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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实力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经济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经济发展与经济关联也是世界格局变化的基础。对于全球经济而言，2022年是动荡不安的一年，全世界的高通胀、高债务、高杠杆和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粮食、难民危机，新冠疫情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以及产业链、供应链断链导致的产业危机等多重叠加，使世界经济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呈现严重的衰退趋势，经济全球化处于历史十字路口。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世界经济极大不确定、不清晰、不稳定的2022年，面临较多的内外部冲击，顶住压力持续发展，实现3%的增速，充分反映出我国经济的韧性、潜能和活力。中国经济能够在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中稳重前行，主要是把握住了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方向和大趋势，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克服经济运行中的重重困难和挑战，保持坚定的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力而取得的成果。而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必将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增添新的动能。因为一个开放、自信、稳定的中国市场，将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多动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成就也将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新助力，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创新作出新贡献。
回顾2022年，在中国经济逐渐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最大引擎的过程中，蓝迪国际智库的专家们审时度势、贡献智慧，积极建言献策并提供解决方案。将命运与共视为人类共享美好生活的基石，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稳健发展的道路上不懈努力。着眼未来，中国将持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以海纳百川的广阔胸襟，与世界相交，与时代相通，在开放中创造机遇，在合作中破解难题。在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为全球发展贡献中国力量。通过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协调合作，共同把全球市场的蛋糕做大、把全球共享的机制做实、把全球合作的方式做活，共同努力推动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可持续发展。
黄奇帆
当前，我们正处于“两个一百年”的交汇点，处于全面小康后成为现代化大国、现代化强国的新阶段，是我们向百年强国发展目标迈进的关键阶段。2022年，国内外形势仍存在很多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形势更趋复杂严峻。从外部形势看，全球通胀、供应链短缺、国际局势等问题短期内难以完全解决，经济复苏和增长仍面临不确定性的挑战。从内部形势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等压力。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在新冠疫情深刻冲击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在一些国家不负责任地“甩锅”“脱钩”的背景下，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激励创新，最大限度把中国这个最大规模单一市场的活力激发出来，进而打造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以自身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一切未来和外部的不确定性，未来十五年，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我们需要始终把握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方向和大趋势，保持我们的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力，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全球发展贡献中国式力量。如此，才能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实现国民经济再上新台阶。
受新冠疫情、俄乌冲突、主要发达国家通胀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世界经济复苏增长严重受挫，全球性、系统性的经济和金融风险持续累积。而当前我国经济也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当前和今后我国至少面临以下六个方面的挑战：
一是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大。当前，新冠疫情深度冲击世界经济，主要发达国家货币超发，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全球性通货膨胀渐行渐近。国际经贸秩序深度调整，反全球化逆流时有回潮，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面临更多挑战。“灰犀牛”“黑天鹅”层出不穷，对我国宏观经济稳定造成压力。
二是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偏低。2008年以来，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趋于下降。2019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在1.25%左右，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是美国的40%、德国的43%、日本的63%。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要达到美国60%的水平，也就是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必须达到2.7%。如果未来十五年我国GDP增速达到5%左右，2.7%就意味着它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要达到54%，做到这个很难。
三是资源环境约束偏紧。我国在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同时，也成为资源能源消耗大国，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重要资源进口依赖度过高。长期以来形成的大进大出、粗放发展的经济模式在日益偏紧的资源环境约束面前难以为继，迫切需要向绿色发展、低碳发展转型。特别是我们宣布了“3060”目标（“双碳”目标），要实现它们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四是科技和产业革命日新月异。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核心内容的数字经济，以细胞免疫、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技术突破和应用为代表的生物经济，以零碳、低碳技术开发和推广等为代表的绿色经济正在重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创新链。加上不断拓展的深海、深空探测，脑机协同，人机互动，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未来产业在不断更新迭代。如何把握机会，参与甚至是引领这些科技革命，是中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应当承担的重要使命。
五是社会层面包容发展任务繁重。比如，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凸显。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亿人，占总人口的18.70%，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上升了5.44个百分点。预计到2035年前后，我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又如，我们虽然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但还存在大量人群的相对贫困问题，而且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要比解决绝对贫困问题更加复杂、困难，在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领域仍然存在不少短板，推进实现共同富裕任重而道远。
六是中美“脱钩”。近年来，美国先后对我国发动贸易战、科技战，意图对我国极限施压，全面遏制，“脱钩”或以“脱钩”相威胁已成为美国对华政策工具箱内重要的战略威慑和战术打击工具。不论是从近期政策动向上看，还是从长期战略上看，今后一个时期，美国朝野两党、参众两院都会采取对华强硬政策，把中国作为主要长远对手长期遏制打压。总体来看，围绕“脱钩”与“反脱钩”的斗争，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美关系中长期存在的根本性问题。近年来，美国政府和政客反复炒作的“脱钩”措施大体上包含贸易脱钩、投资脱钩、科技脱钩、教育脱钩、互联网脱钩、资本市场脱钩、金融市场脱钩、SWIFT网络脱钩、外汇市场脱钩、国际规则脱钩十个方面。同时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高风险脱钩事项。美国可能在科技、互联网和国际清算网络这三个方面对华进行“剧烈脱钩”。第二，中风险脱钩事项。美国可能在贸易、投资、资本市场和教育人文交流这四个方面对华进行“半脱钩”。第三，低风险脱钩事项。美国可能在金融机构、外汇市场、国际经贸规则和体系这三个方面与我国只发生“轻度脱钩”。
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中美“竞合”关系中竞争的一面将更加突出，各种形式的“脱钩”将成为新常态。但“脱钩”不一定意味着中美关系全面破裂，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发生中美利益格局的重组与重构。这个世界在变，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是不管怎么变，不管美国的政客怎么换，不管它的脱钩政策推进到哪一步，不管逆全球化的措施怎么推进，都有五个不会变的规律：
一是全球化大趋势不会变，但一枝独大的全球化特征会演变为多极化。全球化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趋势，不是那些政客逆全球化，就能让全球碎片化，特别现在是信息社会，网络把整个世界联结在一起，所以全球化趋势不会变。但全球化格局中有一个趋势会变，就是过去四十年由美国一个超级大国统领的全球化、一枝独大的全球化，会逐渐演变为二三十年以后，也许美国是一极，欧盟是一极，中国也会是一极，俄罗斯、日本、英国这几个国家也将成为比较重要的一极，也就是多极化的全球化。
二是亚洲经济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重心”这个趋势不会变。七十年前，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只有10%。到了20世纪80年代，亚洲经济占世界经济的17%。过了四十年，现在亚洲经济占世界经济的37%。亚洲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一定会呈现继续提高趋势，再过三十年将占世界经济总量的50%。如果亚洲占50%，其他所有洲加起来占50%，这个格局就由二战后美国GDP占世界50%的状况反过来了。亚洲占50%，中国在其中可能占30%。说世界中心向亚洲转移，过去五十年就在不断地转，未来三十年还是会继续这么转。
三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这个趋势不会变。全世界已经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现在正在发生第四次工业革命。每次工业革命，不管是机械化——蒸汽机的革命，电气化——内燃机的革命，还是信息化——信息高速公路计算机的革命，都使原有的、沉没的经济翻身，上新台阶。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数字化综合平台智能化的革命，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最有意义的事情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人不仅参与，还能有一定引领作用，但不是唯一的引领者，美国、欧洲、日本也都是引领者，我们处在引领者的队伍里。
四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趋势不会变。我们以内循环为主，但内循环下的开放格局不会变。
五是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的份额不会变。过去三四十年，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占世界总增长的30%。今后几十年，哪怕中国经济增长放慢了，哪怕每年增长4%、5%，但我们GDP的基数大，从原来10万亿元、20万亿元增长到现在100万亿元，照样占世界增长总份额的30%。这个份额不会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跟世界一起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功能，所发挥的作用会彰显出来。
最后用一句话总结，美国越是采取中美“脱钩”政策，甚至拉拢它的盟国孤立中国，中国越要开放、越要融入世界。
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们谋划中国经济下一程的重点内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大战略做了详细规划。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我们今后长远的发展战略，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会给国民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基本特征呢？这个战略新路径会给国民经济格局带来哪些重要变化呢？在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经济运行将出现以下五个新特点：
一是我国经济发展未来将更多地依赖内需拉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外贸依存度最高在2006年时达到64%，这几年慢慢降下来，2019年为32%。未来，随着中等收入人数进一步增加，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将进一步凸显。过去靠国际市场高度消费的外循环来拉动中国经济的格局将逐步转变为由我国自身超大规模市场的多层次、多样化消费牵引内循环、促进双循环的新格局，外贸依存度将逐步降到25%左右，经济运行将更加健康高效。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不再以实现顺差为目标来一味扩大出口，而是以适度扩大进口、实现进出口平衡为目标。对世界来说，中国是全球最具潜力的大市场，未来十年累计商品进口额有望超过22万亿美元，服务进口总额将达5万亿美元，两者加起来超过27万亿美元。这么庞大的市场需求必将给世界经济带来直接而持久的拉动。
二是我国的工业体系将会更有韧性，更加安全，更有质量和效益。尽管我国现在的工业经济规模世界第一，但我国的工业体系在三十多年的外循环为主体的运行方式下，存在三个明显短板：第一，“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加工业效益低；第二，低端低质量的产品占有较大比例，高端高质量的产品较少，关键技术和零部件被人“卡脖子”；第三，同质化竞争现象严重，低端产能严重过剩，产业内分工不深，对细分市场的开发严重不足。而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运行模式将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使产业链的含金量大幅提升，使供应链的安全性得到有效保障，使价值链的韧性得到全面增强。
三是经济的循环流通将以更高标准的市场体系为支撑。高标准市场体系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高标准的商品市场的体系，另一个是高标准的要素市场的体系。在外循环拉动下，经济增长较为粗放，靠的是劳动力和资本的大量投入，但由于重生产、轻消费，订单为王，重商主义，经济长期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转向内循环为主，不仅意味着要进一步打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环节的梗阻，形成更加畅通的经济循环，还要以推进劳动力、资金、土地、技术和数据等要素市场化配置为着力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简单来说，外循环拉动下拼的是要素的投入成本，内循环驱动下拼的是要素的配置效率，需要有深层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四是支持企业家创业创新的营商环境将更加公平稳定，可预期。持续的社会资本投资的积极性，是内循环下经济生生不息的基础性特征。企业家愿不愿意扩大再生产、愿不愿意从事创新性的冒险活动，与其对经济的预期、市场竞争是否公平、产权是否得到有效保护有关。在内循环下，提高社会资本投资积极性，最为关键的是要采取有力措施，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稳定民营企业家的信心，营造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预期。其核心在于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出的六条举措：一要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二要采取措施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三要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特别是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四要完善政策执行方式，将“加强产权保护”落到实处；五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六要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落实了这六条举措，海量的民间资本一定会在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格局中充分地活跃起来。
五是就业、分配、住房和公共服务将更加均衡普惠持续健康。第一，将形成以就业带动就业的良性循环。第二，将进一步夯实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第三，将按“房住不炒”的定位推动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防止内循环下脱实向虚，要矫正现在房地产一业独大、房价过高挤占居民消费的现象。第四，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会更加均衡普惠。这既是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也是内循环的内在要求，其背后是“人”。公共服务的均衡普惠，有利于“人”这个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自由创造。
我们需要改革、开放和创新。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激励创新，最大限度把中国这个最大规模单一市场的活力激发出来，进而打造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以自身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一切未来和外部的不确定性。要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市场体系、完整的产业体系和科技创新体系，加速创建沿海和内陆健康发展、和谐发展、良性发展的城市群，解决好乡村振兴、农村富裕、缩小城乡差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走向更宽领域、更高层次的开放。
改革涉及多个方位，当下改革的重点就是建设统一大市场。这是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潜力、形成世界经济强大引力场的头等大事，需要我们以改革的思维、务实的措施消除经济系统中客观存在的体制性、机制性阻碍内循环的政策性梗阻，以新政策、新应用拓展市场新空间。从现实来看，当下有八个方面的体制性、基础性的问题，形成了国内市场大循环的堵点：
一是地区间过度竞争产生的负面效应。地区间的相互竞争、比拼经济增速和规模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之一。这是地区竞争带来的积极效应。但地区竞争也有负面效应，低水平重复建设、地方保护等阻碍了市场优胜劣汰功能的发挥。近年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这种现象有所减少，但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客观存在。
二是城乡二元架构导致市场分割。这表现在要素配置方面，劳动力在城乡的流动、区域间的流动仍有不少束缚，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机制还在探索。在商品服务方面，一些地方在农村流通的商品与在城市的同类商品看上去很像，但质量标准差得很远，甚至部分就是假冒品牌、伪劣商品。在交通物流、市场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城乡之间差距比较显著，制约着商品、要素的自由流动，反过来加剧了发展的不平衡。
三是部分领域行政配置资源的色彩仍然浓厚。比如在能源领域，油气进出口仍然高度管制。中国是能源进口和消费大国，却在能源定价上缺乏话语权，这与我们的高度管制政策有关。又如在电力领域，2021年出现了大规模电荒，就是上网电价与煤炭价格不平衡配置造成的。国家为此推出了有序放开全部燃煤发电电量上网电价，电力市场化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此外，还有一些领域存在不同程度的“玻璃门”“弹簧门”现象，一些领域的市场准入，不同地方的政策各不相同，企业在一个地方能注册，但换个地方就不行，等等。
四是物流体系不够畅通，物流费用居高不下。2020年中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14.7%，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美国的物流费用只占GDP的7%，欧洲、日本在6%～7%，甚至连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也只占10%左右，物流成本偏高已是社会共识。其基本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铁路运量比重低，目前仅占总运量的9.5%。一般来说，铁路运输的成本是高速公路成本的三分之一，如果把铁路运量比重提高到15%～20%，将有效节约物流成本。第二，公路收费高。一些高速公路收费几十年了，到期了还在收费；而发达国家的高速公路一旦BOT收费期满，就停止收费。第三，多式联运效率不高，还没有实现基础设施软硬件的无缝对接。
五是部分行业存在人为的限行、限购等政策性梗阻。过去几年，治理过剩产能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有不少行业受到限购、限行、限牌照等简单的政策手段的限制，一些本来可以满足的需求得不到释放。比如汽车行业，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9年每千人拥有汽车量美国为837辆、德国为589辆、日本为591辆，甚至一些亚洲国家如马来西亚为433辆，而中国仅为173辆，应该说市场前景十分广阔。但在一些地方，老百姓明明有很强的购车需求，却因为限号、限牌政策而买不了车。现在一些城市写字楼已经出现产能过剩，而楼房型的立体停车库几乎是空白，从规划上把原来要建的部分写字楼调整为立体停车库，既拉动了消费，又平衡了市场。
六是部分技术标准滞后抑制了需求。我国是当今世界钢铁装备生产线产能最大，但产能利用率较低的国家；我国又是全球钢铁蓄积量不足，废钢炼钢循环经济比重偏低的国家。2020年我国钢结构产量仅占我国钢产量的7%～8%，而欧美等国家（地区）这一比重约为40%，提高各类建筑中的钢结构比重将显著扩大钢材需求，有助于消纳这些先进的“过剩”产能。现在的钢筋混凝土房屋一般寿命为40～50年，钢结构房屋寿命可以达到100年以上，提高建筑用钢标准、推广使用钢结构，既可以使我国现有的钢铁产能充分利用，又可以大幅提升房屋质量、延长房屋寿命，长远来看还能形成废钢炼钢的循环经济，也有利于抗震减灾等，一举多得。
七是要素市场化改革亟须提速。由于种种原因，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在运行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干预过多、市场化运作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问题。目前正在实施的“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等措施有利于提升要素流动性，有利于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聚。有关要素市场化改革亟须按中央的政策措施加大推进力度。
八是国有资本内外循环有待打通。2020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268.5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76万亿元，99%的股权资本是工商产业型资本，总资本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都不高。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国企改革要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建立一批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推动混合所有制发展的要求，可以从现有国有资本中划转10万亿元左右的股权资产来组建若干个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让这些运营公司像新加坡淡马锡或股权基金那样专注另类投资、股权投资，根据被投资企业的效益来决定进退，既盘活国有资本，又推动混合所有制，促进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循环畅通，扩大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力、带动力和控制力。
开放同样涉及各个方位，当下中国开放的重点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落实。建议各地方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化RCEP政策推广和应用：
一是推动RCEP规则在政策制度层面加快落地。要系统梳理地方性的法规制度，落实RCEP在营商环境改善、服务贸易和投资部门开放等方面的强制性义务，同时要着力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二是支持扩大货物贸易。鼓励企业加强RCEP原产地累积规则的应用，支持社会专业机构为重点企业提供RCEP原产地累积规则定制化服务，包括国别关税筹划、锁定高税差产品、将原产地规则纳入生产管理、开展进口关税优惠应享未享情况调查、提供切换协定运用建议等。鼓励企业深挖对RCEP国家的进口需求，引导企业在产品同质同价的情况下优先采购RCEP国家产品，围绕RCEP国家的消费特点研发新产品、开发新市场。推动货物通关便利化，完善通关模式，简化产品预审手续，培育RCEP规则下的“经核准出口商”。
三是扩大服务业开放，支持发展服务贸易。对教育培训、卫生医疗、物流配送、文化创意、科研创新、知识产权服务，对银行、证券、保险、产业链金融等金融行业，对跨境的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各类进出口货物贸易相伴随的服务贸易，进一步放宽准入门槛，实行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的服务业开放。要加快发展与货物贸易相伴随的银行、证券、保险、保理、租赁、金融结算以及跨境发债融资、投资、并购、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等业务。同时，进一步优化与RCEP成员之间的物流体系，建设面向RCEP的服务贸易信息平台、技术服务平台、培训服务平台和融资服务平台等公共服务平台体系。在自贸试验区内落实“简税制”“低税率”的要求，吸引一大批专业性强、效益利润好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企业和专业人才。
四是支持开展离岸贸易、转口贸易、数字贸易等。支持企业应用RCEP规则开展服务外包，发展离岸贸易、转口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型服务贸易。对于合理的离岸转手买卖业务，海关可以根据国际惯例对贸易合同货单、贸易清算结算税单和物流仓储货单实行三单分离审核。以这些政策带动加快发展保税展示进口贸易、转口贸易、离岸贸易、跨境电子商务贸易、数字贸易、服务贸易等。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放宽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及其数据处理中心领域的准入门槛，减少限制范围。
五是支持开展双向投资。在“引进来”方面，注重开展全产业链招商，重点招引掌握三链
的跨国公司，同时用好开放政策将其上下游一并“引进来”，力争在100公里半径范围内打造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的产业链集群。同时，还要注意引进RCEP国家的知名高校、研发机构和世界500强跨国企业来华建立独立研发机构。在“走出去”方面，一方面，要用好RCEP原产地累加规则来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在推动优势产能“走出去”的同时，用足用好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将价值链结算环节留在国内；另一方面，要大力支持中国企业到RCEP成员国投资、收购科技创新企业、知名品牌、优质矿产资源项目等。
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增长，需要全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除了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提升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外，还要坚定不移强化创新：不仅要重视科技创新，也要重视体制机制创新、产业组织创新。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等产业组织层面有新的迭代升级，有更高质量的产业体系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占据主动，才能发挥中国作为最大规模单一市场、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优势。应重点抓好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持之以恒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这是创新的“0—1”阶段，是实现原始创新、基础创新、无中生有的科技创新所必需的。这方面我们有很大短板：尽管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已经达到GDP的2.44%，总量在全世界排第二，但投向较为分散；一些需要长期投入的基础研究领域投入占全部研发费用比重长期徘徊在5%～6%，与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多为15%～20%的差距较大。“十四五”规划纲要已经提出，要在“十四五”末期将这一比例提高到8%。我们期待在此基础上，再经过十年能将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经费的比重提高到15%左右，并逐步提高。
二是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的中小企业不能停留在“杂、散、小”阶段，要重点培育以下三类“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第一类是产业链中起到卡位作用的企业，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及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等领域主营业务突出、竞争力强、成长性好，这是我国形成更具韧性、更加安全的工业体系，建设制造强国的关键所在。第二类是各行各业的隐形冠军，长期专注于某个细分领域，做到生产技术或工艺全球领先、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列，在行业内起到核心导向作用，这些企业往往掌握着某个行业的定价权，控制着整个产业链中30%甚至40%的产值，影响整个行业的利润水平。第三类是专业从事生产性服务业的企业。国际制造业领军企业大都已向服务型制造转型，服务收入已占世界500强中制造企业总收入的四分之一。
三是培育中国自己的生态主导型的“链主”企业。这些企业往往以知识产权为基础来组织全球价值链，已进化成了特殊的商业组织。当前，中国在部分领域已有此类企业出现，我们要倍加珍惜。一是要用中国大市场为这类企业推广应用、迭代技术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二是要鼓励这类企业树立全球视野，根植全球化基因，通过搭建国际交流、项目合作和市场开拓平台，帮助这类企业在全球开展知识产权、行业标准的布局。三是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生态主导型的“链主”企业的共性特征是在底层技术上形成自主的知识产权。支持此类企业发展壮大，强化其知识产权保护就是从根上对其竞争力形成有效保护，这方面需要持续加强。
中国式现代化，是和平崛起的现代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要形成六个方面的发展体系。一是要形成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这包含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高标准的商品市场体系，包含商品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全过程；另一个层次是要素市场体系，包含要素的配置、定价、流转等各方面使用价值。二是要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要以实体经济为主体，制造业为中心。三是要有完整的科技创新体系。任何一项社会科技创新都包含三部分：第一，从0到1，原始创新、基础创新；第二，从1到100，科技成果转化孵化为生产力；第三，从100到100万，转化为生产力的科技成果。经过大规模的生产工业化的发展形成独角兽、新兴产业体系，这三部分缺一不可。四是要形成沿海和内陆健康发展、和谐发展、良性发展的城市群。“一带一路”改变了整个世界贸易格局。从三百多年前的海洋文明转化为海洋文明和陆地文明的双向发展的探试，沿海的海港城市群继续保持原有发展模式、内陆的陆港城市群随着“一带一路”发展，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群构架。五是要解决好乡村振兴、农村富裕、缩小城乡差别。六是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走向更宽领域、更高层次的开放。
我们正处于“两个一百年”的交汇点，处于全面小康后成为现代化大国、现代化强国的新阶段，是我们向百年强国发展目标迈进的关键阶段。在这个百年当中，也许大家会说历史是一年一年堆积起来，任何一年都有其意义，所以每一年都是重要的。量变引起质变，在一百年里每年都在产生量变，但这个过程中，总有某几年是量变引起质变的拐点或上新台阶的质变点。从2023年到2035年，将是十分关键的十二年。这十二年是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十二年，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真正发生“变局”的十二年。中国将迈向新时代，新阶段、新战略、新格局，都体现在三个具有里程碑意义、转折点意义的台阶里。
第一个台阶，2025年中国将跨过中等收入上限，进入世界高收入国家的行列。2021—2025年，即“十四五”期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将从2020年的1.13万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1.4万美元或者1.5万美元。也就是说，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奋斗四十多年，进入了高收入国家，并且让世界高收入国家人数增加一倍多，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第二个台阶，2030年前后中国GDP总量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预计今后十年中国经济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长率，到2030年以不变价计算的GDP将达到160多万亿元，加上通货膨胀因素，以现价计算的GDP将达到180万亿元，折合约28万亿美元；预计美国按年均2%左右的增速，十年后大体也会达到28万亿美元左右。在“十五五”期间，就是到2030年，中国的GDP总量将赶上并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经过了两百多年，中国又回升到世界经济总量第一，是具有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意义的。
第三个台阶，2035年中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提前十五年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2035年远景目标里写了这么一句定性的话。这里有两层内涵：第一，高收入国家收入标准是人均GDP在4万美元以上；第二，到2035年中国实现高收入国家中的平均线、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远景目标，即人均GDP达到2.6万～3万美元是可以想象的。我们将提前十五年实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目标中的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国家的前景非常灿烂，非常鼓舞人心。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亦是百年未有之新机遇，从现在到2035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阶段。只要我们牢牢抓住这个重大机遇，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抓好改革、开放、创新这三件大事，眼前遇到的疫情冲击、俄乌冲突、地缘竞争甚至个别国家对我们的打压所带来的影响，都会逐步化解。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巩固经济回升向好趋势，着力稳就业、稳物价，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力争实现最好结果。我们要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全球发展贡献中国式力量。我们要不畏浮云遮望眼，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实实在在的创新发展成果，扎扎实实推动国民经济再上新台阶。
陈文玲
2022年是新时代的序幕之年，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世界加速进入动荡变革期，旧秩序已破、新秩序将立，全球生产重构、大国力量重组、地缘格局重塑，各类矛盾、风险激化显化。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指出的：“我们正处于万丈深渊的边缘，我们的世界受到的威胁和分歧从来没有如此之大，我们在有生之年面临着最严重的一系列危机。”在这一年里，新冠疫情持续发酵、国际格局剧变、大国战略竞争升级、热点地区冲突此起彼伏，世界经济在曲折中艰难前行。在这一年里，我国经济虽持续经受供给冲击、需求收缩、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考验，却稳健发展，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我国全面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确定性，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奋楫破浪、行稳致远。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我国正通过深化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业态和模式创新，加快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但是，国内国际环境也在急剧地变动和演化，这就需要我们增强风险意识和机遇意识，通过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局势，把握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共创人类美好未来。
从当下来看，世界经济全球化正处于历史十字路口，影响世界格局的变量有很多，主要集中在以下十一个方面。
第一大变量是战争风险骤然增加。俄乌冲突是当前影响世界格局的重大变量。它既是东西方对峙冷战的延续，也是大国关系竞争、博弈、调整的集中爆发，反映了全世界各种力量的比拼和各种力量的此消彼长。这场冲突现在还在进行，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一些国家就开始高通胀，冲突成为影响全球粮食、能源、供应链、物流运输等方面的重大变量，对全球经济和地缘关系的影响非常大。
第二大变量是新冠疫情。截至2022年12月28日，新冠全球确诊病例已累计超过6亿人，死亡人数超过650万人，死亡率是1.1%。新冠疫情对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均造成了严重破坏，其影响仍远未结束，有很多问题值得深思。中国如何能够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同时又与开放的世界共存共舞，与世界各国互联互通，这对我们来说也是极大的挑战和非常大的变量。
第三大变量是全球经济衰退。全世界的高通胀、高债务、高杠杆及俄乌冲突进一步引发的能源危机、粮食危机、难民危机，再叠加疫情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以及产业链、供应链断链的危机，使世界经济面临着空前压力。中国经济持续经受供给冲击、需求收缩、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考验。美国经济增长疲软，再加上通胀、债务，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越来越大。2022年美元六次加息所引发的后遗症，将对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使用美元的发展中国家经济造成重创，带来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美元流出、经济下行，可能会有一批国家受到严重冲击。
第四大变量是金融危机爆发风险较高。美国货币政策急转弯和外溢效应，会给全球带来金融风险，不排除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目前美国正面临四十多年来最高的通胀率，由于通胀水平节节攀升，为了抑制持续高企的通胀，美联储累计上调基准利率425个基点，创四十多年来最快加息纪录。激进加息还引发了全球“加息潮”，多数主要经济体的利率有所上调。前三季度，全球加息达到3次的主要央行有25家，阿根廷等三国央行甚至已9次上调基准利率。2022年10月，欧洲央行宣布自11月2日起将主要再融资利率、边际借贷利率和存款机制利率再次上调75个基点，经过年内3次累计上调利率200个基点后，三大关键利率分别升至2.00%、2.25%和1.50%。加息导致美债收益率上行，整体债务压力加大，全球资产价格必须重估；美元进入上行周期，必然使一些国家货币处于下行周期，一些金融体系不完善、金融账户开放度较高的新兴经济体再次面临货币贬值、资金外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的挑战。截至2022年1月，美联储资产的负债表已经达到了8.77万亿美元，美债现在已经达到了30万亿美元，债务风险很高。
当前收紧的货币政策解决不了美国负债问题，但却会对全球资本流动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美国十年期的国债已经突破了2%的防线，美国要用各种办法，包括战争的办法来转嫁危机，使美元向美国市场回流。所以，货币的风险、金融危机爆发的风险都有。同时，美国仍然在继续举债，债务上限又提高到31.4万亿美元，再延期两年，继续印钞。所以，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变量随时都可能给世界经济带来重要的影响。此外，当美债的危机到来，美国财政部有可能禁止私人持有实物黄金，黄金将货币化，因为美国现在仍然有8000多吨黄金储量，占世界黄金储量的40%以上，如果与美元的风险叠加，将对世界的金融市场产生非常大的冲击。
第五大变量是全球供应链断链的风险增加。有两重因素，一重是新冠疫情因素，疫情严重国家的生产、流通没有完全恢复；另一重是美国，包括欧洲、日本在内，在持续推动缩短供应链和供应链重构，切断产业链并且“去中国化”，现在已进入实质性的实施阶段，全球复杂分工的半导体行业将由此得到肢解。虽然美国重构产业链需要一个周期，但是供应链断链的风险在大大加剧。
第六大变量是债务风险与债务危机。高债务是世界性的问题，也是结构性问题。目前全球债务水平总体处于历史高位。国际金融协会（IIF）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债务总额为303万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2022年第一季度，全球债务总额升至305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比例达348%，第二季度全球债务总额较第一季度减少5.5万亿美元，但这主要是由以不断升值的美元计算导致的，实际上，第二季度全球债务总额占全球GDP的比例比第一季度高，升至350%。2022年，发达经济体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财政状况出现了分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算数据显示，2022年发达经济体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进一步下降至3.6%，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则上升0.8个百分点至6.1%。两者的公共债务水平变化也因此出现分化。IMF估计，2022年发达经济体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例为112.4%，较2021年下降5.5个百分点，其中，美国和欧元区的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例分别为122.1%和93.0%，分别较2021年下降6.0个和2.3个百分点；日本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例为263.9%，较2021年上升1.4个百分点。同期，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例为64.5%，较2021年上升0.8个百分点，其中，中国上升5.4个百分点至76.9%，巴西下降4.8个百分点至88.2%，印度下降0.8个百分点至83.4%。由此可见，全球债务风险很高。
第七大变量是政权更迭、政治动荡。2022年是全球政治周期更替的大年。自新冠疫情暴发三年以来，多国地区贫富差距分化加大、供应链断裂造成就业失衡等问题，使选民们对于政治改革的诉求十分强烈。政权的交替，对一国政治经济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而一个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因政权交替对政策的变化不仅影响本国的经济，还影响着其相关国家的政策走势和经济发展，甚至是国际社会的稳定。政权更迭影响比较大的国家是美国、德国、法国、韩国、菲律宾、埃塞俄比亚、伊朗等。一些政治动荡的国家，如阿富汗、缅甸、乌克兰等，也会对世界经济造成影响。
第八大变量是灾害频发、生态环境恶化。生态环境的危机包括极寒天气、极热天气，包括世界上的水灾、火灾、旱灾、风灾、雪灾、蝗灾，这些都会对整个世界经济、世界政治和人类生存环境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近年来全球极端气候灾害频发，2022年全人类也面临了很多灾难，如菲律宾“海燕”台风灾害，巴基斯坦洪水灾害，印度热浪灾害，中国四川盆地及西北、华北地区洪涝灾害，中国四川芦山地震灾害等。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经过历年历代的发展遭受了严重破坏，气候问题以及新冠疫情已成为困扰国际社会的两大难题。预计未来十年，人类将迎来频繁的极端天气、多种生物濒临灭绝且生态系统面临崩溃。这些都会对整个世界经济、世界政治和人类生存环境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第九大变量是地缘格局深刻调整与演化。地缘格局变化主要是由于美国的小团体主义，重构盟友体系等，美国力推西方中心论、白人至上、美国第一、美国再次伟大，从“罗马治下的和平”到“大英治下的和平”，再到“美国治下的和平”，沿着“新罗马”、新帝国、新霸权的冷战思维轨迹，不断在不同的国度进行霸权转移。世界秩序的形成和选择，几百年来从没有摆脱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调整与演化。近年来，西方价值观所谓民主政治和西方的政治体制式微，世界要回归正常的国际秩序，同时开创面向未来的公平、公正、合理、透明、可持续的世界秩序，就必须与西方主导的所谓“普世价值”“文明价值”“民主”等价值观进行博弈。可以说目前处于霸权地位的美国，是世界的动乱之源、战争之源、灾难之源。地缘格局的变化，要么就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地缘政治、经济、外交关系的重构，要么就是一批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国家崛起，对世界格局变化起到重大推动作用。
第十大变量是中美关系。这同时是影响世界格局最大的变量。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近10年来世界经济增量中的80%以上是中美两国贡献的。2021年中国占世界经济增量的30%左右，美国占世界经济绝对量的24%。所以，中美两大国关系已经超过了双边的意义，具有全球性的溢出效应，对世界经济、世界和平发展、人类的前途命运都会产生重大影响，中美关系的走势对于世界格局是一个最大的变量，两个国家合作将对世界经济产生正向的推动作用，两个国家对抗将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的冲击。
第十一大变量是极端贫困。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出预警，全球将有17亿人陷入粮食危机、金融危机和动荡之中。联合国发布的《2022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陷入极端贫困的人口新增9300万人，四年多的减贫进展化为乌有。据估计，过去两年有1.47亿名儿童的线下教学受到影响。气候危机、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和世界各地冲突增加，使得联合国17项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实现处于危险状态。该报告强调了当前面临挑战的严重性和规模程度，这些相互叠加和交织的危机对人类的食物和营养、卫生、教育、环境以及和平与安全状况产生了连带影响。世界见证了自1946年以来数量最多的暴力冲突，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现在生活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影响世界经济和世界格局的变量，有的是原来积累下来的旧矛盾，有的是叠加的突发矛盾或者增量矛盾，这些矛盾对世界来说，形成了自二战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对此，亟须按照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中所提出的中国主张，推进世界削减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和发展赤字，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寻找世界各国共同繁荣与发展的道路。以和平对抗战争，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战胜独占，以多边主义战胜单边主义。坚决反对把世界分裂成两个阵营、两套体系、两套标准，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经济全球化就会被肢解，人类历史就会倒退。从中长期来看，影响世界格局的五个趋势性问题如下。
一是国际力量对比将继续加快调整和演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西强东弱是历史，是存量，是现实，东升西降是趋势，是未来，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过去已经形成的存量演化为延续到未来的变量，使整个世界格局继续沿着这个方向演进。虽然当前可能会受到一些挫折，发展中国家发展速度可能会减缓，但总的趋势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二是新一轮的思想革命、科技革命、产业革命交织发展，信息革命、数字革命、量子革命会实现突破性的进展，对人类社会和重要领域将会产生颠覆性影响。这也是一个长周期的演化进程，它既延续了过去存量的演化，也会一直延续到未来。
三是世界的经济形态将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正确地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现实社会与虚拟空间的关系，成为我们把握世界经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着眼点。当代经济的基本形态，已跨越了以工业革命为主的阶段，和信息革命或者信息时代、知识时代、数据时代交织在一起。现代经济有两种基本形态：一种是实体经济，另一种是虚拟经济。处理这两者的关系将是未来世界经济的一种常态。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产生了三重关系。第一重：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溢出价值。第二重：虚拟经济、虚拟形态是基于实体但却与实体相对分离的，它可能是和实体经济平行的空间显示，也可能是实物货币、实物商品的虚拟化表现形式。第三重：完全是无中生有虚拟和过度的虚拟，或者是完全脱实向虚的虚拟。现在，全球性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严重失衡，这是当前非常大的问题。但是对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认识，现在还没有破题，未来它将成为一种常态。
四是现在的生态危机、环境变化，不仅影响当代，而且影响子孙后代的繁衍与生息，如果环境继续恶化，人类生存将遭受巨大挑战。地球上每分钟有2500平方米森林被毁掉，近三十年每年森林被砍伐面积为800亿平方米，全球森林正在以平均每年40亿平方米的速度消失。近几年极端天气越来越严重，随着环境的恶化，世界濒临气候灾难边缘，数十亿人已经感受到气候灾难带来的后果。2021年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上升6%，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日本的核污染问题，也是会严重影响生态的问题，我们应该向日本政府明确表达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关切。从2023年开始，按照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的排海方案，核污水排放将持续三十年至四十年，受害的首先是日本，其次是和日本临近的国家如中国、韩国等，全球海域也将深受其害。
五是如何构建更为合理、更为先进、更可持续的全球治理体系、全球规则，既是一个当前紧迫的问题，也是未来长周期的问题。比如国际机构、国际秩序、国际规则、国际治理、国际体系，像安全体系、贸易体系、货币体系、金融体系等，还有地缘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关系，到底怎么处理？大国之间怎么相处？核国家怎么相处？原来有很多规则，但是有一些规则被有的国家破坏了。还有很多规则是空白，比如网络空间如何治理，元宇宙的运行规律是什么，怎么发展才能为人类服务而不是对人类生存安全产生重创等。当前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肢解全球化，反对有意识地把世界变成两大阵营、两大体系，反对把国际规则和标准变成某个国家的私器或政治工具。应该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去殖民化、去阵营化、去政治化、去纳粹化，按照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会议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把推动人类共同发展作为解决全球一切问题的总钥匙。
一是稳字当头，稳中求进。2022年12月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治局为2023年经济工作作出定调——“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在“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下，部署五大政策加六个统筹。五大政策就是财政、货币、产业、科技、社会政策。对财政政策的要求是加力提效，适度加大财政政策扩张的力度，提高政策效能，更好发挥财政撬动社会资金的杠杆作用。对货币政策的要求是精准有力，货币政策力度要够，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投向结构要精准，尤其要支持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六个统筹具有很强的年度针对性和问题导向性。从内外需来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着力扩大国内需求”作为2023年经济工作的第一大任务，“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支持力度”。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协调联动，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政策要有机结合。要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注重在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结合部发力，要适度超前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在减污、降碳，新能源、新技术、新产业集群等领域加大投入，既扩大短期需求，又增强长期动能。
二是关注重大政策，寻找未来机会。2023年经济增速目标定在5%以上。寻找投资方向要从中央的大政方针出发，在政策取向上找投资方向。例如，国家出台《“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有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又如，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肯定也是重要投资方向。另外，要素市场改革所提到的包括土地要素等如何变成市场，怎样进行交易等都是投资者可以关注的方向。我们看好中国的未来，投资中国要看好市场、选好行业、抓住机会。例如，近年来中央对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各方面政策力度也前所未有。要实施科技体制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规划，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使我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不断取得积极进展。
三是需要落实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协调发展。对于区域发展，国家提出加强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纵深，提升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为我国发展提供重要的动力来源。要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充分发挥这些区域的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和动力源作用。要落实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协调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
四是利用好“一带一路”政策，让互联互通成为时代的主流。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发出十周年，连通世界、交流互鉴、合作共赢的“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一带一路”的核心内容是互联互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它的重大作用是通过提高各个国家之间经济的连通性，使各个国家得到发展机遇。“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到现在，中国已经同150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本。截至2022年8月底，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额累计超过12万亿元，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超过1400亿元。利用好“一带一路”政策，通过互联互通，能将边缘地带、落后地区，打造成快速发展或者崛起的经济带，能构建世界网络体系的中心或者重要的节点。各个国家都能在互联互通中实现共商、共建、共享、共赢，实现公平与普惠。
五是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新时代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和问题提供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领导力量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遵循现代化建设的一般规律，又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又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还是中国从一个台阶迈上更高台阶的过程。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序幕拉开之后加速发展的最重要时期。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一是要从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出发，继续释放人口红利，在不断实现人的现代化的过程中推进国家现代化；二是要通过消除相对贫困，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保持创造财富激情和动力的前提下，通过优化制度安排走向共同富裕；三是要在发展经济、促进物质全面丰富的同时，不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四是要坚持绿色发展，坚持“五位一体”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五是要坚持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未来经济发展与经济关联仍是世界格局变化的基础，国家的经济实力仍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具有综合实力的大国竞争博弈，仍是影响今后更长周期的最大变量。因此，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要研究和洞悉世界经济的变动、演化，始终把握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方向和大趋势，保持我们的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力，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我们有信心克服经济运行中的重重困难和挑战，让中国经济这艘巨轮在中国特色现代化事业的助力下，穿越百年世界变局的惊涛骇浪，驶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叶海林
刚刚过去的一年，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世界经济遭受重创。进入2023年，世界经济继续承压，仍受到能源和粮食危机、通胀高企、供应链受阻、逆全球化抬头等严重威胁，增速将进一步放缓。各方都期待世界经济走出阴霾，亟须寻找解决方案，但世界经济面临复杂的风险和挑战，需要各国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和国际合作，才能形成推动经济复苏的合力。新冠疫情肆虐更加凸显全球合作的重要性，联合国日前发布的《2023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也认为，为应对多重全球危机，让世界回到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轨道上，加强国际合作势在必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国际合作难度势必加大，推动国际多边合作，区域小多边合作和区域双边合作，将成为国际合作的主要方式。我们要认识到当今世界正在面临关键的转折点，加强全球性合作以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是不二之选。因此，我们呼吁各国加强对话与合作，以多边主义应对挑战，警惕孤立主义抬头，寻求避免经济衰退之策。我们也需要在不断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加强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携手各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创造更广阔的合作前景。
受到能源和粮食危机、通胀高企、供应链受阻、逆全球化抬头等影响，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据联合国《2023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预测，2023年世界经济增长将从2022年的约3.0%降至1.9%。世界经济增长放缓既影响发达国家，也波及发展中国家，许多国家在2023年面临经济衰退风险。其中，发达国家经济增速下滑幅度高于发展中国家。前期持续紧缩的货币政策和高企的通货膨胀的滞后影响，以及供应链扰动等，是2023年经济增长下滑的主要原因。此外，部分发展中国家还面临债务负担加重等风险挑战。美国、欧盟和其他发达经济体增长势头减弱，也通过多种方式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
2023年，预计全年全球经济发展分化可能性进一步加大。除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的经济体之外，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经济体将承受巨大的压力。影响经济前景的主要因素包括地缘政治冲突发展与演进、主要经济体的政策行动、商业创新与市场主体行动的匹配度等，而多边经贸治理演进等因素也有着重要影响。
首先，我们要有和新冠病毒长期共存的思想准备。新冠疫情的特殊性在于，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国家可以通过自我封闭躲开疫情侵袭。
其次，我们要认识到新冠疫情使得国际社会的纷争现象更加恶化。在疫情开始之前，国际社会已经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我们在疫情期间感受到的国际社会中出现的一些令人忧虑的现象——世界上主要经济体相互脱钩、战略上不信任，甚至相互排斥等并不是新冠疫情导致的，新冠疫情只是使这些现象更加恶化，我们看不到在新冠疫情以后国际社会恢复到之前的基本浪潮，以及国际社会因为疫情原因重新回到团结合作的道路上。
疫情之后的世界国际合作难度大大增加，不仅因为国际机制和组织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力，还在于世界上主要国家，如一些地区大国和国际社会超一流国家，可以说超级大国在这一轮新冠疫情面前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没有担当国际地区合作领导者和产品提供者的这种角色，尽管他们口头上标榜自己是全球抗疫的主力，但是这些国家的表现让人失望，这些趋势很难在短期内改变，而他们对外政策中自私自利孤立主义的倾向，以及利用疫情推行地缘政治的做法，在后疫情时代也会长期存在。
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援助、减轻债务负担等方面加大力度。联合国计划开发署不久前通过社交媒体强调，全球性挑战需要全球性解决方案，多边主义和发展合作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合作是在有限的资源和不确定环境下实现发展利益最大化的重要途径。正如达沃斯论坛的主题所言，合作应发生在各类经济体之间，而不仅是主要经济体之间。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对于全球市场信心的恢复具有关键引领作用。各方应以开放合作而非对抗的方式寻求在2023年增加经济发展的协同推动，向市场释放积极信号并通过协定等机制性框架提供更长期的稳定发展环境，以推动全球经济走势向好发展，力争在优化结构、适应创新的基础上改进区域和全球供应链网络。
在认识到美国对华战略本质的基础上，中国应以更加自信的心态应对美国政府推行的“印太战略”。只要中国坚持斗争、敢于斗争，保持战略对等态势，即使在实力存量仍有差距的情况下，成功抵御美国“印太战略”的全面施压依然是可能的。面对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下来势汹汹的“全面竞争”，如何发现其中的战略弱点并妥善加以利用，是处于实力较弱一方的中国化解战略压力、纾缓战略困境的关键所在。下面将从五个方面来阐述中国具体应该如何应对美国“印太战略”：
一是在战略和外交领域，针对美国的印太联盟体系，立足于我国进行基于实力运用原则的分化瓦解工作。中国应比照毛泽东同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中间派的基本原则“进步势力有充足的力量；尊重他们（中间派）的利益；对顽固派作坚决斗争，并逐步取得胜利”，确定相关工作原则。经略中国周边，中美关系是关键，这一判断是正确的，但其核心要义不是中国能否给周边国家提供多少好处。中国应该认识到，不论是澳大利亚、日本等美国铁杆盟友，还是印度等伺机而动的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国家，抑或处于观望状态的东南亚国家，他们在中美两国之间游移的决定性因素都不是中国能给他们多少好处，而是中美双方谁在本地区的博弈中占据上风。
二是在安全领域，军事和非军事手段并用，应对美国的新作战样态军事威慑。美国正在形成并推行新作战样态的军事指导思想，即所谓“创新的美式战争模式”。美国新军事学说强调要采取军事和非军事手段并用的方式，利用天电网空间配合传统的海陆空空间，超越前方和后方的边界，在敌方内部分裂势力的配合下，实现瓦解敌方政权的意图。对于这种策略，中国应一方面通过强化军事力量的建设和使用，展示敢于动武的决心，向美国明确为祖国统一、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不惜一战的底线，明确对美国传达解决台湾问题势在必行、时机确定和方式选择权利在我方的战略决心，粉碎美国试图利用台湾“乌克兰化”以恐吓中国的幻想。另一方面，加强对国内各种崇美恐美势力的压制，清除所谓美国“遏华棋子”，要从抵御美国新战争模式威胁的高度认识清除美国利益代言者的重要性。
三是在科技领域，认识到双方在这个领域矛盾的结构性，做好高科技合作彻底断绝的准备。美国对华战略的核心目标是防止中国进一步崛起，对华技术封锁是关键手段。在这方面，中美没有达成共识的可能性，美国未来必将继续加强对中国的高科技阻断的图谋，其实施手段将越来越不受现有国际机制的限制，也会越来越不受美国国内少数和中国利益关系密切的企业及集团的牵制。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和美国普通制造业不同，并不必然要求与中国进行产业链和价值链对接。中国需要未雨绸缪，为美国未来不断强化的技术隔离措施做准备，主要依托国内市场，构建“去美国化”的中国高技术产业链和价值链，同时在海外高科技市场中积极探索独立于美国而由中国主导的区域合作网络。
四是在经济领域，对“印太经济框架”坚持包容思想，深化既有的开放性地区合作框架，推动经贸领域良性竞争。要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落实和升级，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的工作，尽快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3.0的建设。
五是在对外传播领域，敢于主动传递中国主张，澄清中国立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意识形态斗争将成为中美博弈的焦点。中国应积极应对，一方面，用美国的话语体系戳穿美国的“双标”，在国际传播中，对新冠疫情、种族矛盾、海外战争罪行等问题适时、主动发声，亮明观点；另一方面，重点针对亚太周边国家深入开展公共外交工作，利用、发挥文化纽带作用，传播亚太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用东方伦理阐释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中国倡议。
新冠疫情肆虐凸显了全球合作的重要性，疫情期间中巴守望相助，证明“一带一路”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佳实践平台。亚洲国家在新冠疫情期间表现出的团结性是帮助亚洲地区率先走出疫情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对于疫情的看法很大程度上来自我们对以往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以及对于疫情暴发前国际基本格局的认识。“非典”流行病学的记忆给了我们非常深刻的教训，让我们认识到疫情必须提早应对，依靠国际合作加以应对。因此，亚洲国家在新冠疫情面前表现出2003年抗击“非典”时的团结精神。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经验，也是帮助亚洲地区率先走出疫情重要的机制化优势。而在其他很多地方没有看到国际合作，我们曾经认为是国际合作典范的区域一体化机构，比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都没有表现出疫情面前国与国合作的诚意和能力。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世界各国的国情千差万别，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抗疫方法，也很难有一种方案适用所有国家，只有基于本国国情、充分动员各种资源来积极应对疫情，加强国际合作，才有可能取得全球抗疫斗争的胜利。
2022年，我们见证了危机与挑战。俄乌冲突、大国博弈、封锁制裁、疫情灾害等，种种挑战、冲突叠加投射在全球格局的方方面面。伴随着百年变局纵深演进，世界面临的风险挑战上升，国际秩序在剧烈动荡中探索新的平衡。虽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多极格局却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所有反对霸权主义的力量依然致力于团结合作。2022年孕育着变革和希望，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勇毅阔步前行，“中国式现代化”日渐成为解码中国发展的重要关键词。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中国外交在变局中劈波斩浪，在乱局中勇毅前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彰显大国外交的使命担当。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十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帮助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改善了经济发展状况，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全球发展进程的角度来看，中国方案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推进一个个具体的项目上，还在于为广大寻求改善经济状况、推进自身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参考、新的选择。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携手各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带来了更广阔的合作前景，为全球发展增添了活力。未来，中国在致力于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将更加注重加强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前进。未来，中国也将继续扎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平等参与、包容普惠中创造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这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意愿，也是时代的必然要求。
李礼辉
2023年是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党的二十大报告铿锵有力地向世界交出了破解困扰全球发展的世界难题的中国方案——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安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而金融作为实体经济血脉，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肩负着重要使命。“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化了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对金融工作提出了更高水平、更现代化的要求，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金融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发展方向和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提出了“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目标。在深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中国金融业正加速回归实体经济本源，助力经济结构调整。摆正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是经济保持健康稳定的基本前提，也是经济保持韧性、抗击打压的基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数量很重要，质量更重要，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就有可能改善资本和资金要素的边际效用，用相对少的金融投入，拉动相对多的经济产出，提高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因此，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要回答好如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的时代之问，就必须找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突破口，探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新思路。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需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打好财政货币政策的“组合拳”。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着力扩大内需。”这一方面说明财政货币政策可以在扩内需、稳增长方面发力；另一方面说明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才能不断提升宏观经济治理的质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要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下，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才能够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我国是近年来少数坚持实施常态化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稳健的货币政策为稳增长、稳物价、稳就业、稳国际收支创造了良好的金融环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要处理好政策调控与市场调节的关系，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避免政策运用影响到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同时，需要在加强金融宏观调控下坚持适时改进，在多重目标追寻下探求动态平衡。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拉动民间投资是宏观政策上的一个突破口。2019年以来，新冠疫情冲击叠加地缘政治冲突，放大了经济结构调整在微观层面的负效应。民营企业的经营困难增多，民间投资的能力和意愿降低。由于疫情和地缘政治对实体经济的双重冲击，民间投资降到谷底，新增民间投资下降趋势显著。民间投资涨幅显著放缓，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营企业在经济转型升级阶段遇到的困难：赚钱难，寻找新的合适的投资机会更难。为应对这种情况，下一步应落实好鼓励民间投资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用市场办法、改革举措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增强民营企业长期投资的信心。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一是要运用好财政金融政策工具支持重大项目建设、设备更新改造，要形成更大的实物工作量。推动项目加快开工建设，确保工程质量。要加快设备更新改造贷款投放，同等支持采购国内外设备，扩大制造业需求并引导预期。要支持民间投资参与重大项目，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基建、交通等领域。支持民间投资参与重大项目，一方面，可以促进投资资金多元化，获得更加广泛的融资渠道；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民营企业找到更好的出路和投资渠道，缓解民营企业经营压力。二是要促进消费恢复并使之成为经济主拉动力。扩大以工代赈、以促就业增收入带消费，将消费类设备更新改造纳入专项再贷款和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2020年以来，国家陆续出台的一系列稳经济、促增长、扩投资和促消费的政策举措的实施，逐渐缓解了外部因素给国内经济持续增长带来的压力和风险，推动了民间投资的发展，使得经济进一步回稳向上。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推动数字化创新是发展战略上的突破口。数字化创新最重要的经济意义，一是实现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二是扩展长尾群体的信用发现和供应链的信用传递，让普惠金融变得触手可及；三是推进数字金融全面落地。
实现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需要协同推进实体经济、网络经济、元宇宙经济建设。按照现行的统计口径，中国把“数字产业化”归属于窄口径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产出，包括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要素驱动业四大类；同时把“产业数字化”归属于宽口径的数字经济产出，涵盖应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为传统产业带来的产出增加和效率提升。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数字技术成为新兴的生产力，是变革传统生产方式、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就能产生倍增的经济动能。中国现在已经是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大国，数字化可以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可以抓住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数字化创新可以成为稳经济、促增长的新动能。分析研究2022年上半年各省市经济发展情况，浙江省经济核心指标都在全国前列，数字化创新是重要驱动因素。
实现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需要继续促进网络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网络经济正在迭代，随着互联网的智能化，网络经济已经从电商、支付、物流等生活服务领域，扩展到生产和经营性质的供应链商务圈，以及文化交流等领域。供应链平台能够无缝连接供给、物流和金融服务。人们使用的云端会议平台，可以线上线下无缝连接。网络经济最新动态，主要是眼球效应和流量效应，其逻辑是：话题引发关注，关注引发场景，场景引发流量，流量引发数据，数据创造价值。2022年1—9月，全国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4.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7%，前者高出3.3个百分点。2022年上半年移动数据流量增长超过20%，网络用户规模9.95亿人，接近10亿人，短视频用户规模9.62亿人，位居世界第一，充分激发了经济动能。
实现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需要推动元宇宙经济建设。元宇宙是全新的概念。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在2022年9月13日召开会议，为元宇宙概念作出定义：人类运用数字技术构建的，由现实世界映射或超越现实世界，而且可以与现实世界交互的虚拟世界。目前，元宇宙的经济意义仍混沌未开，但是元宇宙潜在的爆发力值得关注。应用好元宇宙，能产生拉动第三产业经济产出的新动能。
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普惠金融一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难就难在，长尾群体的信用发现难，风险成本高，普惠金融在商业上难持续。数字经济时代有了解题的新路径：扩展长尾群体的信用发现，扩展供应链的信用传递，让普惠金融变得触手可及。
近年来，我国的大型商业银行和中小型商业银行共同发力，应用数字化技术，消除普惠金融痛点，满足长尾群体的金融服务需求，取得了显著成效。数字化创新让普惠金融具备商业可行性：通过大数据风险控制技术，解决银行与客户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实现风险可承担；通过线上化业务模式，解决人工服务成本高的问题；通过新型系统架构，实现高弹性、低试错成本，优化成本结构；通过互联网产品设计，快速应对市场诉求；通过数字化精细运营，覆盖小微企业成长全周期；通过数字化精准营销，提高小微企业融资便利性。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明确了方向。
这次新冠疫情是对金融机构的全面考验，也是对数字化金融服务的一次全面考验。数字化能力强的，自然抗疫行动快，覆盖面大，效果明显。此次疫情提醒我们，迫切需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加速推进：
一是加快技术创新，推进数字金融全面落地。广大金融机构都应将金融科技提到更为重要的位置。应用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化技术，打造端对端、点对点的立体交互的金融服务体系，打造云办公、云监管的跨越空间的金融管理运营模式。金融监管部门既要主动管控技术创新、业务创新可能造成的潜在的金融风险，也要自觉避免监管技术落后、监管制度滞后可能造成的监管真空。
二是加快制度创新，推进普惠金融全面落地。应用大数据、区块链技术，可以建设数字信任机制，打造普惠金融的技术平台。与此同时，要抓紧解决信贷机制问题和长效性制度问题。小微企业政策扶持具有即期效应，而制度创新应该立足于完善机制，长远见效，从根本上解决金融资源配置失衡的问题。融资成本和风险成本是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核心成本，市场融资成本降低了，商业银行才有可能进一步降低对小微企业的信贷价格。央行的货币政策既要实现货币供给总量控制和市场流动性调节的功效，又要实现降低金融市场总体融资成本的功能。多年来的货币政策在流动性调节方面成效显著，今后一定时期，希望央行在市场融资成本控制方面给商业银行留有更大的空间。在风险成本管理方面，应该坚持市场化的定价机制，金融监管机构可以管控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贷款的平均利差幅度，而不宜限定最高利率水平。信贷定价如果无法覆盖融资成本和风险成本，就难以持续发展。财政税收制度也有必要对金融机构的小微企业融资业务给予税费减免，支持金融机构为小微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数量很重要，但质量更重要。应该着力提升资本和资金要素的效用，促进实体经济补短板上水平，用相对少的金融投入拉动相对多的经济产出。因此，在新的转变中的经济形势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要有新的思路：坚持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审慎的金融原则，用数字化创新赋能增效。
一是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其他国家和经济体对比，中国的经济结构更完整因而有更强的伸缩韧性，供给侧产能远高于本土需求因而有更多的腾挪余地。因此有条件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例如，适度提高财政赤字率，短周期内财政赤字率可以提高到4%～5%；增加长期国债和专项债的发行，募集资金用于重大项目投资，亦可用于置换地方政府的债务，激活地方政府的财务动能；在数年内保持减税降费政策的持续性，扶持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恢复活力。
二是坚持审慎的金融原则。保持适当的社会融资规模，平稳增加金融投放，进一步优化融资结构。支持国家的关键项目建设，支持国企投资和民间投资，增加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需要注意的是，金融资源配置与财政资源配置的区别是存贷硬性平衡、期限适度错配、借贷必须偿还。因此，即使是在稳经济促增长阶段，也应坚持审慎的金融原则，避免大水漫灌造成无效信贷投放，产生新的不良资产。
三是金融工具数字化。例如，提升供应链金融的数字化水平，应用人工智能、区块链、5G网络等技术，构建能够无缝连接供给、需求、物流和金融的供应链平台，扩展供应链的信用传递，实现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一体化，从而降低供应链整体的融资风险，降低供应链内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又如，建立金融数据要素融合应用系统，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在实现数据共享的同时保护数据隐私，在提升数据资源价值的同时保护数据安全。再如，建立数字资产市场平台，对数字化专利技术进行登记、认证、议价和交易，促进技术专利数据在市场主体之间的高效流转和有偿共享，促进科技创新成果的实际应用，促进产业升级增效，实现技术信息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价值最大化。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需要实施高效的金融监管。数字化技术创新正在改变金融服务模式，逐渐形成交互、交叉、交集的金融新业态。金融创新呼唤监管创新。应建立数字化金融监管综合系统。数字化金融监管综合系统的主要意义是，完善金融基础设施，降低监管成本和被监管成本。这个系统由金融监管部门共建共享，能够覆盖所有的金融机构，能够穿透不同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务，共享多方监管数据，执行一致性的合规标准，实现金融监管全流程、全方位的智能化，超越流程复杂、耗费资源的现场监管。建立数字化金融监管综合系统，应关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应该打破制度性数据孤岛。目前的问题是，涉及企业的信用数据，分散在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工商行政管理、税务、海关等不同的局域系统中，开放共享的水平不高，影响公共数据资源的价值发现。应该通过立法和行政指令的方式，改变公共数据的“行政部门所有制”。国家应该建立标准统一的公共统计制度，建立集中统一的公共数据库，建立互联共享的公共数据应用系统，形成能够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
二是应该保护个人数据隐私和数据安全。万物互联意味着数据的集合，但集合并不能自动解决数据孤岛的问题，甚至会形成数据垄断。技术性数据孤岛当然可以成为数据占有者的资源优势和竞争优势，但站在国家的立场，这种数据垄断可能妨碍公共数据发挥应有的社会价值，也有可能因商业利益或安全疏漏发生侵犯个人隐私的问题。所以，数字经济时代更需要切实保护数据隐私。中国的国情与西方国家不同，我们不宜照搬西方法律的具体条文，但应该强调数据所有者对隐私数据的基本权利。我们迫切需要更新安全定义、安全技术、安全制度，构建一个全新的数字安全体系，切实保护数据资源的安全。
实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业的大力支持，而金融业自身实现高质量发展也是服务好实体经济的重要前提。金融本源必须传承，金融服务也必须创新。在数字经济时代，各行各业都在探索数字化转型中的新机遇，我国应该抓住这个机遇加快数字金融制度建设，抓紧制定数字化金融监管、数字货币监管、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等数字金融制度，在全球数字金融制度和规则的建设中，主动参与并积极争取话语权，加强国际监管协调，促进达成监管共识，努力建立数字金融国际监管统一标准，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展望未来，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越发紧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将进一步加大，需要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深入推进金融业改革开放。需要积极探寻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金融发展的新路径、新举措，构建中国式现代化金融体系，实现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助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迟福林
当前，国际安全与经济秩序正在经历重大调整，发展与冲突并存成为全球突出矛盾，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发生某些重要变化，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了历史路口。在这个大背景下，发挥好RCEP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的作用，加强中国与东盟等RCEP区域合作，其战略性、全局性、紧迫性全面凸显。海南具有独特地缘优势，在RCEP与中国大市场中的战略枢纽地位凸显。抓住RCEP生效的重大机遇，海南自由贸易港要在服务大局、把握大势中推进更高水平开放，使海南自由贸易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扮演好特殊的战略角色，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海南力量。
当前中国与东盟关系进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新阶段，以打造重要开放门户为目标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拥有地缘优势与高水平开放的政策制度优势。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三十周年之时，双方正式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东盟合作交流进入新阶段，双方经贸合作蕴藏更大潜力，也将在推动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此外，海南自由贸易港有条件成为中国与东盟全面战略合作的重要枢纽。海南与东盟国家地缘相近、人文相亲，既具有面向东盟最前沿与地处RCEP中心以及背靠超大规模中国内地市场等优势，也具有最高水平开放政策与制度优势。在海南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自由贸易港，就是要充分发挥其独特作用，将其打造成为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自由经济区、公共卫生与健康合作示范区、蓝色伙伴关系核心区以及全面人文交流特区。
最后，海南自由贸易港有条件成为中国与东盟市场的重要连接点，吸引国内高水平企业在海南建立面向东盟的总部基地，助力东盟企业开拓中国国内大市场；有条件成为中国与东盟商品和要素双向流动的大通道，提升对中国—东盟跨境供应链发展的促进、服务作用以及对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的服务功能；有条件成为中国与东盟区域性国际人文交流中心，全方位开展与东盟各国的人文交流活动。
一是要加强与东盟经贸合作及人文交流。加强与东盟经贸合作交流事关我国高水平开放全局，是重大国家战略。作为全球经济活力最强的地区之一，东盟在我国以高水平开放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提升。预计到2030年，东盟GDP将达到4.5万亿美元，并将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特别是在现有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秩序有可能在某些方面被打破重构、逆全球化将更加突出的情况下，抓住RCEP生效的重大利好，务实推进我国与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强与东盟经贸合作及人文交流，扩大地区内经贸融合度与利益交汇点，是我国在大变局下赢得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重点。
二是要将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RCEP下中国与东盟合作交流的战略枢纽。海南地处RCEP中心位置，也是我国面向东盟的最前沿。依托区位优势，做好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与RCEP的叠加集成，使海南自由贸易港在中国与东盟的市场联通、产业融合、规则衔接、要素配置中发挥枢纽作用，成为两个市场的重要交汇点，这是大变局下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重要开放门户”的重要抓手。
三是要努力将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中国与东盟高水平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自由贸易港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安排总体优于RCEP相关规则。海南自由贸易港不仅要推进RCEP规则先行落地，还要充分发挥单向开放的灵活性、主动性，同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CPTPP成员国开展更高水平的双边、区域合作，使之成为RCEP区域高水平合作交流先行区。在这方面，海南有条件，也有可能。关键是要把握大势，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创新，对标CPTPP尽快出台相关的重要举措。
四是要发挥海南自由贸易港在推进南海区域经贸与安全合作中的独特作用。以海南自由贸易港为重要平台，与条件成熟的南海地区内国家开展更大力度的双向开放、实行更加灵活的产业项下自由贸易政策等，不仅有利于推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巩固与发展，而且有利于南海长期和平发展。例如，打造油气共同开采圈、海洋共同环保圈等。
一是要以建设“两个总部”为重大任务。面对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新形势，海南自由贸易港要适应大势，以建设“两个总部”为目标，加快形成相关的政策与制度环境。一个“总部”，即形成国内企业面向东盟市场的总部。这需要形成更具吸引力的相关政策与制度设计。另一个“总部”，即吸引非RCEP成员的企业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面向中国市场的区域总部，使海南自由贸易港成为全球投资者分享RCEP红利的重要平台。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新形势、新背景下，引导、鼓励国内企业尽快以海南自由贸易港为总部基地，到东盟国家投资布局，尤其是制造业企业、数字经济企业以及相关旅游文化企业等，以尽快增强中国与东盟经贸人文交流合作的凝合度，推进中国与东盟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体化，这是大局、是大势，具有相当大的战略性、迫切性。其二，将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中国与东盟合作交流的战略枢纽，要以全球与区域生产、销售、合作网络为依托，也需要以国际化的服务、人才、平台为支撑。从新加坡、中国香港等自由贸易港的发展经验来看，集聚一批全球或区域性总部企业是提高自身在区域合作中地位作用的重要条件。例如，目前约有2.6万家国际公司立足新加坡，三分之一的《财富》世界500强公司选择在新加坡设立亚洲总部；2020年，在中国香港设立的地区总部企业有1504家，主要集中在贸易、金融、专业服务领域。大量的全球或地区总部企业集聚不仅产生了巨大合作需求，也提供了高效便捷的合作网络和国际化的服务体系。
二是要用好RCEP政策打造“两个总部基地”。RCEP以非服务业领域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方式推动区域内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并以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相结合的办法推进区域内服务贸易整体开放，不仅能明显提升RCEP区域内贸易投资环境的稳定性与透明度，也将带动区域内产业链整合调整。在这方面，海南自由贸易港要尽快实行更创新的开放举措与政策安排。当前，最为重要的是国内企业面向东盟合作的“总部”建设。要从这个“总部”需求出发，支持海南出台一系列有吸引力的相关政策。例如，“两个15%”的所得税政策要全面普及。
三是要以打造“两个总部基地”为导向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政策体系。例如，尽快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中“非金融企业外债项下完全可兑换”政策具体化，将“新增境外直接投资取得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政策”制度化，稳定企业中长期预期。同时，考虑到RCEP成员国农业增加值约占全球的43%左右，且东盟国家农产品与海南高度重叠，建议加快吸引国内龙头企业将海南作为走向东盟的区域性总部基地，并在海南加快布局以加工、包装、保鲜、物流、研发等为重点的农业制造业项目，通过“零关税”和原产地政策进口东南亚国家的农产品在海南进行精深加工。
一是需要以特殊举措建立新冠疫情下中国与国际交流尤其是与东盟交流的特殊区域。首先，要尽快成为RCEP成员国交流与能力培训的重要平台；其次，要以博鳌亚洲论坛为支撑，成为疫情下我国的国际交流、交往的“特区”。在这方面，北京冬奥会已提供了疫情中举办大规模活动的管理模式。
二是需要适时放开面向东盟的劳务市场。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是全球劳务派遣服务大国。要适应各方需求，适时放开面向东盟的劳务市场。例如，通过配额管理、完善社会治安管理制度等方式，在海南率先引入菲佣等技能型外籍劳工，为国际化人才和海南中高收入家庭提供优质家政服务；更加重视青年交流，开设面向东南亚国家的来华留学生学习、实习、就业绿色通道，邀请RCEP成员国内的青年企业家、青年意见领袖等通过参与调研、实地体验、举办青年论坛等方式，增进RCEP区域内青年间的交流互信。
三是需要加快建立区域性国际人文交流中心。发挥海南自由贸易港更加开放的人才和停居留政策优势，全方位开展与东盟各国的人文交流活动，构建官民并举、多方参与的人文交流机制。同时，依托博鳌亚洲论坛等重要平台，围绕南海务实合作开展高端对话和共同研究，推动与周边国家拓展海洋科技合作、环境保护及防灾减灾等方面的国际合作。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中国适应国际国内情况变化所采取的一个重大战略举措。这个过程中，海南自由贸易港居于何种定位？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大背景下，海南应如何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交汇点，实现高水平的开放？海南自由贸易港应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枢纽，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交汇点。在海南建立面向东盟的区域大市场。
一是海南可以通过迅速建立旅游市场、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实现与东盟合作的重要突破。在旅游市场方面，疫情之后东盟对中国旅游大市场的需求很大。在商品市场方面，海南可以建立面向国内消费者的燕窝交易市场。目前，燕窝主要产自东南亚，年交易额达到1000亿元。在要素市场方面，预计未来诸多产权、碳汇以及包括个人财富跨境管理在内的金融市场能够在海南先做起来。综上所述，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首要任务就是实现与东盟市场的连接。
二是海南自由贸易港与东盟市场连接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这是发挥海南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进而打造面向太平洋、印度洋重要开放门户的一个突破口和一项关键之举。中央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战略目标就是把海南打造成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和重要开放门户。这个门户主要面向东盟开放，海南应该在这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三是从现实来说，服务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旅游消费。中央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中要求海南成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未来，随着奢侈品市场、免税品市场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到海南旅游消费。海南应该与香港合作，实现免税品市场的连接，这不仅有利于丰富海南免税品市场的产品，还能够促进海南逐步建立起以消费者保护为核心的免税品市场服务体系。
四是海南应对标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实践证明，越高水平的开放越有竞争力。什么是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笔者认为就是要推进制度型开放，是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对接，并以此带动改革全面深化。
五是海南应推进制度集成创新。这不仅要求在某些运行机制上创新，更重要的是要在建立高效的行政体制、专业高效的立法体制、高效权威的司法体制方面实现重大突破，大大提升海南国际化、法治化水平。
六是海南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尤其在以加强服务体系为重点改善营商环境方面面临很多新的课题。
七是海南需要各类专业人才、管理人才。一方面，要加大培训力度；另一方面，要引进国际化人才。未来，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前景广阔，海南已成为创新创业的热土，希望每一位青年投身于这片热土，贡献自己的价值。
面对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我国主动开放、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成为国际社会关注我国主动扩大开放的重点之一。海南地处RCEP中心位置，也是我国面向东盟的最前沿。依托区位优势，做好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与RCEP的叠加集成，使海南自由贸易港在中国与东盟的市场联通、产业融合、规则衔接、要素配置中发挥枢纽作用，成为两个市场的重要交汇点，这是大变局下将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重要开放门户”的重要抓手。海南只有抓住RCEP正式生效的重大机遇，在服务大局、把握大势中推进更高水平开放，才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扮演好特殊的战略角色，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海南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