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2024年上海市经济运行的环境及因素分析

（一）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复杂程度与不平衡性加剧

总体看，2024年国际发展环境依然复杂严峻，地缘政治风险愈演愈烈、欧美“脱钩断链”影响持续显现、顽固通胀不断推迟降息时点，可能进一步冲击全球弱复苏的经济前景，稳住外资外贸继续面临较大压力：

一是全球经济增长疲弱，分化特征明显，不确定性仍然较大。国际经济还处于疫情、俄乌冲突等冲击后的复苏期，但增长仍然缓慢且不均衡，更多突发事件随时可能增添复苏波折。IMF的四次预测中先后对全球增速采取“两增两减”的调整，最新预测中预计全球增速将从2022年的3.5%放缓至2023年的3.0%和2024年的2.9%，2024年预测值相比2023年10月下调0.1个百分点，显示2024年国际经济增长动能仍然偏弱。发达经济体仍是主要拖累因素，2024年仍不能摆脱衰退风险。其中，主要经济体2024年增速走势有所分化，其中，美国在过去一年半的加息周期中呈现出超预期的经济韧性，随着超额储蓄逐渐释放完毕，失业率、销售额等主要指标见顶回落，货币政策收紧的负面影响或于2024年进一步显现，预计2024年经济增速将显著回落；欧洲经济增速则在2023年触底后，2024年有望出现小幅回升。先行指标走势同样反映出全球经济复苏动能不足，9月摩根大通全球制造业PMI为49.1，连续13个月位于荣枯线之下，服务业PMI已从5月高位下滑至荣枯线附近（50.8）。

二是货币紧缩周期即将结束，但高利率时代预计仍将持续，对经济的外溢紧缩效应或将持续显现。经过11次加息后，美国联邦基准利率已达到5.25%～5.5%高位，9月议息会议预测显示距离利率终端可能还有1～2次加息，加息周期正在接近尾声。考虑到2024年通胀下降过程仍将较为缓慢，尤其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引发市场对能源安全的普遍担忧，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固化核心通胀黏性，IMF预计2023年、2024年全球通胀率分别为6.9%和5.8%，较上次预测分别上调了0.1个、0.6个百分点，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美联储将维持较高利率水平以对抗持久通胀。同时，由于货币政策的影响存在滞后性和非线性的特点，货币紧缩造成的经济失速风险正在不断累积，过高的利率水平推升了相关风险，2024年美国经济是否能顺利实现“软着陆”还具有较大不确定性，不排除在通胀与高利率博弈中对经济造成更大损伤，进一步拖累全球经济表现。

三是全球贸易增速有望触底回升，但贸易保护、美元走强、地缘冲突等因素扰动有增无减。WTO预计全球商品贸易量在2023年触底后（0.8%）于2024年将有望回升至3.3%，高于过去12年2.6%的平均水平，但2024年仍有较大下行风险，高利率、高通胀、地缘冲突升级等因素仍对贸易复苏存在抑制作用。美元走强造成汇率出现较大波动，新兴经济体出口将持续承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自5月首次跌破“7”关口后，10月29日跌至7.3082，外汇流动性不断收紧，进出口汇兑风险明显上升，或进一步影响国内出口企业的业务开展与收入利润表现。

四是全球再工业化“军备竞赛”升级，全球产业链调整继续，跨境投资或将进一步萎缩。全球掀起再工业“军备竞赛”浪潮，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掐头去尾”两面夹击。一方面，美国高举国家安全大旗推进制造业回流，英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在跟进效仿，欧美对中国技术封锁层层加码。欧洲《碳边境调节机制》修正案已于10月进入过渡期，2026年起正式实施，预计其影响可能覆盖钢铁、铝、化肥等行业，同时多国开展新能源车国内补贴，并于10月正式启动对中国的反补贴调查，未来可能进一步影响新能源产品出口动能。另一方面，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也加快产业项目的布局引进，制造业快速崛起，在劳动密集型、中低端科技制造业等领域与中国开展激烈竞争，部分跨国企业正加快推进产业链转移布局。此外，地缘政治紧张引发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跨境资本和技术流动阻碍加大，继2022年全球FDI下降12%之后，2023年投资规模继续收缩，预计2024年也将保持低位运行。

但也要认识到，随着主要经济体增速触底，未来国际经济继续下行的空间有限，预计仍能保持3%左右的增长中枢，同时，在国际政治经济力量格局深化调整阶段，我们更要坚定信心、主动作为，善于危中寻机、转危为机，重点把握三方面的结构性机遇：一是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机遇。科学范式深刻变革，新业态新产业快速成长，上海要继续在突破原创性引领性技术超前布局新赛道、抢占科技生产力制高点等领域代表中国深度参与国际竞争。二是新一轮能源结构改革。全球能源系统加速转型变革，国际能源署预计，到2030年全球电动汽车的数量将是现在的近10倍，可再生能源在全球电力结构中的份额将接近50%，能源领域蕴涵着巨大商业机会和投资潜力。三是中国推动和引领的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国倡导和推动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顺应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大势，也符合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共同诉求期待，随着中国“朋友圈”逐步扩充成形，将推动世界各国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内深化合作。

（二）国内形势：结构性支撑与风险考验并存

2023年以来，国内疫情防控平稳转段，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缓解，主要经济指标边际改善。前期积压需求集中释放，消费尤其是接触性消费显著回升，各项稳经济政策继续靠前发力，基建和制造业投资较快增长，新动能势头依然强劲，新产业新业态较快发展。前三季度全国GDP增速为5.2%，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速达到4.9%，显著高于市场预期的4.3%～4.6%；同时环比增速回升至1.3%，基本回到往年季节性水平。从分项来看，出口实质性改善，工业生产表现偏强，投资端逐步企稳，消费增速回升，但内生动能减弱。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2%，比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均处于荣枯线以上。总体而言，2023年以来得益于新冠疫情接触防控措施的解除，中国经济有所反弹，但消费者心理脆弱性、房地产市场下调、出口需求疲软等问题都会在未来再次导致经济增速放缓。IMF在报告中将中国2023年增速从5.2%下调至5.0%，2024年由4.5%下调至4.2%。在经济延续恢复和政策性力量支撑的共同作用下，综合相关机构预测，预计2024年中国经济增速为4.7%（4.2%～5.1%），快于全球以及美、欧等主要经济体。

2024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

三大动力同频共振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一是“内生动力”，疫情“疤痕”得到明显修复，供给、需求两端集中释放。从需求看，消费重新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2023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83.2%，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提升到113%，有效对冲了外需收缩的压力。从供给端看，创新对经济增长驱动作用增强，制造业结构加快升级，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到32.9%，15.3%。二是“政策动力”，各项政策措施落实落细，持续提振市场信心。财政方面，财政支出力度可能边际加速，如近期中央增发国债并上调赤字，可以部分弥补当前地产投资低位所带来的资本形成缺口，有效助推基建投资，将对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形成支撑，稳定总需求。货币方面，为配合特别国债增发，货币政策也有必要进一步加力，目前市场定价的利率水平已经持续低于政策利率水平，不排除央行在信贷周期紧缩压力下“顺势而为”，或微幅调降政策利率，释放稳增长信号。同时，央行可能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基础货币投放，用于地产去库存、保障性住房需求、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金融等方面。此外，在地产方面，稳妥降低存量首套房贷利率、认房不认贷、因城施策调整限购限售、调整首付比例、分三类推进实施超大和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等新政密集出台，看房热度指标显著抬升，新房交易活跃度有所改善，预示着商品房销售的短期拐点已现，居民财富效应预期趋于稳定，将持续扩大国内有效需求。三是“转型动力”，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全球科技创新的广度深度速度持续攀升。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也在此背景下持续推进，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可靠性“三高”行业发展提速，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三化”步伐加速推进，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三新”动能加快壮大，推动中国经济协调性和韧性不断增强。此外，在“自主创新”战略推动下，持续快速的高技术投入以及新发展格局所产生的新布局，特别是国产替代效应将产生系统性效果，持续、全面地提升内需。近期，国内大市场在进行超大规模的补链、提链和壮链，三年持续的高技术投入会产生较好的短期效应。

但也要清醒认识国内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和周期性不利因素。一是传统过剩产能与新兴产业的矛盾。当前我国正处于一种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局面，产能过剩与不足的现象同时并存，一方面，地产及相关的传统制造业（如钢铁、建材等）、低端制造业等产能远超市场实际需求，加上国际市场需求波动的负面影响，更加剧了传统产能过剩困境。另一方面，高端制造（如芯片、生物科技等）等新兴产业则面临供给不足问题，尤其是在品质、技术、服务等多个方面不能满足市场升级后的新需求。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由于大量新增产能的涌入，局部区域产能过剩可能会产生扰动效应，大上快上或有一定后遗症风险。二是房产结构性短缺与结构性过剩的矛盾。本轮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更多包含了人口老龄化加速、长期收入增速预期放缓、区域间产业布局倾斜、人口吸纳能力迥异等多项长期结构性原因。相关政策放松后，短期内住宅销售有所改善，但区域分化趋势延续，三、四线城市库存高企，购买力已经严重透支，给房企后续的销售回款、利润以及现金流都造成了极大压力。总体上能有多大的需求反弹的力度，又能持续多久，目前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预计地产需求见底提前，而并非迅速V形反弹至正增长。此外，头部企业能否快速完成债务重组，对于稳定房地产市场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在债务问题上犹豫不决，房地产市场仍将面临严峻考验。三是地方财政流动性与债务拆解的矛盾。目前，一揽子化债方案正式启动，特殊再融资债券开始发行，化债方案的短期效果好，但中期内依然面临着一些不确定性。未来发更多的债、利息更低的债已经成为共识。隐债余额减少至零并非结束，而是刚刚开始，全口径债务管控难度更大（经营性债务增速和余额大幅上行，未来偿还能否按所谓市场化原则尚未可知）。隐债显性化必然带来当地债务率的上行，不仅影响重债地区再融资能力，政府中期重大项目投资能力也将削弱。随着地产下行，财政偿付能力下滑，财政收支紧平衡或将成为常态。 azKUUax50IPFFXeFkjc5zNT7mT5xcBrSBCT/j6BUJzkbU0nTYRfSTKStYXyhUy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