就无法消化吸收新技术；从外部来说，随着世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和发达国家在关键技术上的封锁，技术落后国家很难获得最新的技术。
Amsden和Hikino（1994）指出，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让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世界最新、最前沿的技术。通过更多地接触和认识世界前沿技术，发展中国家能够更好地结合本国的优势来确定适合本国的技术发展最优路径实现技术赶超。Amsden和Hikino（1994）指出了国际贸易发展对发展中国家技术赶超带来的潜在好处，但是没有指出发展中国家如何将这种潜在好处转化为实际的技术赶超结果。
Nelson和Phelps（1966）认为，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技术扩散实现技术赶超提供了机会。通过对南亚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贸易后技术水平的提升进行研究发现，虽然南亚国家的技术水平低，国际贸易主要发生在农业领域以及以农业为基础的工业领域，但仍然给这些国家带来技术水平的提升以及经济增长。Reed等（1995）也对这些南亚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提升以及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参与国际贸易的这些国家，技术和经济都有了显著的提升。这一结果并不像拉美学派的结构主义理论（即中心—外围结构理论
）所提出的，国际贸易有利于位于中心的发达国家，不利于处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研究还指出，国际贸易是发展中国家技术赶超发达国家的重要途径。这一结论对发展中国家有着实际的指导意义。
吴晓丹和陈德智（2008）认为，技术具有公共品的特点，扩散的成本很低。这种低成本的扩散为技术落后企业提供了赶超的可行方法。技术落后者要充分利用国际和国内的技术扩散，做好对技术的消化、吸收，为二次创新和自主研发奠定基础。吴晓丹和陈德智的研究得出了与Nelson和Phelps类似的结论：技术扩散有利于技术落后者对领先者的技术赶超。但他们共同的问题是都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整个的赶超路径。模仿技术只是技术赶超中的一个阶段，只通过模仿是无法对发达国家实现技术赶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