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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的情况来看，2023年前三季度服务消费分别拉动GDP增长1.40个、0.44个和1.62个百分点，商品消费的贡献依次为1.14个、0.11个和1.08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服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高于商品消费。从前三季度的情况来看，更是远远高于私人固定资产投资。
表1 2023年美国服务、商品及私人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贡献（%）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欧盟27国前两季度GDP同比分别增长1.1%和0.4%，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贡献了1.32个和0.6个百分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工业增加值分别贡献了0和-0.15个百分点。换言之，经济增量全部来源于服务业，工业则拖累了经济增长。
日本前两季度GDP同比增速分别为2%和1.6%，家庭消费同比分别增长2.8%和0%，其中国内服务消费支出同比分别增长4.4%和2.1%。另外，非居民家庭国内直接购同比分别增长60.9%和8.1%，这部分消费主要表现为国外游客在日本的消费，一般计为旅游收入。由此可见，日本服务业对经济复苏同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第二季度，商品消费出现负增长，服务消费成了消费增长的稳定器。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前三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0%，拉动GDP 3.2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贡献度达到61.5%，远超之前几年40%左右的水平。
第二季度欧盟工业增加值出现负增长，其他发达经济体也不景气。美国第一季度工业生产总值同比增长0.21%，但第二、第三季度分别下降0.34%和0.24%。第一季度日本工业生产指数同比下降1.3%，第二季度虽然上升了1.1%，但从环比数据来看，前两季度分别下滑3.1%和1.3%。由此可见，服务业与工业的分化成为2023年全球经济的一大特征。
2023年，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开始高位回落，9月美国和日本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分别上涨3.7%和3%，10月欧元区则回落到2.9%，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发达经济体通货膨胀已经放缓，但仍高于央行调控目标。
对其他经济体而言，仍然表现各异。9月，澳大利亚通货膨胀水平为5.2%，环比上涨1.2%，且自2020年9月以来持续环比上涨。澳大利亚经济学者认为由于住房、电力、食品等国内成本上升，通胀问题正变得越来越本土化。澳大利亚并非个案，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通货膨胀2022年低于发达国家，但2023年则高于发达国家，2023年9月印度、巴西、南非和俄罗斯通货膨胀率依次为5%、5.2%、5.5%和6%。另外，土耳其和阿根廷两国仍然处于恶性通货膨胀状态，9月通货膨胀率分别达到61.5%和138.3%。
紧缩性货币政策抑制了总需求，对遏制通货膨胀固然产生了积极作用，但其他结构性因素的消失或弱化同样产生了积极作用，且这些结构因素同货币政策并无关联。
一是全球供应链的修复。全球供应链断裂肇始于芯片的供不应求，但2022年下半年开始，全球芯片出现供给过剩现象，由此导致物价回落。同时，海运是供应链的重要环节，疫情后海运成本急剧下降立竿见影地遏制了物价上涨。
二是能源及粮食价格的回落及稳定。本轮通货膨胀发端于能源价格的上涨，国际能源价格迅速传递到世界各国，随着能源价格的回落及相对稳定，同时考虑基数效应，能源与粮食对物价上涨的影响逐步弱化。
三是刺激性财政政策的退出。为应对疫情，欧美等发达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财政刺激政策，大量资金以补贴、减税和失业救济等形式直接进入家庭和个人账户，由此导致个人消费需求激增。疫情后，刺激政策逐步退出，自然弱化了总需求。
2023年全球经济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就业市场的持续繁荣。8月，欧盟27国的失业率为5.9%，为2000年有该项统计指标以来的最低水平，9月日本失业率仅为2.6%，10月美国失业率虽然有所上升但也只有3.9%。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就业压力高于发达国家，但也有明显改善的现象，例如9月巴西失业率为7.7%，创2015年3月以来的最好水平。不过，在就业市场持续繁荣的同时增速却相对较低，尽管美国经济表现较好，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2023年全年增速在2.1%左右。出现这种背离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下面以美国为例探讨。
一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就业的增长。服务业尤其是生活性服务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较多地吸纳就业人员，劳动生产率较低导致行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有限。
二是新冠疫情期间流失的工作岗位回归正常，这样也导致就业激增。
三是劳动参与率下降。2023年10月，美国劳动参与率为62.7%，而2019年同期为63.2%，下降了0.5个百分点，其中55岁以上的劳动参与率为38.6%，比2019年同期下降了1.7个百分点，这说明越来越多的人退出劳动力市场。
四是从全统计口径来看，失业率下降就没有那么明显。美国失业率一共有U1至U6六大统计口径，而美联储所参考的失业率一般指U3失业率。U6包括没有积极寻找工作的人和那些想要寻找全职工作的兼职人员，10月U6失业率为7.2%，比2022年同期高出0.5个百分点。
2023年9月，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的《2023年世界贸易报告》预计全球商品贸易量将增长0.8%，不及4月预测（增长1.7%）的一半，更是远远低于3%的全球经济增速。同时，WTO的报告指出，各区域之间的内部贸易增长比区域外的贸易增长要快4～6个百分点，说明供应链缩短，贸易区域化、碎片化的趋势进一步强化。长期以来，全球商品贸易增速都比GDP增速快1倍，从而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目前出现与历史相背离的现象，迫切需要探其究竟。WTO表示，全球商品贸易增速放缓的确切原因尚不清楚，但通货膨胀、高利率、美元升值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都是导致增速放缓的因素。作者认为，除了上述因素之外，还有如下原因。
一是全球需求结构可能在发生重大变化。上文的分析指出，消费者对服务需求的增速明显超过商品需求，商品需求的相对下降直接影响制造业发展，自然也会影响全球商品贸易。WTO的报告也指出，全球服务贸易不在该报告的分析范围之内，同时指出2023年第一季度全球商业服务贸易同比增长9%。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本文的观点，未来服务需求可能强于商品需求。
二是去全球化及贸易制裁的累积效应导致贸易增速下降。2018年3月美国总统向全球发起贸易战，最后将矛头指向中国；新一届美国政府要求限制中国获得半导体和其他领域的先进技术，并争取包括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在内的合作伙伴参与它们所谓的“去风险”战略。这直接导致了中国对全球芯片、光刻机等高技术产品进口的急剧下降。同时，美国的贸易制裁加快提升了我国芯片产业的自给能力，进一步导致了我国进口需求的下降。
三是疫情和地缘政治促进了生产的本地化。疫情期间防疫抗疫产品供不应求，工业基础较强的发达国家加快了本地化生产步伐，疫情后自然降低了对相关产品的进口需求。俄乌战争让欧洲国家意识到能源独立的重要性，也在加快非化石能源的生产，从而减少能源进口。
四是再工业化及产业回流降低了商品贸易。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提出再工业化的口号，虽然并无实质进展，但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与此同时，日本等国也出现产业回流现象，规模虽然不大，但减少了中间及最终产品的进出口，边际效应相对较大。
在“202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及2023年展望”中，我们的结论之一是：“全球金融体系相对稳健，即使出现动荡，也不会达到爆发金融危机的程度。换言之，金融与资本市场仍然是支持未来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经过一年的时间，这一判断得到了印证，2023年伊始，美国和欧洲银行业均出现危机，但很快缓和，对全球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形成较大冲击。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金融和资本市场的繁荣一方面扩大了财富效应，从而推动了消费的增长；另一方面，稳定的融资市场促进了经济尤其是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这在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更多的风险资本以及更发达的债务和股票市场，使得美国高科技公司较其欧洲同行更容易获得扩张资金，而欧洲企业则更加依赖银行。因此，美国拥有蓬勃发展的科技行业和大量成功的创新公司，而欧洲鲜有此类公司。反过来，美国高科技企业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的复苏，也促进了金融和资本市场的繁荣，形成了良性循环，这也使得2023年美国经济表现迥异于其他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