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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学具有特殊性与理论价值，对中西文学理论进行比较，能够使人更好地把握中西文学的特点，进而有助于文学理论的发展。中西方文学理论差异主要表现在文学观念的差异、文艺价值观的差异与形态的差异。
从文学观念来看，西方传统文学观念重视模仿与再现，而中国文学观念则更重视表现与抒情。
“模仿说”是西方重要的理论，由亚里士多德提出，他重视文学和理论的关系，认为文学是对现实的模仿；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达·芬奇等提出了“镜子说”，认为艺术就是现实的镜子。18世纪末，“模仿说”是西方文论的中心；19世纪，“模仿说”再次成为主流文论。“模仿说”深深影响着西方的文学观念，“模仿说”中重模仿与再现的特点也正是西方传统文学观念的特点。
我国古代文论重视表现与抒情。春秋时期，我国便有“诗言志”的说法，认为文学就是用来表述自身感情、思想的；汉《毛诗序》提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是对“诗言志”的进一步阐述。魏晋时期，陆机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讨论了文学与抒情的关系；南北朝时期，刘勰提出“情者文之经”，把抒情看作文学的特征；清朝时期，袁枚提出“且夫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情”。由此可见，重视抒情和表现是我国文论的重要特点。
表现、模仿分别是中西方文论的特点和基础，以表现和模仿为出发点，中西方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体系。从艺术实践的实际情况来看，表现和模仿两者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彼此渗透、补充的，因为文学作品在对世界进行模仿时，作者对现实世界的情感态度也必然会表达出来，作者在表达自身情感时，必然会对客观世界进行再现。
在文艺价值观上，西方文论重视文学的审美功能，中国文论则注重文学的教化功能。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学习就是为了“净化”自我，获得“精神享受”；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出了“寓教于乐”，认为文艺的审美娱乐价值最重要，其次才是教育价值；康德和黑格尔提倡审美的无功利性，认为人在审美时，只要有了功利性，就会有偏爱，也就不是纯粹的审美了；席勒、歌德、雪莱、爱默生等都对文学的审美性质进行了探索；王尔德等发扬了文学即审美的观念。由此，文学的审美功能成了西方文学理论的主流价值观。
在先秦时期，孔子提出了“兴观群怨”，认为文学的价值是其具有教化作用，文学就是为政治与伦理服务的；汉《毛诗序》提出文学作品要“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歌创作要“发乎情、止乎礼”；之后刘勰、韩愈等提出了“文以载道”“文以明道”，认为文学就是传播儒家“道”的手段，重视文学的教化目的；顾炎武提到，“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日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同样也涉及文学的教化作用。由此可见，文学的教化作用是中国文学理论的主流价值观。
总体来说，中西方文论一个重视教化，一个重视审美，但是其差异并不是绝对的，中国的文学理论中也有审美的观念，西方的文学理论中也有教化的因素，只是西方更侧重审美价值观，中方更侧重伦理价值观。
就形态而言，西方文论倾向理论形态，思辨色彩更突出；我国古代文论倾向经验形态，特点是具有直观性、经验性。
西方文论属于理性思维，要表现某种文学观念时，常常会借助一系列的文学理论范畴，或者由许多文学理论范畴组成一系列的命题。例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体系严谨、逻辑严密、分析透彻，具有理论思辨的特点；康德的《批判力批判》、黑格尔的《美学》也具有哲学的思辨性。
中国古代文论多是直观的感悟，文学理论大都是学者对文学创作与文学阅读的经验的总结，多是即兴的，并没有深刻的理论分析；同时，中国文学理论在形式上常是用诗、意象等来表达的，如《诗品》《文赋》《人间词话》等，都是作者对文学作品的感受与体会，是作者感悟式的批评。中国文学理论中常会用到神韵、气象、滋味等词，这些都不是具体的概念，而是人对美感经验的把握，是只可意会而无法言传的。