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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园区的诞生，实现了产业发展与科技活动的结合，解决了科技与经济脱离的难题，使人类的发现或发明畅通地转移到产业领域，实现了经济和社会效益。学术界对高新技术园区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但缺乏广度、深度，也没有成为热点。
直到进入90年代，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对高新区的研究才得到重视和深入，
但研究更多地侧重于园区的研究与开发、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园区经济增长等方面，而很少从社会学视角探讨园区发展的社会学问题。
自1951年美国斯坦福工业园区建立以来，这些各具特色被誉为信息经济的“矿山和工厂”，已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在这个背景下，世界各国相继展开了以园区为对象的理论研究。在我国，随着园区建设的发展，在园区研究中形成了新的特点。
世界范围内高新技术园区的蓬勃发展，使它在新科技革命条件下以园区社会的存在方式打造世界经济的同时，也重新界定了21世纪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过程和思路，为此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了对高新技术园区的研究。
从美国硅谷高新技术园区发祥地到波士顿128号公路高科技引发的再产业化，从世界各类科学城的高科技产业化到依托科技创新形成的各类工业园，高新技术园区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而对高新技术园区的研究也最早始于西方发达国家。早期对园区的研究更多地侧重于宏观政策、技术经济、高科技产业化形成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数量不多，相对零散。这可能是由于工业化发达国家园区的形成条件、科技水平、工业基础和社会环境等状况相对优越，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高新技术园区所创造的高科技产业化形式对本国乃至世界经济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因而也很少得到学者们的关注。
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世界高新技术园区的快速发展，以及高科技产业化所带来的影响，人们逐步认识到高新技术园区的出现，使一些国家的城市和地区结构发生了深刻的改变。首先在工业化发达国家开始了围绕园区技术创新成果的应用、劳动的技术分工、新的生产组织和管理形式等问题展开的研究，出版了一些有关园区发展的著述。日本等国家学者也分别从投资政策、园区规划等方面以实验报告的方式展开了相应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出现了对园区系统考察的综合研究。美国伯克利大学社会学教授M.卡斯特尔和伦敦大学规划学教授P.霍尔在《世界的高技术园区：21世纪产业综合体的形成》（中译本，1998）一书中，用描述分析方法对世界十几个高新技术园区进行了综合研究，内容涉及园区人才流动、新的社会分工、园区社会结构变动、园区发展重点和目标、区治政策、协同合作与创新环境、园区社会服务、全面发展战略等方面。此类研究成果，对于从社会视角来研究高新技术园区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国高新技术园区建设虽起步较晚，却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分批和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因此也可以把我国园区看作改革开放的产物。1980年，我国批准实施高技术研究发展规划（“863计划”），1988年又批准实施高技术创业开发计划（“火炬计划”），并于1988年批准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到1994年已经建立了52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园区。这一阶段的园区研究主要侧重于高科技产业化、企业技术创新、园区管理体制改革及相关政策研究，其研究重点围绕火炬计划实施和园区建设展开，但总体来看，在园区初创阶段，真正关于园区建设的研究成果不多，且大多是一些有关园区建设的状况及其评价方面的文章和报道。
1995—2000年，随着我国园区建设的快速发展，园区建设与发展问题逐渐凸显出来，也相继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由原国家科委火炬计划办公室、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等单位组成的课题组，在1993年公布的国家科技园区评价体系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研究，于1999年公布了新的中国科技园区评价指标体系。同年，科技部出版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报告》（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版）。陈益升（1996），张伟（1998），李金华、吴林海、范从来（2001）等分别对高新技术园区考核、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结合园区建设问题，谷祥源、刘建华（1999）等对国家级开发区的定位、发展思路等进行了研究。
进入21世纪，我国园区出现了超常规发展，使今天已建立起来的高新技术园区成为所在省市经济增长快、投资回报高、创新能力强、极具发展潜力的新的增长点。尤其是近年来，我国园区在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园区建设中，越来越体现出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起到的作用，与此同时对园区的研究所涉及的领域也更加宽泛。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一是围绕提高园区竞争力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对园区自主创新能力、创新体系方面的研究；二是围绕创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对园区创新人才、创新环境、创新文化方面的研究；三是围绕市场化相关问题对园区运行机制、风险资本市场、风险投资等方面的研究；四是围绕园区现代化进程对园区工业、信息化、城市化、居民化问题的研究；五是围绕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建设对园区生态和可持续发展、园区和谐、治理结构、社会治安、民主法制等方面的研究；六是围绕社会建设及相关问题对园区社会保障、社会事务管理、政府规划行为等方面的研究。
兴办高新技术园区，是我国回应新科技革命的挑战，围绕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作出的一项重大国策。根据我国园区建设的发展历程，以及来自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对园区问题的理论探索和研究，通过对其总体状况的梳理和分析，不难发现，我国园区自创建以来，依据其实践发展，在理论研究方面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随着我国园区建设与发展进程的加快，园区研究的步伐亦明显加快，研究成果逐年增多。在此期间，由于我国园区建设成绩斐然，需要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宽，需要研究的问题不断增多，尤其是事关园区建设前瞻性的问题、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社会转型问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园区为对象积极开展研究，使园区研究从最初一般宣传性评价研究，转向更多的理论和学术性研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成果的数量不断增多，研究质量也得到不断的提高。
随着我国园区建设在经济社会层面上的日趋完善，园区研究所涉及的领域更为宽泛，其中，许多发展的现实问题需要通过理论研究做出说明，许多重大理论需要通过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做出合理的解释。在这个背景下，使园区研究从初创时期的高科技产业化的园区建设研究，逐步拓展到园区建设中的科技与经济领域的研究，进而拓展到科技与经济、经济与社会领域的研究，再进一步拓展到不同研究领域的各个方面的问题研究，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使园区研究呈现出多领域、多层次、多向度的显著特征。
随着人们对园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深化，园区研究理论水平得到持续提高，创新型研究成果日趋丰富。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社会转型大背景下，对高新技术园区的理论研究是建立在我国园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和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之上的，由于它所呈现的园区经济社会形态特具现代性的特征化，导致传统与现代、发展与现实的冲突表现得也更为显著，使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为园区理论探索和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也使园区理论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且更具有理论创新性的特色。
任何理论研究都是随着发展而不断深入的。随着我国园区的快速发展以及对园区建设研究的不断深入，进入21世纪之后，尤其是近几年，不少研究成果突破了专业的局限，其研究的触角逐步向社会的各个方面延伸，并相继出现了一批侧重于园区社会领域的研究成果。
沈强在《关于园区经济的社会学思考》一文中，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就包括高新技术园区在内的园区经济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文中指出：园区经济的社会意识主要表现在人们的创新意识、信用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的明显增强，先进的社会意识可以超前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对园区的经济发展起推动作用；园区经济的嵌入性，强调经济行动是一种社会行动，园区经济是一种新型的市场竞争主体，它是经济结构调整和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为摆脱简单的合并组合而产生的优质主体的优化组合和高质量要素资源的高效配置。在此基础上，文中对园区经济发展中的社会学问题，分别从园区经济的社会行动结构、园区经济的社会资本、园区的发展创新等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认为园区经济的社会行动结构包括园区经济的内部结构和社会网络，其中社会网络的构建是组成园区资源配置的关键，也是园区建设的核心；园区经济的社会资本是园区最重要的资源，是获取其他资本的基础。
该论文中所提出的某些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对进一步研究园区经济社会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近年来，由于我国园区在应对新科技革命挑战、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也越来越引起社会各领域的广泛重视，使人们对园区的研究也相继从高科技产业化的科技创新领域的探索，拓展到园区经济增长、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轨道上来，并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园区的社会建设，同时也促使更多的学者从多角度展开与社会学密切相关的以园区社会发展为主题的理论研究。其中封华、韦苇在《我国高新技术园区发展的理论综述与现实对策》一文中指出，我国高新技术园区建设方面除了要依靠智力资源以理工类大学或科研院所为依托外，还要培育良好的创业环境；营造发达的金融业，为创业提供投融资条件，从而解决就业难题，促进社会和谐。高新区在提高社会效益的同时，还要注意对环境的保护，节约使用各种资源，不破坏自然景观、不污染周围环境并逐步带动周围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从而提高周围环境质量和发展质量，在推动园区又快又好发展的同时，不断推进园区可持续发展。
梁云飞、赵维双在《社会资本视角下高新技术园区发展对策的研究》中提出，要促进我国高新技术园区良性发展，必须处理好园区各行为主体（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园区政府、金融及中介机构等）的关系，使不同行为主体在交互作用与协调创新过程中，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能够促进创新的正式和非正式关系。正式关系是指每一个企业在其生产经营活动中，有选择地与其他企业或组织结成的长期稳定的关系；非正式关系是指基于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建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网络关系。
此外，近几年围绕园区社会事务、社会管理、社会保障等问题的研究成果开始明显增多。
纪德尚主编的《我国高新技术园区社会发展问题研究》，将目前正在蓬勃发展的高新技术园区作为现代化城市社会的缩影，不仅从经济角度，更重要的是从社会的视角进行了有益的探讨，通过对我国园区成长以及园区总体发展状况的分析和评价，对园区社会发展状况、园区社会发展目标体系、园区社会发展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围绕园区可持续发展问题、可持续发展能力、配套社会化服务体系、相关政策法规、科技与教育创新发展、文化建设与创新文化、新型社区建设与发展、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发展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理论探讨和研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该项研究是国家社科规划资助项目涉及该领域的第一个社会学研究课题，郑杭生教授在该成果出版的序言中给予了中肯的评价，指出该成果通过富有成效的研究，填补了有关高新技术园区社会发展研究方面的一项空白。
总之，自20世纪新科技革命以来，无论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随着学科发展的高度分化与高度综合，不同领域的理论研究相继呈现出“学科的多对象性”和“对象的多学科性”的显著特点。在当前，积极推进多学科参与下的园区社会学研究，不仅合乎理论研究及其发展的时代特点和要求，而且也有利于从不同学科的研究视角出发揭示园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规律。我们看到，今天的高新技术园区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历经二次创业的洗礼，已经快速走到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前列，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相对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今天的园区已成为特具现代性的社会实体。与此相适应，园区研究必须改变以往仅仅从科技或经济角度研究的“惯例”，在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中实现研究重心的转移。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学介入园区研究，既有助于丰富园区综合研究的理论内涵，也有助于社会学在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实现新的理论突破。社会学介入园区社会生活，从社会学视角研究和再现园区社会的形成发展过程，既是社会学立足园区现代化建设的社会实践，以及把握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双重转型所面临的新课题，也是根植于转型社会的中国社会学不断开阔研究视野、催生学术见解、探求理论创新所需要开辟的崭新研究领域。
我国高新技术园区作为改革发展的产物，是在社会急剧变革条件下顺应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要求应运而生的。园区社会现代化建设新的社会实践方式，催生新的社会变革和理论创新，也需要新的理论探索和理论支撑。不可否认，在社会学尚未介入园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的条件下，人们对园区业已形成的特具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和发展方式的认识，无论是理论上的科学阐释，还是实践上的经验评价，都是比较贫乏和不完善的。用社会学理论和观点考察和分析变动中的园区社会，从社会学视角展开问题意识的园区社会研究，通过理论概括从中提炼出社会学新的学术观念和理论观点，既是不断提升社会学对园区社会发展现实解释力、深刻解答园区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之途径，也是不断拓展社会学研究新领域、丰富社会学的研究内容、推动社会学理论发展之期待。
我们从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出发，围绕园区建设“发展什么，怎么发展”“研究什么，怎么研究”等根本性问题，结合高新技术园区发展状况，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关键时期的高新技术园区进行有益的社会学探讨，为推动我国园区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一种可供参考的社会学理论框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园区建设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使得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在不断地寻求解释园区发展的各种理论，园区社会学正是基于园区发展理论而创设的。关于园区理论基础的讨论是经验研究的前提，也是园区社会学建立和发展的依据和基础，同时为我们从社会学视角展开园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和理论依据。
该理论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这一理论认为，一国经济的发展并非均衡地发生在地理空间上，而是以不同的强度呈现于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各自的渠道逐渐向外扩散，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因此，该理论强调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从而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共同发展。与此同时，该理论指出，科技进步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并非可有可无、随机出现的外生变量，科技是最终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和主要动力，区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区域内科技创新的推动。增长极理论是用以解释园区发展的最具说服力的社会学理论之一。以高新技术园区为中心的增长极的形成，有赖于发展推进型企业和以推进型企业为主导的产业综合体。科技创新是产生园区极化效应的动力，建立在商品流和信息流基础上的园区推进型企业和产业综合体，通过开展科技创新活动来增强园区内部企业之间的联系，丰富园区创新网络，进而促进和带动园区经济迅速增长。
该理论是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场域、资本、惯习是这一理论构建的三个核心概念。布迪厄指出，社会由多个不同的场域所构成，每个场域都有自己特定的资本和运行逻辑，行动主体根据在场域中所掌握的资本的不同而占据着不同的地位，各主体之间为改变场域中的力量格局不断进行着争夺资本的竞争和冲突，正是这种竞争和冲突的存在，推动了场域的不断发展；拥有不同习惯的行动主体在场域中也占据着不同的位置，进而决定着他们的社会轨迹，
这些轨迹是由场域的作用力和他们自身的惯习所决定的。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在当代社会学理论中不仅独树一帜，而且具有深厚的理论潜力和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它为高新技术园区创新机制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从场域理论出发，园区的自主创新活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而并非仅仅是单个因素的创新，它需要各种因素共同发挥作用，而且需要一个持续的过程。因此，园区自主创新系统就是一个创新场域。创新场域形塑着创新惯习，创新惯习建构着创新场域，二者之间不断发生着“外在结构内在化”和“内在结构外在化”的双向建构关系。
所谓创新资本，指创新主体从事创新活动时所具备或拥有的各种资源条件，它不仅是创新场域内部竞争的目标，而且是用以竞争的手段。高新技术园区的创新资本大致可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创新经济资本、创新文化资本和创新社会资本。创新场域、创新惯习、创新资本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使创新场域永远处于自主化的发展过程之中，即某个创新场域能够克服其他场域的限制和影响，在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自己特有的本质。任何一个创新场域，都要经历从统一的未分化的初始阶段向分散的自主化的高级阶段转变的过程。高新技术园区创新场域越是具有自主性，它的各基本要素的特质及相互间的联系就越能够适应和促进主体的创新活动，进而该场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就越大。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作为解释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已经越来越多地为国内外学者所采用。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最早将社会资本定义为“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以及网络”
。社会资本作为创新的决定性变量，引起了无数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兴趣。关于社会资本对创新的作用，国外一些学者做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汤米·图拉（Tomi Tura）等认为，创新能力是社会行为主体（个体、组织或网络）在创新活动中所具有的对环境变化做出反应的能力和利用现有资源的能力。
社会资本被认为是网络创新能力的必要因素，它在创新能力的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创新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过程，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会过程，诠释创新过程社会本质最令人兴奋的概念之一就是社会资本。从这一观点出发，高新技术园区的社会资本为说明园区非线性的创新过程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园区社会资本具有不同的形式，主要包括信任、规范和网络，信任度高的园区社会更倾向于鼓励创新，信任度低的园区社会更容易打击创新。规范类似于信任，能约束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促进园区创新合作与创新信息交换，网络为园区社会行为主体创新思想的碰撞与知识共享提供了有效平台。社会资本在园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中扮演着四个重要角色：一是通过降低劳动专门化和分工的不确定性影响园区网络的生产力；二是降低了园区网络的互动成本；三是影响园区网络的协调成本；四是影响园区对知识的获取数量和多样性。
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于1973年发表的《弱关系的力量》一文，对弱关系与强关系的概念给予了界定，明确了关系力量的四个维度，即关系双方的互动时间、情感强度、亲密（相互信任）度以及互惠交换。他提出了弱关系的强力量（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理论。该理论的研究假设为弱关系对于信息的传递与获取起着比强关系更为重要的作用。他从相互接触的频数来测量联系的强弱：交流次数多为强关系，交流次数少为弱关系。
根据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原理，个体的关系强度以及所在网络的异质性程度间接影响了网络个体所获取信息的有效性。在以强关系为特征的企业网络中，企业间相互熟悉，同质性网络意味着企业所获得的大多只能是同质性的信息，信息的有效性难以保证。对园区社会而言，除了企业间的强关系网络，以市场经济为依托的各类信息服务机构、企业孵化器、知识产权机构、资产评估机构、投融资机构、共性技术服务机构等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与企业形成弱关系网络，这种弱关系网络在园区技术创新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与各类中介机构的互动及其所组织的各类活动，集群企业突破了内部强关系网络的束缚，使不同社会关系网络相互沟通与合作，实现了跨界社会团体的交流与联系，获得新的异质性信息。这种稀疏、偶然性的弱关系网络促进了非冗余和最新信息的传播，提高了企业创新所需信息的有效程度。
该项研究正是在上述国内外诸多理论学者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社会学的视角介入来深入研究高新技术园区。当然，园区理论尽管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在当前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仍将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了关键时期，通过加强高新技术园区建设来带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已经成为一项基本国策，这要求我们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不断提出新的理论和研究策略，创造出更具适应性和恰当性的话语方式和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