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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顿·弗里德曼（M.Friedman）生于1912年，是货币主义最主要的代表人物，1946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67年任美国经济协会会长，1969—1971年任尼克松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80年和1989年他曾经先后两次来中国访问和讲学。弗里德曼一生著作很多，最著名的有《价格理论》《资本主义与自由》《通货膨胀：原因与后果》《自由选择》等。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者对利率在经济运行中的调控作用与凯恩斯学派意见相差较大。
弗里德曼认为，货币供给的变动会引起居民持有资产的组合调整。该调整可以直接对就业、产出和收入等产生影响，但该过程可以绕过利率机制直接进行。
在弗里德曼看来，居民资产选择范围并不仅限于货币与债券，而应该扩大到各种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货币不仅与债券等金融资产存在替代关系，而且更与实物资产存在替代关系。当居民实际持有的货币余额与希望持有的货币余额不一致时，居民的资产组合可以在货币、债券等其他金融资产之间进行，也可以在货币与实物资产之间进行。资产组合的调整未必会引起利率的升降，但它会引起各种资产之间相对收益率的变动，从而引起就业、产出和收入的变动。
弗里德曼认为由货币供求决定的利率可以调节国民收入，但对国民收入调节更多的是各种资产的利率，即各种资产的收益率变动情况。
货币供给变动的长期效应只影响物价水平，而使各实际量值保持不变。因为在长期，各种预期都将得到修正而不存在预期误差。
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需求函数具有稳定性。稳定的货币需求对整个经济运行分析尤其重要。假如货币数量增加，由于货币需求函数稳定，故实际货币需求量不变，此时居民持有的名义货币余额比其希望持有量多，因而居民会把多余的货币余额与货币以外的其他资产进行交换，以把货币减少到所希望持有的水平。若所有的居民均采取以上决策，将提高资产的价格，利率下降，于是刺激投资，增加产量和收入，进一步使居民支出增加，致使物价上涨，直到货币实际供应量与居民实际货币需求量相一致。
以上是弗里德曼的新货币数量论的货币需求理论及货币量变动如何影响产出、收入和物价的传导机制理论，主要突出了货币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这是弗里德曼与凯恩斯不同的地方。
弗里德曼反对采取货币数量不变的财政政策，主张采取变动的货币数量的金融政策
。在传统的金融政策主张中，如魏克赛尔、凯恩斯等均主张以利率为指标。弗里德曼对此表示反对，他认为利率作为决定货币需求的因素，不如实际收入重要。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很低，而且货币量对利率的即时影响与其终极影响正好相反，利率很高之时就是货币量增加很多之时，并且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并不相同，调控名义利率往往难以达到预期目的，故不宜把利率作为金融政策的指标。
弗里德曼认为最适于作为金融政策指标的是货币供应量。因为货币需求稳定，影响产出、收入和物价等因素是货币供应量，货币如何供给，关系全局，所以他说“货币至关重要”，如何调节货币供应量成为首要的问题。
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自由经济思想观点对后来理性预期学派产生了积极影响。弗里德曼主张自由的只需控制住货币发行进而稳定利率或通货膨胀率，其他的交由市场。这些重要主张与理性预期学派利率管理思想等具有共通之处。
理性预期学派的理论前提是经济中存在规范和透明的管理制度、信息充分流动、居民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对以后产生理性的预期。该学派认为，从根本上说，中央银行对经济没有影响力。当中央银行欲扩张经济时，虽然可以在公开市场上进行债券买卖以降低利率和放松银根，但通过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以及预期效应，利率会上升并超过最初水平，政府的预期目标并不能达到，因为货币供应量由经济系统内生决定，由此主张货币供应量必须与经济增长率相适应。在治理通货膨胀时，中央银行可以调高利率以减少货币供应量，这种方法行之有效，但它无法以降低利率等扩张性措施来推动经济。
在具有发展中国家典型特征的中国，存在大量的劳动力资源，需求扩张并不会引起劳动力成本和其他投入成本成比例的提高，并且管理上的透明度尚待提高，信息流通不畅等，因而货币内生性理论在中国使用的前提条件并不具备。在分析利率对经济的调控作用时，该理论涉及很少。本研究对这些理论作简单描述，一方面，是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后来中国有些学者认为利率对经济调控作用不明显，或许从以上理论中可以找到某种理论上的解释，为寻找原因及展望其调控理论提供另一种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