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的大背景下，国家陆续出台了“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全面三孩”的生育（fertility）政策。国家希望通过放宽生育政策，逐步提升育龄人口的生育率（fertility rate）。而提升人口生育率的关键之一，是提高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fertility desire/intension/choice）和生育行为。我国社会的现实情况是，大量符合政策条件的育龄人口是在突然之间面临生育或是不生育第二个或者第三个孩子的问题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在相关政策公布后才面临“生不生二孩或者三孩”的生育抉择（fertility decisionmaking）的。因此，在正常情况下“生育意愿—生育计划—生育行为”这三个层次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层次——生育抉择。这一新的层次发生在“生育意愿”与“生育计划”两个层次之间，即“生育意愿—生育抉择—生育计划—生育行为”。如果说生育意愿主要是育龄夫妇关于生育问题的主观愿望和想法，那么生育抉择就是育龄夫妇作出的有关生育的最终决定。因此，生育抉择比生育意愿更接近人们的生育行为，因而也更值得关注。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著作，探讨的正是新的生育政策背景下，城市一孩家庭的生育抉择问题。

虽然生育的功能被置于女性身上，但生育的决策却始终是在夫妻以及家庭的背景下进行的。本书作者将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再生育抉择中的女性身上。作者关注的问题是：与传统生育文化中女性缺乏生育话语权相比，当代女性能否在再生育抉择中把握契机、突破传统地位，对再生育抉择产生影响？作者基于社会性别视角，采用家庭决策与家庭权力理论，运用定性研究的方法，通过对38名已育一孩的城市女性或其丈夫进行深度访谈，对城市已育一孩家庭的再生育抉择是如何作出的、夫妻在作出再生育抉择的过程中是如何互动的、其中女性的作用地位又如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本书将再生育抉择置于家庭决策范畴，依据“谁来作出决策—怎样作出决策—为什么能够作出决策”的思路，努力揭示出女性在夫妻权力、家庭—工作、生育观念、个体价值等方面的遭遇、认知以及选择逻辑。通过将再生育抉择视为家庭决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者首先从夫妻互动维度分析了再生育抉择的四种生成模式，并通过调查数据反映的夫妻在这项决策中的角色地位，发现女性在再生育抉择中往往处于主导地位、发挥主要决策作用。其次，作者从女性话语权的提升、隐蔽地使用“弱者的武器”来参与决策互动，以及凸显家庭导向的性别化策略等方面，论述了城市女性在家庭再生育抉择中如何获得家庭权力、采用何种策略参与决策互动。最后，借助贝克的个体化理论，阐述当前城市女性从为他人而活到为自己而活的个体化取向，这也是女性积极参与再生育抉择的内在动因；同时从外部因素来反思女性主导再生育抉择的现实，提出公私领域的分离以及家庭决策中始终存在的性别区隔是女性“作主”的背后原因，而再生育抉择的生成模式与夫妻角色现状有赖于社会性别规训下的两性合谋。这就提示我们在再生育抉择中应充分考虑女性的意愿并体现女性的积极影响，以促使产生更加积极的生育行为。

通过研究，作者得出了一些有独立见解的结论。比如，与既有研究得出的再生育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经济成本、养育困境等不同，本书提出，夫妻在家庭决策中的互动过程，同样会对决策结果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作为一项家庭决策，城市一孩家庭的再生育抉择不仅受到经济因素的制约，还受到丈夫和妻子在该决策中的互动嵌入程度、互动方式和互动过程的影响。妻子的积极参与使家庭的再生育抉择表现出女性主导的特征，而到底要不要再生育一个孩子则更多地反映了女性意志。又如，新生育政策实施后，在再生育抉择这项家庭决策中，女性处于关键地位、起主导作用。女性夯实了家庭权力基础，策略性地运用性别武器，在与男性互动的家庭决策过程中实现了自己的生育意志。正是现代社会中女性为自己而活的个体化取向，以及社会性别规训下男性和女性的合谋，共同形成了再生育抉择由女性发挥关键作用的局面。再生育抉择在不打破原有社会性别框架的同时，很大程度上发挥了女性的家庭权力，彰显出了女性的主动性与主体性。这些结论和观点给人以新的启发。

我很乐意将甘雪慧博士的这本新书推荐给广大读者，特别是对我国人口发展问题、家庭生育问题、女性角色问题等感兴趣的朋友，你们一定可以从本书的探讨中得到新的收获和启示。我也希望本书作者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继续努力，不断深化自己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取得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风笑天
2023年7月12日于南京溧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